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梅：《父亲的桥》
2015-05-21 09:58阅读：
2014-01-02 16:44:00
来源： 新华网山东频道http://www.sd.xinhuanet.com/wxpd/wxpd/2014-01/02/c_118685475.htm
父亲的桥
文/王秀梅
1
父亲最后一次离开我们家的那一天，是在二十年之前。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天闷热的天气：一场雨将落未落，夏季的热风徐缓地铺打着窗扇。时间是正午，我们全家人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有一条硕大的鱼，被我们非常精细地吃掉，余下一根白里透乌的鱼骨，像齿牙破损的梳子。若非父亲，我们很难吃到那么大的鱼：都知道，母亲是一把过日子的好手。
我们打着饱嗝。除了父亲。母亲很快就否定了那条硕鱼，原因是，一根细刺滞留在她喉腔里。她吭吭地咳着，伸长了脖颈，喉部的皮肉一紧一紧，努力查找那根鱼刺的位置。父亲从盘子里拿起半张油饼，撕掉一块，递给母亲：
嚼得粗粝一点，大口吞咽，把它裹挟下去。
二十年前，父亲已经是一名技术过硬的铁路桥涵工程师了，这就是他的语言风格：词汇丰富、铿锵坚硬，散发着混凝土的气息。母亲把那块油饼潦草地嚼了两下，用口腔团成一个粗粝的饭团，大力往下吞咽。她噎出了眼泪花儿。后来，父亲又吩咐我：
去弄醋。一碗。
我去厨房找到醋瓶子，像父亲说的那样，倒了一大碗。母亲哽着嗓音斥骂我要把她酸死。但她还是痛苦地喝掉大半碗。最后，父亲吩咐我去找手电筒——父亲一直坐在餐桌旁他那把椅子上，吩咐我干这干那。他对我们的家异常陌生，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东西。我找来手电筒，父亲严肃地把椅子往母亲跟前挪近几尺，让她尽可能地张大嘴巴。我听到母亲腮骨骤然张大发出的咔吧声，伴随着那声音，她的口腔完全放开了。手电筒的光柱照着她白厚的舌苔、鲜红的喉咙。父亲忙碌了一阵，皱着眉，结束了他的尝试，转而征询母亲，要不要到医院去：
医生有办法。他们有专用工具——高瓦数灯、长镊子。
父亲重重地把手电筒放在餐桌上，手电筒骨碌碌滚动。父亲和母亲都盯着它，直到它轧到一块西瓜皮上，停住不动了。母亲喉部再次紧缩几下，试了试，说：
没那么疼了。观察观察再说。说不定明天就好了。再说，哪有时间去医院？下午还有大事要办。买什么不好？昂？非要买鱼吗？
母亲大力端起盛鱼的盘子，把那根鱼骨倒进垃圾桶。接着，他们就去办那件重大的事，留下我和姐姐在家里洗碗。直到下午，我和姐姐才知道，那餐丰盛的午饭，包含着无尽的寓意。
为那一刻，他们做了诸多准备：父亲千里迢迢从远方归来，乘坐一列不停怒吼的火车。父亲为数不多的每次远归，都不厌其烦地对我描绘有关火车的一切——原野、飞驰、轰鸣、吼叫、震颤。他希望我长大后也做和火车有关的工作，那样才配得上男人这个性别。对他的这种教诲，母亲深恶痛绝，每每粗暴干涉，使我们的交谈转入鬼鬼祟祟……母亲一早起床就擦拭厨房，用去污粉和洗洁精，把陈年的污暗油迹一扫而光。婚后漫长的琐碎生活，使母亲掌握了一手高超的统筹方法学。任何一件家务活，她都能迅速罗列甲乙丙几种流程——哪种节省时间，哪种窝工——判断迅速，落实准确。母亲当时在一家轴承厂上班，多少年了，还只是普通车工。我总是为她鸣不平，认为以她的能力，完全够格当上车间主任——工业化生产离开统筹学，几乎不可想象。那天早上，母亲把厨房擦拭得焕然一新，穿插醒发了一块大大的面团用以做油饼、烧好两暖瓶开水、择好洗净了十几样菜。父亲在中午之前敲响家门，手里提着那条硕鱼。母亲基本上把饭菜都做齐了，油饼刚出锅，撒了芝麻，泛着油香。但我们更钟情于父亲下火车后在一家水产市场带回的硕鱼。母亲看着那条鱼，想不出除了下锅做掉，还有别的什么处置方式，只好重新热锅炖鱼。
那天，天气闷热，雨一直将落未落。热风缓慢地铺打着窗扇。父亲和母亲干完大事回来后，家里气氛异常诡异：父亲更为严肃，母亲显得有点亢奋。她走来走去，最后站在窗前观察天气。接着她发现有一扇纱窗出现了问题，就回头吩咐父亲：
修好它。否则，苍蝇蚊子都会一股脑飞进来。
父亲也走到窗户前，审视那面纱窗。母亲给他找来钳子螺丝刀等一应工具；父亲把纱窗卸掉，铺在地上，想法把纱网钻出来的一只角重新塞进铝合金窗框里。他们那时看起来夫唱妇随、心心相印——我和姐姐都想不到纱窗修好后，母亲向我们宣布：我们离婚了。
干净利索，毫不拖泥带水。政府办事效率越来越高了。父亲说。他形容离婚的话，都带着钢筋混凝土的气息。
母亲持续着她反常的亢奋，走来走去，无一刻安歇。姐姐忽然把头趴在茶几上，悲痛不已地哭泣起来。她原是坐在沙发上的，这样一来，臀部高高耸起，腰垮塌下去，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她那时候正处在热恋之中，一个教地理的初中老师对她殷勤备至——他们已经偷偷亲过嘴，正准备谈婚论嫁。我很同情在她这么甜蜜的人生阶段，出现这么一段不幸的篇章。
那天，他们很简短地宣布了这件大事：母亲用五个字来宣布；父亲赞扬政府的办事效率，助她一臂之力。我和姐姐觉得还该有些必要的解释和表达，可惜没有。他们合伙检查了家里所有的纱窗，确信不会有苍蝇和蚊子通过那个渠道飞进来。那栋房子是我们新分的，以父亲的名义，从他的单位分到的——这使我怀疑，他们离婚的念头由来已久，只是一直在等待这套房子得以落实。我们不能没有房子，这个共识，是我们全家多年挤住在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里形成的。那小屋是我父亲单位一个下级单位的车间宿舍。单身职工没有分房资格，因此，他们为了分到这套房子，付出了何等的耐心。
天气持久地闷热着，从我们家可以清晰地听到邻居对天气的议论。我们家住一楼，他们就在我们窗外不远的树下玩扑克牌。那是一棵大槐树，针叶婆娑的树冠制造出一块恰到好处的树荫，刚好保证六个人玩够级，旁边再站上四五个围观者——或再多上四五个——不被晒着。还没落败的粉白色的槐花，散发出最后的香气，掩盖了他们的汗臭和脚臭。父亲和母亲大约是担心离婚的话被玩扑克的人听到，所以才如此简略。之后再也无事可做，我们倾听着姐姐的抽噎，没有人去安抚她。窗外的人们开始预言雨会在什么时候下，父亲得以酝酿他的离开。
母亲又一次从父亲跟前经过的时候，父亲翕动鼻翼，做出离开的决定。我也闻到了一股雪花膏的气味——母亲到卧室里去了一阵，原来是往脸上涂抹雪花膏；这个举动含有向父亲献媚的意味，或者是她想给他留下芬芳一点的记忆。父亲打了一个喷嚏，表示对那气味的敏感。他嗡着声音说：
要下雨了。二十八号桥墩……雨量达到警戒线……需要密切注意。
这些足够唬人的专业术语，只是换来母亲的轻蔑一哼。我对母亲的态度多少有些不满：二十八号！这说明，那条壮观的大桥至少有二十八根桥墩！
父亲一下就洞悉了我的惊叹，说：
你……明年考大学，要选择一个工程类院校。
然后，父亲如释重负地站起身，到电视机旁边提起他那只旅行包，环顾我们——实际上是在环顾房子，说：
房子不错。框架结实，承重墙钢筋分量合格——大约能抗六级地震。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他这样说，仿佛房子是他修建的。其实，他只是一个桥涵工程师。但反过来想，修桥和盖房都是建筑方面的事，应该有共通之处。况且，他回家之后总是在墙上敲敲打打的动作，还是相当专业的。起码在我们看来是那样。
父亲站在门口，最后环顾这个婚姻的纪念品，然后体贴地替我们关上了防盗门。
都不用送，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他说。
在他关上防盗门之前，母亲尖利地喊叫了一声：
再见！缪一二！
缪一二就是我的父亲。二十年前他轻轻关闭那扇防盗门时，清晰听到了我母亲的尖叫；那里面包含着无尽的爱意和怒意，都足以催促他快速掠过大槐树下那堆玩扑克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我在那扇修好的纱窗后面目睹他急匆匆的背影：它肩胛耸动，几欲凌空飞翔……
母亲的那句临别赠言，在当年就蒙上了预言的光辉——她应该说“永不再见”，而不是“再见”。二十年来，我每每想起缪一二，总是诡异地伴随着母亲的那声嚎叫。事实证明它果真是一个谶语：我的父亲缪一二的名字，再度从母亲口中吐出——他要回来了。
2
二十年里，母亲提到父亲的时候，通常使用与死亡有关的话语：吃饭噎死了吧；睡过去了吧；冻死了吧；热死了吧；逍遥死了吧；孤单死了吧；是不是成家了——那一定又生了孩子，累死了吧……
这些描述，是同她生活中某些具体时刻结合在一起的。关于父亲在这二十年里的生活情况，我们无从知晓：他在一个铁路工程局工作，一年中多数时间流连在外；上次一别，他索性不回这个城市了。他的工资由别人代领——那时候还没有统一使用工资卡。单位里发放的劳保用品、防暑降温用品，母亲拒绝再去领取。实际上，不能再使用那些肥皂毛巾、雨鞋雨衣，令她不适应了很久。接下来，工程局在两年之后搬到外地，于是，缪一二彻底不知所踪。
母亲对父亲的死亡描述最初没有目的，只是渴望发泄的一种虚构。接着，她习惯了这种虚构；久而久之，我们听她虚构的时候，每人都不同程度怀疑这样一种可能：他是不是真的……已经死去？母亲从轴承厂退休后的那些年，衰老的现实迫使她频繁想到这种可能。她比父亲小几岁，连她都退休了……到最后，我们默认了父亲的死亡。间或，我们会想到，他或许还没死去，早就在外省儿孙绕膝，忘掉故乡了。相较而言，母亲更愿意沉溺在死亡虚构里。
老天爷，缪一二终于回来了。我们准备接他的那天，他刚过六十五岁生日不久。这个年龄论及死亡还尚早，但无论如何已届晚年，母亲不必再虚构他的死亡方式——那别无选择，只有一种：死于在她注视之下的晚年。虽然我们被母亲告知：你们的父亲，缪一二，那个老东西……脑子出了点问题；但我们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他只不过有某种精神上的小问题，我们还没怎么听说有人死于精神病发。我姐甚至说：
没什么可怕的。每个活在宇宙中的现代人都程度不一地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咱们的父亲绝对不是个例。
母亲不理会这套时髦的议论，她的肢体和语言非常一致：怒恨中混杂着胜利者慷慨的忧戚。那个叛逃者，到老了还不是要回来！
我们全家去接父亲：母亲、姐姐和姐夫及他们的儿子、我和我妻子及我们的女儿。阵仗齐整，不可谓不隆重。母亲最为展扬，昂首阔步走在前面，像领头的母鸡，带着她的所有鸡娃。她的外孙一不小心跑到前面，被她不留情面地喝住，驱赶到身后去。父亲不久之后从火车上就看到了这一幕；他站在狭窄的车门口，瞠目结舌地体谅了母亲的显摆和傲慢。
我们无从知晓他们离婚的原由，但大抵知道跟一个京剧演员有关，那人是母亲师傅的西邻——后来证明他是一个标准的浮浪子弟，伤透了母亲的心。同时他也最大程度地败坏了母亲的婚姻。
母亲的师傅姓苏，据说现在孤身一人，住在一栋楼房高高的五楼上。她当年和京剧小生做邻居时的平房早已拆掉。因为老年不可避免的某些关节上的病症，她下楼时要紧紧地攀住栏杆，倒退而行。母亲每每提到这个，就担心她的苏师傅会一不小心摔下楼梯。想当年，那是多么健壮的一个女人！母亲从中年以后频繁进入回忆，常常以苏师傅作为入口。我们因此知道，苏师傅当年带了八个漂亮女徒弟，在小城闻名遐迩，风头不亚于红透小城的京剧团。那些回忆让母亲颇为自豪，有时她就一不小心说漏嘴……
当年，母亲可说是京剧小生的粉丝——虽然她极力否认。他们是否真的恋爱过，有过一些涉及身体方面的事实，还是京剧小生仅仅出于猎奇对她有过一些暧昧逗引，这无从考证。母亲当然极力想让我们听信她那一套，即她享受了一场狂热的追求。无论两者中哪个是真相，最后，母亲在极度失望、自杀未遂的情况下，草草嫁给了我们的父亲，这却是不容分辩的事实。我们的父亲跳进湖水里救上了她，然后一眼爱上了她；打听到她是轴承厂的，就辗转找到苏师傅做媒。
这就是他们离婚的原由：父亲爱上了母亲；然而母亲没出蜜月，就打算跟京剧小生私奔。据说还没人用结婚来报复京剧小生——这个浮浪子弟因此动过一刻心，就在那一刻的驱使之下，写给母亲一封信。结果是，我们的母亲在接到那封信并决绝地离家之后，京剧小生那冲动的一刻早已过去。母亲第二次投湖，被尾随而至的父亲再度救起。
维持母亲一生怒气的原因，是父亲对她的煎熬方式：既不离婚，也不原谅。父亲长久地待在工程队，奔赴所有需要架设铁路桥的原野。只在被别人极力规劝的时候，才勉为其难地回家看上几眼。有时春节期间也留在工地，充当一名保安——我后来相信，父亲之所以那样做，完全是因为他恐惧回家面对母亲。这促使他拼命工作，以至成为这个行当的拔尖分子。甚至他借此成功地实现了退休之后被返聘的目的。母亲对父亲的怒怨，随着时日绵延，而变得复杂难言。她等待父亲完成对自己的说服。他们矛盾地浪费着时光，甚至作为妥协的尝试，在生下我姐之后过上了好几年，又生下了我。到最后，有没有我父亲缪一二这个人，已经不重要了。分房那几天，是他们此生最为亲密的时光：他们彻夜不眠，估算着父亲能打一个占什么位置的分数、这分数能让他们分上几楼。他们为这些左右不了的事情焦虑和兴奋了足足两三天。
……
全世界最不可思议的老顽固回来了。母亲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瞧着她的战利品。凭长相，我们很难认出父亲，因此母亲独特的微笑和目光就尤为重要。我们顺着母亲独特的指引看向缪一二，各人准备着把正确的称呼说出口。父亲作为一个为铁路事业奉献大半生的高级工程师，在遥远的始发地被妥帖地送上列车，并受到列车长一路照看——这更多是鉴于他脑子里的那点问题——和送下火车。列车长把袖章有意无意地亮示给我们，高兴地卸下了这个包袱。我们一拥而上，怂恿两个孩子冲在前头——孩子有着无知的勇气。
爸——这个字从妻子的口中发出。这样的比对，越发封住了我的嘴巴，让我苦不堪言。我的姐夫，当初我姐学校的化学老师、如今的房地产商，叫得比我姐还亲。我姐也成功地称呼了我们的父亲。虽然她恨着他——由于他们的离婚，当年地理老师最终抛弃了我姐。好在化学老师飞快地替补了这个空缺，娶了陷于失恋中的我姐。我低下头，抢着拎起放在站台上的一只旅行包。它很像过去父亲远归携带的那一只。旅行包很轻，到家之后我们才知道原因：只有几个药瓶子装在里面。它们的治疗方向都针对父亲的大脑。
这么说，我们的父亲的确是脑子有点问题了。实际上，他一直是我们的观察对象，重点是我母亲的。当我们簇拥着他走在站台上的时候，母亲分别从左面、右面、后面端量过他。那是一个春季的午后，母亲手里很合时宜地提着一束花——是我妻子买的。她那人平素喜爱花哨。我们都没注意到鲜花是什么时候转到母亲手上的，父亲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场面过于热烈和凌乱。母亲显然也没注意到那花哨的东西，她倒提着它，几朵扶郎滑落下去，一下一下蹭擦着站台。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忽略了手里用以迎接的花束，只顾着把父亲的细枝末节尽收眼底。而我们只注意到他目光的些许呆滞。
咱们要把爸接到哪里？
妻子暗中用肘拐碰碰我，问道。
当然是家里了。我说。
家里的哪个地方？
我承认，妻子的问题的确是个问题。在此之前，我们都忽略了几个基本事实：一是我们的父母已经离婚了，是否适合住到一个家里；二是，我和妻子从婚后就跟母亲同住，我们占据其中一间卧室足足有十多年了。而我们这栋房子，只有两间卧室。我们的女儿缪妙九岁了，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她被迫跟自己的祖母共处一室；三是，我和妻子没有自己的房子，因此，我们不知道除了那间卧室，还能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供搬迁。这一切加起来，令我心里充满焦虑。
但我们很快走完了那条站台，一条像传送带似的扶梯很快把我们送入地下通道；拐个弯，另一条扶梯很快又把我们传送到出站口。姐夫的车停在车场离出站口最近的位置——为了显得隆重，同时免去一部分人打车的麻烦，他自己开一部车，从公司调来另一部加一名司机。我们挤坐进去：母亲和父亲分别坐进两部车里，母亲跟着我们一家三口。司机启动车子，亦步亦趋地跟在姐夫的车子后面。母亲抢先坐在副驾上，目不转睛盯着前车，像一位威风凛凛的女将军。妻子再次用肘拐碰了碰我，但我们都知道谈那个问题为时已晚。
我的焦虑在不久之后即得到了消除：母亲早有打算，那就是，把父亲安置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她找出整套卧具——床单、枕头、被褥，由我妻子帮忙铺好。这套崭新的卧具说明，母亲得到父亲要回来的消息不是一天两天了。但她在那天的早餐桌上及随后的电话中，才对她的儿子和女儿公布了这件事。对此我也无话可说，她有权利像一个真正的房主那样，决定在什么时候显示出超人的气度，把她的前夫接纳进来。
没想到，要死在我这里。
母亲极其自信地说；把“我”字咬得很重。
3
父亲的一生都和桥梁有关。他晚年和桥梁的关系之中，甚至戏剧化地出现一个和母亲过从甚密的老姜头：那人本来是母亲的朋友，到最后竟然像是命运早就安排好了专等父亲似的。——这是后话。先说父亲和桥梁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回家不久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在父亲回到家后的两三天内，我们密切关注着他，确保每一分钟他都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同时，我们致力于弄清他脑子里的问题究竟有多大——这涉及到他是否具有攻击性。虽然那几天他表现出了极为温顺的一面：除了目光呆滞地喃喃自语，他基本像个无助的孩子。
母亲在接长途电话的时候，被扬眉吐气地接纳父亲这一件事冲昏了头脑，其中原委却没问清楚。这个问题交给了我——这责无旁贷，因为我是缪一二的儿子。
工程局早在多年前即已搬到外省，对我来说，那里过于遥远和陌生。我曾计划乘坐怒吼的火车到那里去，了解一下父亲患病的原因，但母亲阻止了我。她建议我先打个电话了解一下，而不要那么兴师动众。我听从了她的建议。我分别把电话打到工会、老干部部、工程部、局办公室——对于机构建制，我还是懂的，得到情况如下：
二十年来，父亲一直在工程局工作，从助理工程师到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他是局里唯一一个有高级职称的人。局里上上下下都对他崇敬有加，因为他的高级职称并不是空穴来风：甚至，人们认为他的实际业务能力远远不是高级职称所能涵括。他的敬业比之业务更为令人崇敬，最远、最偏僻、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