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米芾 芜湖县学记碑
2016-02-29 10:49阅读：
文献记载中关于《芜湖县学记》的内容，最早是它的文本出现在黄裳《演山集》中，而关于其书法和碑刻的记载初见于明代的文献中。本节论文将涉及“学记碑”的文本、拓片和碑刻，分别将它们的历史真实性搞清楚，厘清它们的关系，以期为考证现存石碑的真伪找到历史依据。
(一)关于《芜湖县学记》文本
《芜湖县学记》全文，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别集类八所收黄裳《演山集》卷十八中，全称“太平州芜湖学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演山集》六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黄装撰。裳字见仲，南平人。元丰五年进士第一。累官礼部尚书。……其集见矜陈振孙《书录解题》者六十卷。今此本卷目相符，盖犹宋时原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演山集》书名首见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直斋书录解题》为目录类书，《四库全书》史部收录此书，提要云:
《直斋书录解题》，宋吴兴陈振孙撰。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各详其卷伙多少、撰人名氏，且为品题，故曰解题。
总目提要称“
今此本卷目相符，盖犹宋时原本”，可证明《学记》文是真实的，即不存在后人伪托的可能。至于现存“学记碑”碑文与黄裳原文的对应关系，参见本节下文第(四)部分。
(二)明清关于《芜湖县学记》书法版本与风格的记载
明清文献中所记《芜湖县学记》版本有三种:)l楷书本;2)行书本;3)“小字本”。多言书法，未涉及真伪问题。然而米芾墨迹上石的本子毕竟只有一个。现将上述三个本子依次介绍、分析如下:
1.楷书本: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同时提到“楷书本’，、“行书本”、“小字本”三个本子，卷七载:“芜湖县学记，米芾正书，熙宁元年”。又，《寰宇访碑录》卷八又提到“行书本”和“小字本”，(见下文2、3)。余其祯《中国碑文化》亦称:“米芾存世唯一楷书作品，故为宝重。”按，《芜湖县学记》碑为纪念芜湖学宫扩建而立，时间为崇宁年间，其时米芾无为军(1104一1105);而熙宁元年(1068)米芾年仅十八岁，尚未到过芜湖，疑是“崇宁”之误。其次，称“学记”为楷书，它处不见，也与现存石碑为行书不同。余氏《中国碑文化》所谓“楷书”，未明所据，或系沿用孙说。总之，楷书之说作为“孤证”，缺乏相关史料支持，不足为据。
2.行书本:此为明清文献中多数著录所提及，如《佩文斋书画谱》、《庚子销夏记》等。而在另一些学者的著述中虽未言及书体，但从他们对所见拓本书法的描述来看，应当是行书无疑。
关于“学记”书法的最早记录，见于明万历间举人赵崛的《石墨镌华》卷六“宋米芾芜湖县学记”条，其对王世贞的一段跋语持怀疑态度，云:
米颠大言，于书家少所许可，而自作此札，侧笔纵笔虽极雄杰，不免粗疏，王元美乃称其有千金碟硬过都历块之气，恐未敢信也。
王元美即是王世贞。查《弃州四部稿》，并未见对米书“学记”的任何记载。但是《弃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六有对“天马赋”的跋语:
米南宫《天马赋》。庚午春，马生致米元章墨刻《天马赋》，笔势雄强超逸，真有千金碟硬过都历块之气。赋语则不受街啮膝生秃驹耳，徐元玉后题一诗颇致代兴意，未敢尽许也。
赵氏所引，当出于此条，而王世贞所评并非“学记”。但这是目前所见关于“学记”书法的较早的记述。同为明人的盛时泰和安世凤两人则对“学记”书法持积极的评价。盛时泰的《苍润轩碑跋》“芜湖县学记”条云:
此碑在米书中最为瑰玮。吾乡严子寅酷爱南宫书，每日临千百字，敝则更易一帖。此本不知是第几次装者，今归元白，余得厌观之遂书以记。
安世凤在他的《墨林快事》中评论米书并兼及“芜湖县学记”书法:
米老书所贵独炼自己精神，全不依傍门户，即其梦寐古法头目奉之，要不过以薪炭，其丹先已在炉中，不借他分毫也。贵亦在此，累亦在此，奇形怪貌居之不疑。所云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令人乍见而怪，再见而习，三见而渐亲就之。以为函盖世间，自有此一种形貌无足怖悸而已。此学记字字有体势，亦鲜败笔，又米书中之可贵者。
清代的记录较多，如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七记米书“芜湖学记”云:
芜湖学记，黄裘幕文，米芾书，字法道劲而韶秀。余旧有未断本，兵乱失去。今虽稍剥，然大胜《龙井方圆庵》诸刻。
从前面所引可以看出，赵、盛、安三人所见都是拓本，但不知他们所见是否为同一版本，是宋拓还是明拓抑或翻刻本;而孙氏至少见过两种版本(未断本、断后本)，甚至亲见原石，故而评价略有出入。赵氏称其“虽雄杰不免粗疏”，盛氏评“米书中最为瑰玮”，安氏评其“字字有体势亦鲜败笔，又米书中之可贵者”，孙承泽更是肯定其“字法遒劲而韶秀”，“虽稍剥”而“大胜龙井方圆庵诸刻”，这可能由于各人的审美趣尚不同所致，也可能是所见拓本有别之故，但都对“学记”书法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3.“小字本”: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八云:
芜湖县学记，黄裳撰，米芾行书……。又，小字本，明万历间摹本.何悼《庚子销夏记校本》“芜湖县学记”条亦云;“……此碑亦有大小二本”。此“小字本”就是“万历间摹本”，孙氏已明言之。《芜湖县志》载“万历间榷使王演畴集米字小行书刻于碑侧。”据此，所谓“小字本”实乃明人米芾小字行书集摩刊刻，并非米芾亲笔所书的“学记碑”。
可以推断，“楷书本”和“小字本”均非米芾所书，为伪作;“行书本”较可靠，应是明清诸家习见的版本，书法也与米芾晚年同时期作品风格相近。
(三)文献中关于《芜湖县学记》碑保存状况的记载
明代没有人对原石自然状况进行描述，未提及“学记碑”的保存情况(本文为方便叙述，凡指“学记”碑刻的用“学记碑”，未明言石刻的继续用“学记勺。直到清代，碑学兴盛，始见有对“学记碑”的形制、书体、保存情况等方面的更为详尽记载。
首次明确对“学记碑”的自然状况进行描述的是王赦，见其《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三:
芜湖县学记，碑高八尺二寸六分，广五尺一寸四分，二十一行，每行字数不等，行书。在芜湖。
清朝安徽径县人赵绍祖撰《安徽金石略》卷五云:
宋《芜湖县新学记》，崇宁元年，黄裘撰，在芜湖，存。
《芜湖县志》云:米芾行书，在学宫殿左，剥蚀过半。明万历间榷使王演畴集米芾小行书于碑侧。
赵绍祖，字绳伯，号琴士，道光初举孝廉方正，不赴。主讲池州秀山、太平草螺二书院。《安徽金石略》刊于道光十四年(1835)。赵绍祖所云“芜湖县志”当是“乾隆本”或“嘉庆本”，民国重修《芜湖县志》关于“学记碑”的情况与之基本相同。
现代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第一百六十二页载:
宋芜湖县学记，行书。二十一行，行四、五、六字不等。
黄裘撰，米芾书，张士亨摹刻。
崇宁三年
碑在安徽芜湖县学
见清初拓本，首行“平”、“州”、“芜”三字完好。又末一、二行上不缺。又末行“天子有望”，“天子有”三字完好。末二行“朝廷乐育”，“朝廷乐”三字可见。又下截字多清晰。近拓下截字漫患。有翻刻本。
张彦生(1900一?)，《善本碑帖录》成稿于1979年(据张氏序言“张彦生识于一九七九年春，时年七十九”)，初版于1984年，而原芜湖学宫旧址1949年就改为市立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后又几经沿革，1972年后辟为市第十二中学，故可断定张氏未能对“学记”碑保存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其所睹乃“清初拓本”及“近拓”，也许还见过“翻刻本”。既云“近拓”，说明原石“近”时尚在。
诸家对存于芜湖的“学记碑”面貌的描述基本相同。《金石萃编》所记“碑高八尺二寸六分，广五尺一寸四分”与“学记碑”简介“碑高2.62米，宽1.24米”略有出入，不知王犯是否曾亲自丈量过此碑，而“简介”所说的尺寸应该是较准确的。现碑边缘剥蚀较重，左边嵌入墙壁，下部有一部分深入地表以下，自然损耗也比较明显，故误差实所难免。又张彦生见过“清初拓本”及“近拓”(1979年之前)，“近拓”又较“清初拓本”剥蚀严重。明万历间所刻的碑侧米字小行书民国时已不存，重修于民国八年的《芜湖县志》卷三十八有记载:“明万历间榷使王演畴集米芾小行书刻于碑侧，清教谕宁鸣玉作厦覆之，今仍遵旧制，唯碑侧小行书无存。”此可能正是后人以为“学记碑”不存于世的原因之一。现碑左侧嵌入墙壁，右侧被水泥覆盖，不知是否始于民初。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文献中关于“学记碑”的记载，基本传承有序，其中并无关于此碑毁坏、失传的记录。直到当代才出现对其存亡与否的模糊记载，以至于出现认为今存于芜湖者为后人摹刻的说法。第二，诸家对“学记碑”的记载基本可以反映出此碑的流传有序，文献所载很可能就是宋代原石。第三，“学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