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花本非平常事
2013-04-01 14:30阅读：
引言：做一件衣服是很复杂，但一朵小小印花的复杂程度，其实更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想象。一朵拇指大小的印花，它经过的流水线工序就可能超过了十五道——这还不算之后的冷热洗、压力机之类的质检程序。还有那些看不到的因素——印花厂的专有技术，价值百万的机器，百条自动、手动的生产线，以及最重要的人力培训——可谓是谁知衫上花，朵朵皆辛苦。
【一株从蛮荒运到文明世界的花】
罗兰·巴特曾指出：“衣着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它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语言。”意即，一个人的衣着就是一个符号系统，用不声不语的方式阐述着他的个人语言。而在这套语言系统之中，无疑，印花是最直接、最炽烈、最具感染力的感叹号。
在越原始的社会当中，作为语言符号的印花就越是重要。在非洲，许多事情不是用文字或语言来表达的，而是通过表面的服饰来传达——甚至将身体作为服饰，在上面纹身或涂色来作为美观及部落、教派区别。因此，通过一位妇女的服饰花样能判断她目前的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她心中的愿景。而一位酋长不管走到哪里，都能通过显示其衣着图案、纹身以获尊敬。反过来说，古日耳曼人则是通过衣着图案来限制社会等级——规定小丑、妓女、侩子手等下等人必须穿着条纹服装——
因其认为条纹不“纯洁”，是“杂种”的代名词。
在印花的发源地，它往往经历了一个被赋予意义的过程。我们常能在现代社会看到阿散蒂（加纳近代文明）染织物的条带图样：它主要分两类，一类是皇室成员专用的染织物，称为“Asasia”。它多由红、黄、绿三色条带组成，其结构并非随意排列，而是精心设计，一眼辨出，每一种组合都有一个名称；另一类是由棉和少量丝织成的大众面料“Nsaduaso”。不仅种类繁多，每一种更有独一无二的名字，诸如“我一分钱也没有”、“在偏僻的十字路口要栓牢牲畜”、“安沃莫植物的根”、“蚊子能飞过大海吗”、“活捉一只豹”和“国家爱亚爱”。它的名字各有典故，“活捉一只豹”是因阿散蒂民众应当时国王的指示，成功活捉了一只豹，而为此纪念；“国家爱亚爱”，则是因为亚爱是阿散蒂国王的女儿，人们为表喜爱，设计了这样一款染织物。它现在往往被用于衬衫条纹或地毯织物，但人们完全不会从这些条带花样中联想到它的“名字”。
18世纪下半叶才兴起工业革命，但早在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就已用贸易手段不断地从非洲、波斯、印度等第三世界舶来宝藏。很难说这一过程道德与否，毋庸置疑的是，它是一把快刀，把舶来物统统“阉割”。置之于伦敦Liberty百货橱窗中的印花面料，都由创始人Arthur
Lasernby
Liberty游历东方带来，但如今，Liberty of
London已成意大利和英国高级面料的的代名词；而腰果纹同样是这样一个过程，它的发源地是波斯、中亚和印度泰米尔地区，但最后在西方，竟以苏格兰小镇之名“Paisley”命名。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的嬉皮士对神秘的印度文化无比意淫，作为两者间信物的腰果纹成了表达反叛精神的标志印花图案，以腰果纹作为品牌核心精神的时装品牌Etro既源于此。1968年，意大利嬉皮士Gimmo
Etro以自己收藏的150件生产自19世纪的腰果纹披肩起家，搭工业革命的快车，迅速将这一意象向外发散出去。
但是，在被切断了原有连接之后，印花还具有完整语言符号的特征吗？尤其是当Andy
Warhol利用丝网印刷将之大量复制：“我将以个人名义推出下列任何一类产品：时装，香烟、胶纸、唱片、任何东西、电影及器材、食物、氮气、鞭子、钱！”波普艺术体系的吞噬性完全冲断了印花图案原有的基因脉络。从衣服到打火机上，千篇一律的印花图案就像一个说了一遍又一遍的老笑话。
如果说，印花图案在原始的非洲部落是独一无二的感叹号，那么到了文明社会，它就因为随处可见，成了一串省略号。尽管Givenchy设计师Riccardo
Tisci在用新兴的数码印花，将宗教元素移植到时装上，但真的会比非洲几根条带织成的染织物更有感染力吗？
【大而无当】亿宝力印花厂
古代的印花技术就已十分发达，从最简单的直接印花、到防染印花、轧染、蜡染及扎结染色等，但不论其技术或物料如何不同，其生产工序都是相同的——非连续性。以九世纪出现在埃及的蜡染为例，它利用白蜡、黄蜡等能起防染作用的物质先进行绘蜡、染色，再去蜡，使织物染出单色或复杂色彩的纹样。因它工序简单，材质多变，迅速传遍了非洲及中亚地区。但各个地区画用来防染的物质都不同，从蜂蜡、石蜡、松蜡乃至于淀粉、豆浆、黏土等，画图案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这都不是根本性改变。直到十七世纪末，英格兰人贝尔发明了滚筒印花机，这一技术真正从源头上革新了生产方式，它使印花生产达到连续化，从手动飞跃到了自动，使产量以几何倍数增长。在这之后，新的印花技术不断涌现，使生产工序就像橡皮泥人一样，被嗤啦一下拉得无比冗长。
如今，你可以听到中国的纺织印花厂老板这样调侃自己：“唉！只怪当初入错了行。同样做衣服，成衣厂只要车车线就能做出一件衣服；印个拇指大小的花，要学技术，还要培养人才，还要买机器，一台‘八爪鱼’（全自动丝网印花机）就要几百万，完了还得经过十几道工序。就是吃力不讨好！”
亿宝力印花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印花厂，常年在职员工800多人，厂房有6层楼高，每层都处理不同工序，印刷车间、洗水车间、制版车间等等，还不算员工宿舍等“军需处”。出货量也大，忙起来的时候产能全开，一个月可以出600万件；就算一般情况，也能维持一个月100万件的量。这样算算，一年就有2200万到2300万的量，而北京、上海全市的常住人口也不过这个数字。这就意味着，它一年可以让一整个市的人的衣服上都开出朵花。
如此产能的大厂，背后的老板却十分低调。第一次见到黄敬聪，他身着一件棉麻质地的白衬衫，一条简单的牛仔裤，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剃得干干净净的短头发，满面谦和，主动与你握手。
黄敬聪就生于广东中山，广东的生意人几乎都有写满故事的过去——不说大风大浪，至少也是几经波折。“小时候我们家附近都是一片农田，但收成不好，家家户户都穷到难以糊口的程度。”他说了一则事例。“那时候村里压根没有电，也没有灯。到了天黑，就是一片乌漆麻黑，家里人节约，到了夜里全家只能守着一根蜡烛，谁要上厕所了，拿去照路，然后等他回来后，再换别人拿蜡烛去上厕所。”
穷则思变。因此，当黄敬聪寻觅到一点点机会就会伸出双手抓牢它。14岁的时候，他听同村的小伙伴说，村里有人偷渡到了海对岸的澳门，那边简直是天堂，遍地是黄金，什么好吃的都有。尽管只是别人摆的一个龙门阵，但这个乌托邦深深扎进了他的脑海。14岁这年，他为偷渡到澳门，苦练游泳一年——今天依旧勤练不辍——15岁终于偷渡到澳门，但在这中间，他因偷渡被抓过三次。
到了澳门，尽管与他幻想的不同，但一切都与旧土地截然不同，充满了新鲜与辛酸。为生计，他什么工作都做过。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澳门，赌场正值发光发热之时，黄敬聪很幸运地受赏识，进了赌场做事。他犹记得在1982年，一个月就赚了27万的月薪，然后他很暴发户的砸下半个月的工资，把周身上下全部换成贵的东西（当时他根本不认识名牌）。在赌场里厮混的大哥都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形形色色的生意，当然不乏与之交好、照顾他的大哥，其中有一个在东南亚一带做货运贸易生意的，只要赢钱就一直打赏小费，因此关系特别好。直到一天，黄敬聪眼见他一个月在赌场里输了好几亿，在这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后来，认识一个做成衣的老乡，给Calvin
Klein代工，收获颇丰。他眼见“做服装也不难嘛”。于是狠下心，到另一个做印花的澳门朋友那去苦学技术。慢慢技术越学越精，他索性就招兵买马自己做，直到现在，整个厂里最懂技术的都是他本人，下面人有什么问题都跑来请教他，他苦笑：“每天都得待在厂里，一圈巡厂下来就都是问题，所以我根本脱不开身。”
从最开始租厂做印花，自两、三万件的量做起，直到2003年自己正式开厂做印花，十年下来，现在一个款就能做到十几万件。有趣的是，黄总说，他的印花厂早期到中期都一直没有业务员。都是有需求的品牌慕名而来。接单基本都透过制衣厂的穿针引线，将印花部分下发给印花厂。这完全不同于国外时装业工作流程。但反过来说，国内印花厂也没有足够资质。品牌客户大多被牢牢抓在成衣商的手里，他们有更多业务员、有广阔的各方资源来网罗、维持这些关系。印花厂尽管技术更繁，投资更钜，却仍处于生产链的下游。
从过去到现在，其客户也没有什么根本改变，多以国外品牌为主，如Abercrombie&Fitch、Juicy
Coutre。“第一，国外品牌算来料加工，可以办减免税。国内品牌的话还要交17%增值税。另外，国外品牌要求也比较低，反而是国内品牌对印花工艺要求高。”
但这都并不是最主要的，还有一点制约着国内品牌的发展速度。以美特斯邦威为例，产品一般都要提前一年开发，经历两到三次的开发过程。一个样版，印花厂一周时间可以出货，但品牌看样的流程却要硬生生耗去半年。如果在这期间Zara、H&M等快时尚品牌又引领起了新风潮，那就意味着又要推倒重来。这点岂能不为人诟病？
【庖丁解牛】溢成印花厂
相比亿宝利的规模，谢永南一手创办的溢成印花厂要小了一圈，厂房没有那么高，人数也只达三百多人，但已经算是广州市数一数二的大型印花厂。最关键的是，二者错位而行，亿宝利的工艺及客户均偏向运动风格，印花要求相对简单。而溢成的主要客户则是班尼路、美邦、Zara等，偏向休闲，这即意味着印花图案更多、更复杂。
但谢永南适合干这种有挑战的事，他对印刷技术的专研，本身就达到了狂热的着迷程度，在采访时，我提到了时下火热的数码印花。他立马表示：“丝网印刷的技术其实已经堪比数码印花的细腻度。”说着，他拿出一件印有人像的T恤衫，如画像一般精细。“但丝网印刷的颗粒始终比数码大，这是没办法改变的。我们也有两台数码印花机器，不过数码印花次品率高，速度慢，不稳定。我们一个月要产出50万件衣服，如果次品率是10%，那就要报废5万件衣服，谁能承受这种损失？”
这么多年的新技术，谢永南都看在眼里。他最初其实并不是服装业出身，而是做建筑的。1989年半路出家，一个在香港的老乡挑他上山，叫来一起做印花，做了两年。又换了一个老乡，各自投钱换股份，这一做就做了14年，到2003年终于自立门户。
“最早的印花很简单，什么技术都没有，就这么印上去。这15年里多了胶印、油墨等很多新技术。日本有很多新技术。”他最早的客户是Disney，印在品牌为Gild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