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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旧事——以《东吴大学北京校友会会讯》为材料（三）

2021-10-05 13:0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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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专业的缘故，我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校友更为关注。出版于2007年7月7日的《会讯》第33、34期合刊辟有《东吴英才》栏目，十篇文章里法学院占了半壁江山：杨兆龙、端木恺、高文彬、杨寿林和《元照英美法词典》，其中高文彬和杨寿林是东京审判的亲历者。 东吴旧事——以《东吴大学北京校友会会讯》为材料（三）
《会讯》封面
关于高文彬先生，我曾数次拜访——包括前年11月的拜访，也撰有访问和研读笔记（详见本博旧文），在此不赘。本文集中讨论杨寿林先生。
原文题为《亲历东京大审判的苏州人杨寿林、孙美成
》，署名“管有明、仲鑫”，原载《城市商报》2006年8月第1679期。因其历史意义，被收入我收藏的《东吴春秋•东吴大学建校百十周年纪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 东吴旧事——以《东吴大学北京校友会会讯》为材料（三）
书影
原文写道：
家住苏州市彩香二村的孙美成老人今年85岁，和其他八旬老人不同的是，她和她的丈夫杨寿林作为苏州人，亲历了当年全世界瞩目的东京大审判。她的丈夫后来还作为法官，在后期参与了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孙美成是在审判后期赶赴东京与丈夫相聚的。那段日子，他们见证了东京大审判。记者来到老人的家中，老人看起来精神很好，也很健谈。老人对于那个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仍记忆犹新。
相恋时正值东京大审判
孙美成比丈夫杨寿林小12岁，两人都曾在东吴大学读过书。出生于1911年的杨寿林，自小聪明过人而且成绩优秀，年轻时在苏州城里就小有名气。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上海一家公司，在公司法律部工作。同时，他又到东吴法学院读书，毕业后担任了这家公司的法律部主任。孙美成的父亲是原东吴大学附中校长，而杨寿林有位朋友正好是这位孙校长的学生，他觉得杨寿林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在1946年的时候，找了个机会把他介绍给了恩师的爱女。
这时，杨寿林已经作为中国法官梅汝璈的秘书，开始参与东京大审判。此后的日子，他们每个星期都会通一次信。1947年初，杨寿林来苏与孙美成举办了婚礼。因为他还要去东京国际法庭工作，当时连新房都没有布置，而且他把蜜月改成了“蜜周”，仅仅在苏州、上海住了一个星期，就一个人直赴东京。
见证那段特殊的日子
1947年下半年，杨寿林为孙美成办好了所有的证件，并请人陪着她来到东京。此时，孙美成才有机会了解丈夫当时的工作。
当时代表中国参与审判的法官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汝璈，他的秘书原来是杨寿林在东吴大学的同学方福枢。1946年7月前后，方福枢因病不能继续工作，急需回国治疗。于是由他推荐，经梅汝璈同意，邀请杨寿林任秘书。接到梅汝璈的要求后，杨寿林毫不犹豫地辞去工作，于1946年9月18日飞往东京，他和随后赶去的妻子也成了唯一一对见证东京大审判的苏州夫妇……
回国后双双教书育人
1949年年初，杨寿林与与孙美成一起回国，并在上海定居下来。因为不习惯上海的生活，孙美成不久回到了苏州，而杨寿林则继续留在上海。
对于他们来说，1949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不仅他们结束了在东京的工作，这一年也是全国解放的时间，他们唯一的女儿也于这一年的11月出生。解放后，杨寿林一直在上海工作，先后在东吴法学院和复旦大学教授国际法，后来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英文系任教。而孙美成一直在苏州工作，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苏州市第十七中学等学校任教，女儿也跟着母亲在苏州生活。他们夫妻俩一直在教书。每到寒暑假，他们一家人才能长时间相聚。而更多的时候，杨寿林因为放心不下分居异地的妻女，不停地在上海和苏州两地来回奔波。
1986年1月，杨寿林把他当年留下的140多张关于东京大审判内容的照片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当年2月，中国革命博物馆把翻印好的照片装印成精装册回赠给杨寿林。1992年，杨寿林去世。而孙美成至今一直完好地保存着那两套记录着历史的相片册。她说，这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他们早期共同生活的见证。当记者走迸孙美成老人家中时，她又把这些保存完好的“宝贝”拿了出来。
引文为我们留存了历史记忆。
杨寿林生前也曾接受过采访，刊载于1985年的《文汇报》上，题为《一册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纪录——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秘书杨寿林追忆审判情景》，署名“周传安、许耕予”。其文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由中国等11个国家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
日前，我们访问了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秘书杨寿休。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追忆往事，激动地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不容篡改。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竟然把‘侵略’改为‘进入’，妄图抹煞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了东京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已为国际法庭认定。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
杨寿林现在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他36岁那年，怀着清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强烈愿望，前往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秘书。他的身边如今还保留着一本当年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照相簿。相册中收集了141张照片，大都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时拍摄的。杨寿林打开照相簿，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照片是：《国际法庭全景》。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整个法庭气氛严肃，座无虚席。我们从杨寿林的谈话中得知，在世界历史上，组成国际法庭审判战犯，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次。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在审判期间，共开庭818次，审判记录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这一切，充分证明，世界上公认日本军国主义犯下了侵略罪。杨寿林说，“进入”之说也不是文部省的新发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对“进入”之说就有过揭露。战犯大川周明就曾叫嚷：“满洲”必须脱离中国而由日本统治。陆军当局也宣称：“‘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进入‘满洲’。”他们正是在这“进入”之说的烟幕下，实施了对中国武装侵略的罪恶计划，是历史的罪人，必定要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相册中那张《被告等被押到庭》的照片，摄下了那些当初不可一世、罪恶滔天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尴尬嘴脸。他们中间，有的耷拉着脑袋，有的歪扭着脖子，有的龇牙咧嘴……真是一幅绝妙的群丑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的被告有28名。这本相册上留下了他们一个个魔影。这28名战犯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荒木贞夫、平沼骐一郎、重光葵、木户幸一、大岛浩、东乡茂德、桥本欣五郎、岛田繁太郎、贺屋兴宣、南次郎，梅津美治郎、畑俊六、小矶国昭、星野直树、铃本贞一、佐滕贤了、冈敬纯、白鸟敏夫、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大川周明，其中被告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因病死亡，大川周明因发神经病中止审理，实际被审的有25人。
……
……我们不由自主地从这位老人手里拿过相册翻阅起来，视线不约而同地停留在松井石根的相片上。
“这不就是那个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战犯松井石根吗？”
“不错，就是他。”杨寿林说，“这个松井当时还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
提起松井，我们不禁想起了1937年日本报纸上刊登过日本侵略军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新闻。我们知道，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我国有30万同胞惨遭杀害，有的被枪杀，有的遭刀砍，有的被活埋。“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伍长德以证人身份，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控诉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在庄严的法庭上，伍长德发出了“强烈要求严惩战争犯”的呼声。杨寿林告诉我们，“经过法庭审理，关于南京大屠杀在判决书中作了详细的记载：这一血写的事实决不是日本文部省编造的谎言掩盖得了的。”
杨寿林向我们说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第二部第五章就是《日本的对华侵略》，第八章《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暴行）》中也认定了日军在抚顺、南京、广州、汉口等地犯下的罪行——
“1932年9月16日……日军到达了抚顺附近的平顶山、千金堡和李家沟……日军在各村庄令村中居民沿着沟渠集合，强迫他们跪下，于是将这些非战斗员的男女小孩，用机关枪打死。凡没有被机关枪扫射死的人，立即被刺刀刺死……”
“……在日方占领南京市的最初两三天内的期间，至少有12000人的非战斗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害了……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左右的强奸事件……”
“……”
杨寿林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给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总是想逃避他们的罪责，并且蒙蔽广大日本人民。日本陆军大臣曾颁布命令，严禁从中国归国的日本军人把日军残害中国和平居民和战俘的种种罪行的消息泄漏出去。日本政府投降后，他们已焚毁了大批罪证，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国际法庭通过大量的工作，掌握了大量的人证物证。我亲自听到400多个证人的证言，看到过4000多件文件证据和700多件书面证言，有许多是从日本参谋本部和其他官方机构搜获到的机密文件。
经过长达二年半的审判，法庭确认被告们都有罪。判决书确认，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是以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为目的，从1931年开始的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进行侵略战争的阴谋是最高限度的犯罪；判决书还确认，日军的暴行是有组织的，而且是按照上级命令实行的。国际法庭于1948年11月4日开始宣判：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绞刑；东乡茂德20年徒刑；重光葵7年徒刑；其余16人判处无期徒刑。1948年12月22日深夜，东条等七名被判处死刑的战犯在东京鸭巢监狱内被押上了绞刑架，执行绞刑……
杨寿林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另一个战场上的“抗日英雄”！ 东吴旧事——以《东吴大学北京校友会会讯》为材料（三）
杨寿林先生，借自《法学家杨寿林在月村的岁月》（文 沈琦华；图 蔡瑾），载《新民晚报》2020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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