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业军论张柠《三城记》，原载《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
2020-07-12 13:41阅读：
一个“白痴”，在反本质的城市里游荡
——张柠《三城记》读札
翟业军
一、必须写出一个当下来
张薇祎对顾明笛说，当下最好的作家都在写乡村，他们是童话作家、故事大王，他们丧失了现实感，一写到自己所置身的城市就捉襟见肘。接着，她笃定地说：“我觉得你可以写。”她以为她和他互有情愫，走到一起，只需再多一点时间、机缘和勇气，所以，这段话是陈述，更是期许，是煽动。自负的她不到幻灭都不会懂得，她对他的煽动就跟对他的爱情一样无望，犹如在水泥地里种花。不过，对于这一不必太当真的煽动，我倒是若有所思。
首先，煽动说不定只是针对张柠自己，他就是要借人物之口对当下文学的无根、无力状态作出最毫不留情的宣判（王尔德说，人在坦诚相见时最容易伪装自己，给他一个面具吧，他就会对你说真话。她和他以及其他的人物都只是张柠的面具，只有戴着他们的面具，张柠才会对那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作家朋友说出批评家张柠未必说得出口的狠话），然后庄重宣告：我觉得我可以写，我必须写出一个当下来，《三城记》的写作就是一次直抵当下、撕开现实之皮的努力。顾明笛及其背后的张柠当然清楚，书写当下是难的，因为正在发生的事看起来很鲜活，其实只是“一堆无意义的碎片”，没有语法，没有起承转合，无法连缀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朱天文也表达过类似的苦恼：“就像大力士可以举起比他自己还要重的东西，可是没有办法举起他自己。人总是说不清自己的当代。这是我们遇到的困难。”不过，说不定会有例外呢，就像朱天文诉说自己的沮丧
，正是为了凸显小津安二郎不可思议的能力：小津一直把他的镜头沉默而执着地架在他的同代人的面前，记录着他们的欣悦和忧伤，他没有语法，影像本身赋予他语法，他没有起承转合，生活就在起承转合之外乍现自己的隐秘。于是，张柠为什么就不能是不可能的另一个例外？要知道，例外并不否定不可能，它是不可能的封口，令不可能得以完成。但是，张柠所面临的任务显然比小津来得更艰巨、更无望。小津的时代，节奏还算舒缓，任务也较为单一，他就是要用家庭的温柔、琐碎的力量弥合被战争粉碎了的日本社会。张柠则置身于二十一世纪的崭新现实，它的速度就是“复兴号”的速度。这样的速度最大程度地榨干了空间，使空间虚化，无限地放大了时间，使时间绝对化，绝对的时间要求绝对的速度，它的律令是，快，更快些！重置了的新时空里没有主人，大家都是误入者，都被它的速度重重地抛下，被抛下的人们分有同一种感受：挫败。挫败的顾明笛说：“面对城市生活，不要说讲故事，就连活着都是累赘。”那么，同是误入者的张柠凭什么有底气呈现又该如何去呈现这个重置了的于是也就是错乱了的新时空？
其次，既要写出一个当下来，张柠便顾不得影射和生吞活剥的嫌疑，让当下诸多典范的人、事、物改头换面地出现于他的笔端，比如“蓓蕾新理念作文大赛”之于《萌芽》的“新概念”，《小说精华》之于《小说选刊》，《文艺月刊》之于《人民文学》，就是无数个它们一起组构成了一个烈火烹油的当下。有趣的是，它们只是《三城记》的背景，张柠决不会让它们走到小说的台前，他还要让自己的人物从背景中貌似软弱其实是极坚定地游离出来。比如，顾明笛和他的几位老同学都是“新理念”的获奖者，他们很早就把自己嵌进背景，他们原本就是背景的一部分。但他们迅速从背景中抽身而出，既不做市场青睐的写手，也不弄所谓的“纯文学”，而是一门心思地创作一些无以名之的“读物”。利奥塔早就分析，后现代的知识不再根据自身的“使用价值”和重要性得到传播，而只是为了流通而生产，这一状态对于每位知识的生产者都意味着或软或硬的威胁：“你们应该成为可操作的，成为可通约的，否则就消失吧。”这些无法被命名、不可能被通约，单是专注于自身的“使用价值”的人们注定是这个“量贩”时代的游离者、失踪者，试图通过他们去写出一个他们与之若即若离的当下，不就如同缘木求鱼？张柠的逻辑是，就像本雅明笔下的闲逛者掌握着城市的秘密，这些游离者因为从背景中“脱序”，所以才能更精准、更决绝地洞穿背景，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时代最忠实、犀利的观察者。但是，问题依旧存在：大家都是新时空里的挫败者，这些游离者是挫败得最彻底的一群，他们连活着都不被允许，都觉得累，哪有余裕思索活着这件事，那么，张柠为什么偏偏选中他们，特别是顾明笛？
二、也是一个“白痴”
还是回到那一次谈话的现场。张薇祎的闺房里“摆满了各种书”，顾明笛却有意无意地略过它们，径直看到床边小书架上放着一套《托尔斯泰小说全集》，或者说，张柠就是要让托尔斯泰的小说从一堆面目模糊的书籍中浮起，别无依傍地摆在那里。这一特写镜头强烈提示着张柠的俄罗斯文学出身，我有理由猜测，第一次写作长篇小说的张柠怎么可能不向自己所熟稔、钟爱的俄罗斯文学传统致敬并回归？很快，张柠又将由顾明笛的“抽搐型”人格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操练癫痫病这一俄罗斯文学“行话”，当然不是炫技、掉书袋，而是张柠对于自身文学血脉的又一次确认，说不定还是一次提醒：陀氏笔下最著名的癫痫病人是《白痴》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也许，一切应该从这个“白痴”说起。
“白痴”既是指癫痫病发作，正常状态被瓦解的病态，是最低级的；更是指一种由癫痫病（比癫痫病更极端的是“假死”）所引发的灼烫到冰冷、因为剧烈骚动所以又无限宁静的如同一张白纸的状态，它不是空无一物的“无”，而是绝对饱满的“有”，接踵而至的绝对的“有”像一个又一个闪电炸开天穹，将照亮人类暗夜里的路，所以，它又是“最高级存在”。这样的状态排斥现实逻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切在这里都是无足轻重的，无足轻重的反而沉重起来，沉重到不解决它们，就无法呼吸，日子就过不下去，甚至不值一过。于是，“白痴”梅什金公爵只会为终极性问题或者叫“被诅咒的问题”辗转反侧。比如，他说：“对杀人者处以死刑，是比罪行本身不知要重多少倍的惩罚，根据判决杀人，比强盗杀人不知要可怕多少倍。”再如，他在巴塞尔看到霍尔拜因的《基督在棺中》（仿作），信仰几乎轰毁，因为死后的基督分明只是一堆被弃的肉身，“道成肉身”何以可能？“道成肉身”如果只是神话，必然的逻辑后果就是虚无主义的大行其道。就这样，公爵以最脆弱的肉身承载着“最高级存在”，他必然恍惚，眩晕，出神，头脑一片空白，并在一片空白中听到神启。
顾明笛有失眠症、便秘症。只有钻进睡袋，就像回到子宫，在黑与静的全面包裹中，他才能睡去，并在睡梦中与自己所恐惧的人们又一次遭逢。他丧失了正常生活，是公爵一样的病人。这个病人还经常爆发一阵阵剧烈的语言抽搐，“就像癫痫症发作时喷出的泡沫”。这是圣灵一样的“最高级存在”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他就是公爵似的“白痴”。抽搐的时候，他的大脑飞速运转，随时会炸裂，就像钨丝在熔断前突兀又绝望的明亮。于是，他能够厘清“精神性厌倦”与“肉体性厌倦”之间微妙却又斩决的差异，会把两具肉体的激情相遇、碰撞与两个灵魂的彼此抚慰和融入截然分开，并把前者称为“爱”，后者称为“恩”。请注意，他绝不是因为自己的情感受挫才生发出这一系列环环紧扣的思考（他唯一一次情感受挫，是与何鸢，他怀疑自己被她玩弄，随即浮皮潦草地给自己戴上了一顶俄罗斯“多余人”的帽子，不再深思，也不再感伤、怨艾，这是他的思索之非切身性的又一个例证），他甚至注意不到他正在有可能跟他发展下去的彭姝面前抽搐不止。此时的他被她误认为理性、冷血，“推理的热情大于感受的热情”，永远领会不了爱情的神秘之美，殊不知“最高级存在”正在突袭他，他只能被动地等待抽搐在他身上完成自己的一个周期。那次红包事件同样如此。他不是从自己的委屈出发，而是把自己完全抽离出来，客观、抽象地看待此事，并把它推向极致，思考“契约和道德”的两难这一终极性问题，由此写出一篇“红包忏悔录”。间歇性的语言抽搐不单表现在“说”，还体现于“写”，或者说，“写”不过是一种根本不必在意有没有人“听”所以来得更纯粹、更歇斯底里的“说”。他跟公爵一样喜欢写信，写信无关乎抒情，而是要把“最高级存在”骤临时自己所窥见的却又因为言说能力被摧毁所以无法言说的秘密一股脑道出；一样钟爱记日记，不记事，事太琐碎，与日常生活太粘连，他要记下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疯癫之眼所瞥见的稍纵即逝的真相。
把“我”从“我思”中刨除，整个人都为“最高级存在”所攫，顾明笛就不得不是头重脚轻、失魂落魄的。他时刻思索着这个谜一样的世界，却又始终与之隔着一层；他爱每一个人，却又因为这份爱所以丧失了爱某一个具体的人，特别是女人的能力。他是爱无能的。于是，他时而“左倾机会主义的盲动”，时而“右倾保守主义的冷漠”，总之不能恰如其分地对待任一个特定的女人，从而先后错失了张薇祎、万嫣、彭姝、童诗珺……公爵同样爱无能。他领悟到，他对纳斯塔霞，“不是爱情，而是怜悯”，是怜悯在他心中汹涌起不是爱情的爱意，越心痛，就越心爱，越心爱，就越心痛。爱一个女人尚且不能，“白痴”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行动能力？于是，“白痴”只是一个无法现实化的绝对理念，他带来光，不过，是冷光。有趣的是，乌先生有一整套“行动哲学”：“面对未来的希望，面对当下的决断，面对过去的良知，构成了完整的行动哲学。”就是在“行动哲学”的感召下，顾明笛才萌生出离开上海、去北京发展的念头。那么，到了北京，他真能“动”起来吗？
三、让他们依次刻写下他们的印记
关于北京，顾明笛一开始满是幻想。在他看来，与精致却偏狭的江南文化大相径庭，以“粗暴且奢侈的帝王文化，悲壮凛然的古燕赵文化”为底子的北京文化粗糙却大气，它能把《青年杂志》一夜间点化为《新青年》，能让刚刚涌出地面的现代文明观念的细流汇聚并奔流成浩瀚的“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北京真是让他“蠢蠢欲动”啊，而他幻想的集中点，就在于一个“动”字。但是，一到北京，他就从沿街古建筑屋檐上红蓝相间又带点灰的色彩中感觉到了死寂。他觉得，那是一种奇怪的、非自然的颜色，鲜艳却缺乏生机，“它原本应该具备的活力，仿佛被墙上的死灰色所包裹，变成一种蕴含着死亡气息的耀眼色彩”。不管北京原本就是死寂的，还是被死寂的他看成了死寂，此刻的顿悟或者是抽搐已经给他的北京之行蒙上了阴影，他的身体注定穿越不了他的思之泥淖，他从来不是生活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存在于他的思之中。果然，除了那次西部沙漠污染调查，他几乎没有“动”过，只是被动地从《时报》的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再从《时报》来到B大——身体的位移不是“动”，而是一个幽灵在游荡，他从来没有力量和意愿把自己嵌入某一个点，再从这个点绽出他自己。B大生涯的终点，是他撕碎写了大半的博士开题报告，扔出窗外，纸屑漫天飞舞，这一举动就像纳斯塔霞把十万卢布的包裹扔进壁炉，朝着火焰更对着世人做出傲慢、戏弄、挑衅其实是绝望的嘲笑，她疯了。
不过，不同时代的疯子、“白痴”所受到的对待却是相别云泥的，因为疯癫原本是现世的万千状态之一种，只是在理性愈益占据霸权以后，才被一步步排斥成例外的。于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白痴”们因“愚”而“圣”，他们就是俄罗斯大地上司空见惯的“圣愚”，而顾明笛却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并在稍作静养后，为了免受进一步的刺激和歧视，不得不重新开启另一段旅程——广州。广州不会是终点，而是中点，可以想见，他还会一再地游荡，用他的肉身勾连起更多的城市。在去目标、无方向的游荡中，他注定要跟形形色色的人们遭逢，并错失，每一段遭逢之后、错失之前的经历就成了小说的一个小小段落，而段落之间又是了不相属的，前面的绝不为后面的做铺垫，后面的也绝不为前面的做说明，这样的结构，颇类似于鲁迅眼中的《儒林外史》：“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对此结构法，我有几点阐明：1.顾明笛从上海到北京再到广州的轨迹，被张柠用章节标题概括为“沙龙—世界—书斋—民间”。有趣的是，四个章节形成了从沙龙到世界、再从书斋到民间的循环，每次循环都是一次由“正”而“反”的过程，缺少“合题”，于是只能一再地重复，构不成上升的螺旋。也许，在张柠看来，上升的螺旋只能发生于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时代，只有那个时代的人们才有福在天使的引领下走向生命的彼岸。2.跟着顾明笛的到来而出现又随着他的离开而消失的人们并不作为他们自己而存在，他们还不是人物，他们在小说中并不拥有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只是作为即时当下的自己与顾明笛产生片段性的关联。张柠当然无意于把这样的人们聚拢在一处，由此勾画出这个时代的众生相。说不定，张柠认为这是一个反本质的时代，哪有什么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3.小说的某些段落不妨视作学界现形记、新闻界现形记，但执着于“幻想”的张柠并不想做什么谴责小说，否则他怎么会挑这个因为爱无能所以一定恨无力的“白痴”来串联起全篇，怎么可能让刘炜阳、朱志皓这些距离成为一个典型人物只有一步之遥的佞人“泯然众人”？4.顾明笛没有根和卷须，攀附不住任何坚实的东西，却也正因为无力攀附，才使自己不必嵌入某一地点，从而避免被固化、吞没的命运。他就像一股水，在不同城市中流动，随物赋形，“物”在他的“形”中最终看清了自身。所以，他是一个纯净的灵魂，卫德翔们在这个纯净的灵魂上依次刻写下自己的印记，于是，他们的声音和思索就再也不会被忘记，而是一起组构成一个杂沓、喧嚣的现世。这就好像只有在“白痴”面前，列别杰夫们才第一次拥有了一个诚实的倾听者，他们可以开口说话了，并在自己的“说”中扎扎实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在”。
四、另一种历史的终结：时间从空间中消失了！
前面说过，“复兴号”榨干了空间，使时间之维绝对化，谁扼住了时间的咽喉，也就掌控了时代。但是，飙升的速度难道不是首先杀死了时间，再重构空间，使之布展于我们的面前？列斐伏尔说，现代性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时间的排除，时间从空间中消失了。曾几何时，时间才是我们的栖居，是我们的目的论，是一股让我们喟叹的悲风，“千年王国”、世界大同等构想莫不以时间为坐标和准绳。张柠却敏感到，时间淡化了、消失了，标志之一，就是顾明笛的无目的性，他从来不是“要”怎样并在某个时段的尽头得偿所愿或者失路悲鸣，而是始终如自身所“是”地游荡着。游荡着而不是朝前方径直走去的他是反成长的，处于岁月风雨之外，以至于我每每疑惑：一晃好几年了，顾明笛怎么不见老？张柠甚至抽去了写作本身的时间性。在题为《倒行逆施日未晚》的“后记”中，他说，现代小说都是成长小说，但他所认定的写作却是“反成长”的，带有“返回母体”的冲动，符合“逆向而行”的生命诗学——时间的本质特征是不可逆性，“逆向而行”就是一举粉碎了时间。我想，粉碎时间既是这位“操纵皮影的老头子”对于时间有所“畏”之后的造反冲动，也是他领悟作为虚构、虚伪、虚幻的写作的嬉戏属性的一种方式，更是他对于当下现实的洞观：时间消失了，历史终结了，元叙事瓦解了，前方不再是我们唯一的方向，方向本身甚至已被放逐，我们就在朝向四面八方一味地铺陈开去因而卸去了重力和本质的空间里游荡。
于是，唯余空间，由三城勾勒出的空间。请注意，是城市，是三城，去时间的空间只能是城市，再也不存在未被污染的自然（小说只写到“皇家猎场”和武威等少数几处乡土，却无一例外，都是恶土，那里没有鸢飞鱼跃、采菊东篱，有的只是受伤的野兽、黑臭的沙土和败坏的人们），空间首先以及最终都是社会的空间，人化的空间，也就是，城市。如此说来，张柠是一位极罕见的拒绝怀乡病的50后作家，他把“田园将芜，胡不归”创造性地改写成“田园已芜，如何归”。他即便偶尔回归到传统，也只能是回到把诗性和人文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江南园林——这是顾明笛日记里转述的乌先生的高见，乌先生所谓的人文性，也就是自然的人化。就这样，一个“白痴”，在反本质的城市中游荡，反本质，就是城市这一时代的唯一“应许之地”的本质，游荡则是抵达反本质的本质的最后可能。我真的害怕顾明笛娶了劳雨燕，一起回保定开发那片乡土，因为那就是跟张薇祎、彭说宾他们一样嵌入了社会，而嵌入不过意味着僵死，只有游荡者才是这个时代的歌手，我们从他的心醉神迷和心烦意乱的歌吟中依稀看清了这个看不清的时代。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写作者的张柠不可能没有本质化的冲动，写作这一行动不就肇因于一种形而上的饥渴？所以，在“后记”中，张柠一反顾明笛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悲观言论，声称写作此书就是要跟着顾明笛一起，“将破碎经验变成整体情节，将碎片生活变成意义整体”。但是，只要尊重现实，发愿写出一个当下来，张柠身上的形而上残余就不可避免地遭遇挫败，挫败的重要标志就是他把狄更斯的“双城”改写成了“三城”：“双”就是好与坏、智慧与愚蠢、信仰与怀疑、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天堂与地狱的两极对立，两极经过辩证即可抵达“合题”，抵达“一”，“一”就是本质，就是狄更斯对于他的时代的判词；“三”不是对于两极对立的丰富，而是摧毁，于是，这里不再有“合题”，不可能得到“一”，有的只是不尽的绵延、分岔、蔓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