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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9月出版的她的博士后论文《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一书，我原先的怀疑心理顿时释然了。特别是当我沿着她所采用的实证与推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走到结论的尽头时，我的头脑里立刻跳出来《庄子·养生主》里的一段话：“（解牛）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于是庄子的这句话，也就成为笔者对杨博士这部新著的总的印象和评价。我为她的这部著作能够达到“以无厚入有间”的境界而感到高兴。
女娲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共有的神话和信仰中的创世母神。作者在这她的第一部书（《女娲的神话与信仰》）里已经对该神话的文本和信仰的内涵做了较为充分的阐释，在这第二部书里为自己提出的命题是“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而这个命题不仅是她自己曾经接触到的，而且也是许多前辈人文学者多有论述的，如民族学家芮逸夫，如文艺学家闻一多、常任侠，如历史学家徐旭生、吕思勉，……要解决这样的“硬”问题，只能靠超出前人的丰富翔实的材料和在材料基础上的逻辑推理与合理论证，舍此没有它法可循。而如此一种论述之作，与当下民俗学界流行的民俗志式的以罗列资料为特征的著作有着显然的差异，既是多数人所不愿意做，也是为多数人力所不殆的。在我读后的印象里和记忆里，在民俗学史上，此书在文风上，甚得她的老师钟敬文先生的真传，而在论述方法上，则似与江绍原前辈的《发须爪》一书同属一个类型。
探测女娲神话和信仰的起源地这一命题实在并不算很大，但很艰难，而且需要的是深度。在这位外貌单薄稚嫩的年轻女作者面前站立着的，又是几乎占据压倒地位的女娲神话“南方说”的学术大师们，如前面提到的闻一多和芮逸夫们。她选择了“南方说”论者两个薄弱的侧翼（甚至不是侧翼，而是主要阵地），即女娲与兄妹始祖型神话的“一元论”的漏洞和女娲神话与信仰的发生地的臆断性，广泛涉猎80年来以来全国民间文学搜集者为编辑全国“民间文学集成”所搜集的文字资料，以年轻学者陈建宪所搜集的433篇和她自己所搜集的418篇洪水神话为基础，进行统计学和类型学等多学科的类比和分析，并借助于谷野典之和王孝廉等学者的武器和结论，直击“南方说”的要害，使“南方论”的伏羲、女娲即苗族、侗族等南方民族神话中的洪水遗民兄妹说，处于左支右绌之势。接着，她又在跨进一步，在古文献学、地理历史学的基础上，引进芬兰学派的和日本学者的传说“中心地”理论，引进我国考古学成就和方法，如以出土于甘肃省甘谷县西坪乡的仰绍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罐上的鲵鱼纹等，论证了女娲神话和信仰最初肇始于西北部，更具体地指明了甘肃省的天水地区。我们不敢说作者的结论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的“终极”结论，但我们确信她的研究，无可辩驳地动摇了论者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持的女娲神话与信仰起源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结论，使“北方说”在学理上更为有据了。但民俗学、神话学的起源地问题毕竟是一个难于确指的问题，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除非有考古学的确指性的文物出土。女娲的滥觞时代和原始产地，似乎也还有待于学术界的继续探讨和文物、文献等有力证据的新发掘新发现。
在此之前，包括笔者在内的民俗学界朋友们，对杨利慧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视野，责有烦言。她的新作多少改变了笔者的看法。她在研究中转而吸收和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引进考古学的最新成就和研究方法，与民俗学原有的描述和比较方法相配合，弥补民俗学方法的不足和缺陷，用以解决如女娲神话和信仰的滥觞和远古起源地区这类繁难的民俗学问题，增强了理论阐述的穿透力和信服力，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为了完成女娲研究的课题和这部著作的写作，作者还走出书斋，到河南、陕西、甘肃、河北等经历过历史风尘而残留至今的女娲遗迹所在地进行了田野采访，取得第一手民俗资料。这些材料的价值，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也许并不一定比她的论述和结论更少。田野调查是民俗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毋须赘言，但这些第一手的民俗资料，显然使她的研究变得色彩斑斓、扎实可信。
“一本书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女作家丁玲的名言，也因而使她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受了历时22年的政治劫难。但“一本书主义”却在学术界、文艺界不胫而走，成为许多人的治学信条。笔者也以为，宁可要一本有新见解的著作，也不要一大摞充满了玄学空论或人云亦云的书，而后者却是当下社会的时髦。杨利慧有关女娲研究的“姊妹篇”，在女娲问题上俨然“挖了一口深井”，无疑也使其学术生涯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深井”的“井口”上面连着的是“天”，而这个“天”，对作者来说，应该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因而她本应从中得出比现在更为广阔得多的思考，从这一立场来看，她的书也许显得拘于一点而生发不足了。愿作者能坚毅地走出她心爱的女娲，到更广阔的田野里去！
为《女娲溯源》的出版，为她所达到的“以无厚入有间”的学术境界，我表示祝贺。
2000年3月12日
女娲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共有的神话和信仰中的创世母神。作者在这她的第一部书（《女娲的神话与信仰》）里已经对该神话的文本和信仰的内涵做了较为充分的阐释，在这第二部书里为自己提出的命题是“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而这个命题不仅是她自己曾经接触到的，而且也是许多前辈人文学者多有论述的，如民族学家芮逸夫，如文艺学家闻一多、常任侠，如历史学家徐旭生、吕思勉，……要解决这样的“硬”问题，只能靠超出前人的丰富翔实的材料和在材料基础上的逻辑推理与合理论证，舍此没有它法可循。而如此一种论述之作，与当下民俗学界流行的民俗志式的以罗列资料为特征的著作有着显然的差异，既是多数人所不愿意做，也是为多数人力所不殆的。在我读后的印象里和记忆里，在民俗学史上，此书在文风上，甚得她的老师钟敬文先生的真传，而在论述方法上，则似与江绍原前辈的《发须爪》一书同属一个类型。
探测女娲神话和信仰的起源地这一命题实在并不算很大，但很艰难，而且需要的是深度。在这位外貌单薄稚嫩的年轻女作者面前站立着的，又是几乎占据压倒地位的女娲神话“南方说”的学术大师们，如前面提到的闻一多和芮逸夫们。她选择了“南方说”论者两个薄弱的侧翼（甚至不是侧翼，而是主要阵地），即女娲与兄妹始祖型神话的“一元论”的漏洞和女娲神话与信仰的发生地的臆断性，广泛涉猎80年来以来全国民间文学搜集者为编辑全国“民间文学集成”所搜集的文字资料，以年轻学者陈建宪所搜集的433篇和她自己所搜集的418篇洪水神话为基础，进行统计学和类型学等多学科的类比和分析，并借助于谷野典之和王孝廉等学者的武器和结论，直击“南方说”的要害，使“南方论”的伏羲、女娲即苗族、侗族等南方民族神话中的洪水遗民兄妹说，处于左支右绌之势。接着，她又在跨进一步，在古文献学、地理历史学的基础上，引进芬兰学派的和日本学者的传说“中心地”理论，引进我国考古学成就和方法，如以出土于甘肃省甘谷县西坪乡的仰绍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罐上的鲵鱼纹等，论证了女娲神话和信仰最初肇始于西北部，更具体地指明了甘肃省的天水地区。我们不敢说作者的结论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的“终极”结论，但我们确信她的研究，无可辩驳地动摇了论者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持的女娲神话与信仰起源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结论，使“北方说”在学理上更为有据了。但民俗学、神话学的起源地问题毕竟是一个难于确指的问题，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除非有考古学的确指性的文物出土。女娲的滥觞时代和原始产地，似乎也还有待于学术界的继续探讨和文物、文献等有力证据的新发掘新发现。
在此之前，包括笔者在内的民俗学界朋友们，对杨利慧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视野，责有烦言。她的新作多少改变了笔者的看法。她在研究中转而吸收和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引进考古学的最新成就和研究方法，与民俗学原有的描述和比较方法相配合，弥补民俗学方法的不足和缺陷，用以解决如女娲神话和信仰的滥觞和远古起源地区这类繁难的民俗学问题，增强了理论阐述的穿透力和信服力，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为了完成女娲研究的课题和这部著作的写作，作者还走出书斋，到河南、陕西、甘肃、河北等经历过历史风尘而残留至今的女娲遗迹所在地进行了田野采访，取得第一手民俗资料。这些材料的价值，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也许并不一定比她的论述和结论更少。田野调查是民俗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毋须赘言，但这些第一手的民俗资料，显然使她的研究变得色彩斑斓、扎实可信。
“一本书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女作家丁玲的名言，也因而使她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受了历时22年的政治劫难。但“一本书主义”却在学术界、文艺界不胫而走，成为许多人的治学信条。笔者也以为，宁可要一本有新见解的著作，也不要一大摞充满了玄学空论或人云亦云的书，而后者却是当下社会的时髦。杨利慧有关女娲研究的“姊妹篇”，在女娲问题上俨然“挖了一口深井”，无疑也使其学术生涯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深井”的“井口”上面连着的是“天”，而这个“天”，对作者来说，应该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因而她本应从中得出比现在更为广阔得多的思考，从这一立场来看，她的书也许显得拘于一点而生发不足了。愿作者能坚毅地走出她心爱的女娲，到更广阔的田野里去！
为《女娲溯源》的出版，为她所达到的“以无厚入有间”的学术境界，我表示祝贺。
2000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