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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键词：文化与人格 心理人类学 菊与刀、家元、许烺光
“文化与人格”学派从事的国民性研究（National Character）在二战期间于美国盛行一时，后因地区研究的兴起以及自身方法论缺陷等因素，国民性研究出现了衰退。然而，属于这一文脉的学者许烺光（Francis L. K. Hsu, 1909-1999）始终坚持在这领域默默耕耘，他提出了诸多工具、假设、方法，建立了自成体系的理论，并力倡以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取代文化与人格研究， [2] 应当说他的努力使得我们人类从整体性视角研究大规模文明社会（literate civilizations） [3] 的知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如今，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提升，对于要求建立中国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迫切， [4] 提升地区研究整体水平的问题也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5] 在日本研究方面，高增杰、崔世广、尚会鹏等人注意到了整体性把握日本的方法论问题，并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 [6] 笔者认为，对文化与人格研究和心理人类学方法论更新换代的探讨，是沿此脉络讨论的延续，对提高整体性研究日本的水平乃至于做出高效度与信度的地区研究提供助益。
在日本国民性研究方面，恐怕找不到一本著作像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的《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 [7] 那样具有影响力。笔者自第一次阅读此书起，便不断思考本氏如何做出此研究以及如何接着他的路子继续做的问题。许烺光的《家元－日本的真髓》 [8] 的出现正好回答了笔者的疑问。《菊与刀》是二战期间受美国情报当局所托研究日本的成果，它尝试回答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致其投降、是否应直接轰炸皇宫、从日本战俘身上能得到什么、如果日本政府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等问题。而《家元》则是针对日本的现代化问题提供的非经济学的解释：即与其它低度开发世界相比，为什么日本从1860年代起，对西方的挑战反应如此良好，在二战全面溃败后又复兴得如此之快。这两本著作因时代背景不同，研究主题有所差异，但都是相同研究范式（paradigm）做出的成果，同样较好地阐释了日本这个国家的特性。现今，对于日本方面的研究有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的倾向，但对“部分”的研究无论怎样细琐和专业，也无法取代整体性研究，对日本的整体性把握，不论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或了解日本这个国家，都不可或缺。是故，本文拟对上述两本著作所代表的两种有承接关系的研究方法作以考察。
一、文化与人格研究在从事人类社会研究进程中的意义
《菊与刀》在学术界乃至一般读者之间享有极高的声誉，主要是从整体上认识日本人的特性，以及在处理国际问题中起到的具体作用，而它所引起的争议则主要集中在研究方法之上。《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代表著作之一，它的研究意义有二：（１）宣告人类学从初民社会研究步入大规模文明社会的研究；（２）展示了如何透过研究人类心理来了解较大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