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润、辽阳孰是非——曹雪芹祖籍问题论争述要
2010-05-06 17:16阅读：
丰润、辽阳孰是非
——曹雪芹祖籍问题论争述要
王畅
摘要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籍问题论争，近年来成为“红学”之热点。从30年代到60年代，对“丰润说”的异议不多。70年代起，“辽阳说”崛起，至80年代几成定论。到90年代，两说论争激烈。本文概述论争原流，认为“辽阳说”难于成立，“丰润说”难于否定。
关键词 辽阳说
丰润说 祖籍三碑 五庆堂谱
关于曹雪芹祖籍问题的论争，是近年来“红学”中诸多有争议问题中的“热点”之一。《红楼梦》一书传世200余年，可当初人们关于该书作者的情况几无所知，直至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出版，才明确提出《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雪芹为江宁织造曹寅之孙，但雪芹究竟是曹寅嫡子曹颙之子，还是曹寅继子曹兆之子，以及雪芹的确切生、卒年份，红学界虽已进行了六七十年的争论，却至今看法不一。曹雪芹祖籍问题也是一样。“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人们出于对文学伟着《红楼梦》的热爱以及文学研究的需要，不断开展了对《红楼梦》的研究、探索，并于本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红学”。在“红学”的发展中，由于对作者曹雪芹的家世、身世等一系列谜团的解探，遂又产生了另一个新的学科——“曹学”。当然，红学与曹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关于曹雪芹祖籍问题，胡适发现清代官书《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记载着曹雪芹的上六世祖曹锡远为“世居沈阳地方”，但《氏族通谱》所记多人均言“世居X
X地方”，其实颇多不确，如于明崇祯二年（1629）从丰润出入辽的曹邦，在《氏族通谱》中却说他是“世居抚顺地方”等等，由此可知沈阳并非育雪芹家族的祖籍。后来发现的康熙《江宁府志·曹玺传》中说，曹玺之祖父曹锡远（宝）是“宦沈阳，遂家焉”的，这就是说，曹锡远是因为作官来到沈阳，才在沈阳安家落户的，这样，曹雪芹家的祖籍问题仍是悬案
1931年，北京故宫博物馆李玄伯在《故宫周刊》发表
文章，题为《曹雪芹家世新考》，报招清·尤侗《良斋倦稿·松亥诗稿序》说，他（尤桐）的好友曹寅介绍其“乃兄”、丰润曹晗（冲谷）的诗集《松茨诗稿序》给尤侗行，这些诗“体气高妙，有异人者”，于是尤侗说：“信乎兄弟搜场，皆邺下之后劲也。”他不仅说丰润曹晗是曹寅的“乃兄”，而且称他们“兄弟”都是“邺下”三曹（曹操父子）的后代。他更进一步说：“予既交冲谷，知为丰润人。”李玄伯据此写道：“观此则知寅与河北丰润之曹冲谷为同族弟兄也。”这就是曹雪芹祖籍“丰润说”的最早提出。
“丰润说”既出，20余年并无异议。其间1947年底有“守常”先生在北京《新民报》上发表《曹雪芹籍贯》一文，还有青岛《民言晚报》上“萍踪”．《曹雪芹的籍贯》一文，重倡“丰润说”。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丰润籍教师杨向奎先生曾致函胡适，提出曹雪芹祖籍为丰润的问题。1948年2月14日，胡适在上海《申报》发表《曹雪芹家的籍贯》一文答复杨先生，“曹锡远是否是从丰润去（沈阳）的，我们现在无法考定了。但尤侗这篇序不够证明他（曹寅）家是丰润人，只够证明曹寅曾同丰润诗人曹冲谷认作本家弟兄。”胡适提出：“将来杨向奎先生也许可以从这一条线索上去寻求丰润曹家的诗文或谱牒，也许可以帮助解答这个问题。”这就是说，对曹雪芹祖籍“丰润说”，胡适当时既未完全肯定，也未完全否定。但他至少认为曹寅与丰润曹晗已“认作本家弟兄。”
至1951年7月，上海《亦报》连载余仓《曹雪芹》一文，提出“关于这位大作家的籍贯，我们必须先搞清楚”，认为“他（曹雪芹）家的原籍，乃是今河北丰润县”。到了1953年，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出版，其中第三章《籍贯出身》第一节《丰润县人》，通过曹寅《谏亭诗钞》里关于曹晗的几首诗，称丰润曹汾、曹晗兄弟为“骨肉”、“伯仲”、“二兄”、“四兄”，并记述曹寅幼年即与丰润曹晗兄弟一起读书、玩耍等事实，以及以尤侗《松茨诗稿序》中“阿奴火攻”典故的分析，明确提出曹雪芹祖籍为河北丰润。至此，曹雪芹祖籍“丰润说”得以确立，此后《辞源》、《辞海》等工具资料书均取此说，至今犹然。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1957年，贾宜之先生在《文学遗产增刊》第五辑上发表《曹雪芹的祖籍不是丰润》一文，不同意周汝昌先生的论断，他根据丰润《绠阳曹氏族谱》中没有关于曹雪芹一支上世诸人的记述以及曹寅曾自署“千山曹寅子清”，认为曹雪芹的祖籍不是丰润，而是辽阳。这是曹雪芹祖籍“辽阳说”的最早明确提出者。
1962年8月29日，又有李西郊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曹雪芹的籍贯》一文，不同意贾宜之先生的观点，指出曹雪芹是宋武惠王曹彬的后代，曹彬之第三子曹玮五传至曹孝庆，因到江西南昌作官，遂落籍江西新建县武阳渡，曹孝庆四传而至曹端明、曹端广兄弟，北迁而至河北丰润咸宁里，端广后又移居辽东铁岭，后世再迁而至辽阳。李西郊认为：曹雪芹家“原籍丰润，寄籍辽阳”。
以上就是曹雪芹祖籍“丰润说”与“辽阳说”早期争鸣的情形。
1963年8月，在北京“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上，展出了一部《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此谱所记一世始祖曹良臣，为明初名臣，封宣宁侯、安国公，有三子：泰、义、俊，俊五子：升、仁、礼、智、信，重修此谱的“五庆”兄弟为“三房”礼之后人，谱中列为第十六世。而在此谱“四房”智下，空白五世突记曹锡远以下六世11人的名字，这就引起人们的关注。此谱展出当年，朱南铣先生就写出《关于〈辽东曹氏宗谱〉》一文，认为此谱“是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新材料。它对于了解曹雪芹的籍贯、父祖两辈的世系，以及他本人是谁所生等问题，提供了若干前所未见的线索。”朱南铣先生在认为此谱“大体上是可靠的同时，又认为此谱存在“增补失实”、“记载有舜谬”，其中记述曹颙与曹天佑文字，“或出于近代”。因此，他又提出对此谱的使用“不可不慎重”的问题。
70年代末，冯其庸先生专门对《五庆堂谱》进行了考证，并于1980年7月出版了《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该书“凡例”第一条明确说：“本书主旨在考证《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的历史真实性，从而确定其史料之重大价值。”在该书“自序”中，冯先生说他此项研究的“主要结果”是：“证实了五庆堂的始祖曹良臣和第二代曹泰、曹义都不是真正五庆堂的始祖，而是撰谱人强拉人谱或讹传窜人的”，“证实了曹雪芹的上祖与五庆堂上祖是同一始祖即曹俊，曹雪芹的上祖是曹俊的第四房，五庆堂的上祖是曹俊的第三房”，“证实了曹家的籍贯确是辽阳，近迁沈阳，而不是河北丰润”。因为曹寅诗中有称甘鸿舒为“表兄”的注，而《五庆堂谱》中正有“十世”曹权中女嫁与甘鸿舒族人甘体垣的记述，于是冯先生据此得出曹寅与曹权中确为同一曹族结论；因为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与“重建玉皇庙碑”碑阴题名中有曹寅祖父曹振彦之名，而“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碑阴题名中有《五庆堂谱》中曹氏族人之名，这就是“辽阳说”的所谓“石证如山”。还有曹寅曾在《谏亭诗钞》中自署“千山曹寅”，而“千山”在辽阳东南60里，古属辽阳（襄平）所辖。再有康熙《上元县志》亦记载曹寅之父曹玺“著籍襄平”。《曹雪芹家世新考》的出版，成了确立曹雪芹祖籍“辽阳说”的奠基之作，在此后关于曹雪芹祖籍的论争中，持“辽阳说”者的论证，无出共右者，如马国权、吴新雷等先生的论述，就都与冯先生之论相表里。
但是，在“辽阳说”者中，也有一种与冯先生的“祖籍辽阳，后迁沈阳”的不同看法。曹汛先生在《曹雪芹远祖世居沈阳新证》一文中，认为曹雪芹家族“世居沈阳”，“应追溯到曹世选（锡远）的上世去”，“曹家‘世居沈阳’，实是从曹俊开始，到曹世选已经大约有二百年的历史了。”在实际上就成了“祖藉沈阳，后迁辽阳”，成为“辽阳说”中的另一派——“沈阳说”了。
以《五庆舍谱》作为主要根据的“辽阳说，”首先面临的是《五庆堂谱》记人曹雪芹上世一支的真伪问题。早在1963年，周汝昌先生就提出：此谱将曹锡远一支“六世”11人记在“三房”智下空白五世之后，那支派关系是怎样衔接起来的？此谱所记之11人，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全同，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而已知的曹锡远一支的其他无官职者何以不载？曹兆为曹寅嗣子，谱中何以说“寅生二子：长颙，次兆？”谱中所记曹锡远一支的字迹，墨色，何以和全谱迥然不同？……当时对此谱有所怀疑的，还有此谱的征集者、北京市文物局的马希桂先生，他在《记＜辽东曹氏宗谱＞和＜便阳曹氏族谱＞的发现》一文（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四辑）中，记述了《五庆堂谱》发现后人们对它的种种疑虑。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出版后，继续对此谱抱有怀疑的，80年代又有徐恭时先生（见其《曹雪芹生平家世史料探索综论》一文）、刘梦溪先生（见《文艺争鸣》1985年第5期《拥挤的红学世界》一文中“公案之七”）等。
进人90年代，关于雪芹祖籍问题的论争更成为“红学”中的热点，并连续出现了三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因1993年河北丰润发现曹鼎望墓志铭与曹晗墓碑，新闻媒体报道说“曹雪芹祖籍研究有新发现”，著名清史家杨向奎先生认为“曹雪芹即丰润曹鼎望之嫡孙、曹晗之子”，至1994年1月8日《文艺报》刊出王家惠《曹渊即曹颜》与刘润为（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二文，王文认为曹寅之子中有“曹颜”者，即从丰润过继给曹寅而改名为曹颜、后又回归丰润的曹渊。杨向奎先生在王、刘二文后又．发表《关于＜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发展》一又，认为关于《红楼梦》原始作者问题“七十年来的悬案至此解决”。这就形成成了被人们称之为“新丰润说”的《红楼梦》原始作者说。
“新丰润说”引起争鸣。1994年4月，《文艺报》理论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联合举办“红楼梦研究方法问题讨论会”，许多专家对“新丰润说”提出不同看法。当年8月，在山东莱阳第七次全国红学研讨会上，冯其庸先生指斥“新丰润说”是“篡改”曹雪芹家世，“剥夺”曹雪芹的著作权，“妄称”《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为曹渊，是“哗众取宠”“欺世盗名。”此外还有一些更甚的超出学术争鸣范围的用语，令人感到这种“讨论”更象是一种“大批判”与“大围剿。”
在第一个高潮尚未平息时，又因为中央电视台于1995年3月播放电视片《红楼梦与丰润曹》而掀起了第二个高潮。
电视片《红楼梦与丰润曹》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采纳“新丰润说”的意见，探讨《红楼梦》原始作者为丰润曹渊的问题，另一部分是探讨曹雪芹祖籍的变迁问题，即按照“丰润说”，认为曹雪芹祖籍的演变为：河北灵寿（曹彬）——江西南昌（曹孝庆）——河北丰润（曹端明、曹端广）——辽东铁岭（曹端广）——沈阳（曹锡远）——辽阳（曹振彦、曹玺）——北京（曹寅）。电视片放映后，立刻引起很大争议。1995年3月29日，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杂志社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关于曹雪芹祖籍、家世和《红楼梦》著作权问题”研讨会，会议主持者冯其庸先生在开幕词中说，关于曹雪芹的祖籍问题，有人“信口雌黄，任意编造。”会上的发言中更有人说：“正当今日商品大潮席卷而来时，却造就出不少聪明绝顶（或云聪明得出了号）的人，他们一眼就看出了红学既然在70年代用于官场的帮闲，90年代亦可用于商场的帮忙”，“于是乎见诸最高指示的丰润说，又在90年代赤膊上阵进一步从善意的方面设想，则但愿丰润曹之说仅仅是出于做傻事与做错事的自我分裂，知行歧出罢”。这显然已远远超出了学术争鸣的范围。而主持会议的冯其庸先生在会后的“总结发言”中，竟认为上述发言“讲得非常好”，并说“曹雪芹祖籍丰润说，不是考证，大家不要把它跟考证搅在一块。”但这次“研讨会”，并未邀请一个“丰润说”的学者参加，却从辽阳请来两个人，并把他们的发言列人“首都红学家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之中。对于这种“缺席审判”的“研讨会”，王屋山先生在《作品与争鸣》1996年第3期上发表长文，指出这种违背“百家争鸣”方针的“研讨会”是当前红学界存在的很不正常的情况的反映。
对于电视片《红楼梦与丰润曹》，有些完全不同于上述“研讨会”的看法。如《中国电视》1995年第7期上严昭柱先生《推动学术发展的可贵努力》一文，认为该片在对待有争论的学术问题“采取了慎重的、科学的态度，尊重和发展不同学派，提倡百家争鸣，是做得适当的、成功的”，它“一方面概括地反映了红学研究已有的成果，另一方面它还有自己独特的新的重要发现……譬如曹家在历史上的迁徙路线，丰润曹、铁岭曹和辽阳曹的关系，电视片为我们清晰地作了描述，建立了整体印象。”子凤先生在《文艺报》1995年7月21日发表《揭开曹雪芹祖籍之谜》一文，认为该片“以其考察结果和一些学者的论证相结合，从而对‘丰润说’有所论证，这对于揭开曹雪芹祖籍之谜是颇有价值的。”此外，吴迪先生在《华声月报》1995年6月号上的《电视画里有‘话’首涉红学，红楼谜中之谜寻出新解》一文，楚吟先生在《中国电视报》1995年第12期上的《探索＜红楼梦＞的踪迹》一文等，也都对该片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并对片中关于曹雪芹祖籍问题的探索表示赞同。
90年代关于曹雪芹祖籍争呜的第三个高潮，是围绕拙著《曹雪芹祖籍考论》一书展开的。《曹雪芹祖籍考论》（以下简称《考论》）一书约45万字，1996年6月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若干年来言劣芹祖籍问题激烈争论的情况下，该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新闻出版报》以及香港《大公报》、台湾《丘海学刊》等海内外几十家报刊都对此书的出版进行了报道与评价，认为“该书的出版对今后深人开展健康正确的‘红学’、‘曹学’研究将起到积极的推动动作”，并说，该书作者“以鲜明的观点和严谨的学风对曹雪芹祖籍的历史渊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论证。”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该书为“近年来极为罕见的学术考证的一个范例”可称之为“红学、曹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碣”，《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2日发表韩进廉先生《实事求是的探求》一文认为：“作者非常重视事实、例证的细心搜求”，“因而条理明晰，结论可信。”
《考论》一书，对以《五庆堂谱》和辽阳“三碑”等根据的“辽阳说”，以及以《便阳曹谱》和曹寅诗文等为根据的“丰润说”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五庆堂谱》与曹雪芹上世根本无关，因此它并不是什么“曹雪芹家谱”，也根本不能成为“辽阳说”立论的根据。对于所谓“石证如山”的“三碑”中载有曹振彦题名的两碑，我认为那不能证明曹氏祖籍为辽阳。认为，目前“辽阳说”没有充分证据可以否定“丰润说”，而“丰润说”已包括曹雪芹上世曾“著籍”辽阳这一阶段，因此“丰润说”与“辽阳说”不应成矛盾、对立的两说，而是可以互相连接的一曹雪芹上世籍贯变迁中的两个阶段。
《考论》出版不久，全国红学会于1996年9月在辽阳召开的以曹雪芹祖籍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冯其庸先生在‘“开幕词”中说，“丰润说”“指曹雪芹祖宗的祖籍，而不是曹雪芹的祖籍”，他仍然坚持曹雪芹祖籍在辽阳。会议还发表了《关于确认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讨论纪要》，《纪要》说会议“一致认为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纪要》结尾引述冯其庸先生的话说：“雪芹祖籍辽阳，家传所载、宗谱所记、文献可考、碑石可证，虽万世而不移也。”
对于这次会议，《中国文化报》1996年10月9日发表记者施齐的《学术环境也应净化》一文指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对某一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研讨。说是研讨，但整个会议期间，几乎没有见到另一派的代表，研讨会也仿佛成了对另一派的‘缺席审判’。这就是这次会议《纪要》中所说的“一致认为”的前提。施齐还针对此会的一些作法写道：“对于这种不健康的学风，许多正直的研究者已表示出反感和不满，他们希望学术界开展平等、健康、有序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反对学霸习气，反对将庸俗作用带进学术研究领域。在这次会上，几位研究者就郑重其事地向笔者谈及他们对当前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的派系纷争，相互攻汗、以势压人等现象的忧虑和不满。”这又说明了即使这次会议并不邀请不同观点的代表参加，在会内的意见也并非真的“一致”，只是有人搞“学霸”作风和“以势压人”而已。
对于《纪要》中冯先生所讲的“辽阳说”的四条依据，《北京日报》1996年11月15日发表我的“答记者问”逐一进行了反驳。首先，所谓“家谱所记”即指《五庆堂谱》，“碑石可证”即指辽阳“三碑”。《五庆堂谱》“无一字记述该曹族祖籍为辽阳。冯先生把该谱所记始祖之一曹俊与辽阳出土的‘扩记’曹俊看成是一个人难以成立，因此不能把‘祖籍辽阳’强加到‘五庆’曹族人的身上，而且这跟曹雪芹祖籍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由于《五庆堂谱》实际上与曹雪芹上世无关，所以辽阳“三碑”中有一碑载有“五庆”谱中人名也就没有意义，其他二碑有曹振彦题名，是因1621年努尔哈赤攻陷沈阳，“宦沈阳，遂家焉”的曹锡远及其子曹振彦一家人作了清人俘虏而从沈阳随迁至辽阳，故曹振彦在立此二碑的1630年正“著籍”辽阳，而至1644年有报彦、曹玺父子又一起随清兵入关，故曹振彦一家在辽阳居住最多不超过23年，“二碑”不足以证明其“祖籍辽阳。”其次，所谓“家传所载”，即指康熙《上元县志》载曹玺“著籍襄平（辽阳）”，这已无需多说。但康熙《江宁府志》及《上元县志》都记载曹玺一家系宋武惠王曹彬之后，这却正好证明他家与丰润曹族为同一宗支，因为《便阳曹谱》上明确记载丰润曹族亦为曹彬之后。所谓“文献可考”内容有二，一为《山西通志》、《浙江通志》等史志资料上确实记载着曹振彦为“辽东辽阳人”，但这些资料是主张“丰润说”的周汝昌先生在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中首先提出的，因为曹振彦当了清军俘虏而成为旗人“包衣”，故不愿再提及其“著籍”辽阳以前的籍贯，所以只按“著籍”说自己是“奉天辽阳人”；二为曹寅在所著《谏亭诗钞》上自署“千山曹寅”，冯朱生以为此“千山”即代指辽阳故认为这是曹寅自报为辽阳人，其实不然，因为史志书上没有以“千山”代指辽阳的记载，历史上辽阳的名人也没有自称“千山X
X”的先例。事实上，辽东有山脉为千山，古今地图上均有明确标注，曹寅之自署“千山”，与其还曾自署“长白”，以及友人称其为“三韩曹寅”一样，均泛指辽东而言，把“千山曹寅”看成是“辽阳曹寅”实是一种误解。
对于我的上述解释，张庆善先生在《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辑上撰文认为，其“基本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张先生文中除重复冯先生所讲的四条证据外，并没有一条新的材料可以驳我的上述解释，特别是对于《五庆堂谱》的真伪问题不置一词，却重复冯先生说《考论》“主要考论的不是曹雪芹的祖籍，而是曹雪芹祖宗的祖籍”的论点。
对于“曹雪芹祖宗的祖籍”的提法，我在贵州《红楼》1997年2期上发表的《走“红”运与倒“红”霉》一文中说，所谓“祖宗的祖籍”的提法，是一个“新发明”，“某人的祖籍，即某人祖先的籍贯，何来‘祖宗的祖籍’之说？固然，有的人的祖籍没有变化或变化较少，而有的人的祖籍却比较复杂或变化较多，曹雪芹的祖籍即属于后一种”。“曹雪芹的祖籍：一般地讲，只说北京就够了。因为曹雪芹的上五世高祖曹振彦与上四世曾祖曹玺都已‘从龙人关’随清兵来到北京，他的上三世祖父曹寅更是来北京后才出生的。如果相信《五庆堂谱》的说法，连曹雪芹的上六世祖曹锡远也是‘从龙人关’已经到了北京。这就是说，既然曹雪芹的上六世或上五世就已落居北京，如果要分什么‘曹雪芹的祖籍’与曹雪芹‘祖宗的祖籍’的话，当然‘曹雪芹的祖籍’就是北京”。这样，“辽阳说”与“丰润说”就都成了曹雪芹“祖宗的祖籍”了。至于冯、张二位说《考论》是“考论的曹雪芹祖宗的祖籍”，我辩驳说，《考论》正是针对冯氏那本根据《五庆堂谱》而论定“辽阳说”的《曹雪芹家世新考》的，那么如果说《考论》“主要考论的不是曹雪芹的祖籍，而是曹雪芹祖宗的祖籍”，何以与《考论》完全对应的《新考》就成考证“曹雪芹的祖籍”了呢？可见这个新名词的发明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对于张氏说《考论》因为“考论”的是“曹雪芹祖宗的祖籍”，因而“这就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引用施齐的话说：“对对方的学术研究更是抱有成见，不予正视甚至歪曲、贬低”，这是一种不正当的论辩手法，绝不能证明其握有真理。
因为《考论》而引发的关于曹雪芹籍问题的新论争，现在仅仅是个开端，我们相信进一步的论争一定会更深入地开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