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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對殷墟哺乳動物遺存作全面研究。根據德、楊二氏論文，遺存中牛屬及水牛屬各一種，分別為Bos
exiguus及 Bubalus mephistopheles。因此，甲骨文之「牛」字，其指涉當與這兩種動物有關。
德、楊二氏於其論文中文摘要中，將Bubalus mephistopheles稱為「聖水牛」[3]，將Bos exiguus逕稱為「牛」。本文為敘述方便，姑稱後者為「殷牛」。根據楊、劉二氏論文，在殷墟哺乳動物遺存中，聖水牛估計在一千隻以上，殷牛估計在一百隻以上。可見在殷商時代，聖水牛遠多於殷牛，是當時人們最常見的一種「牛」。
德、楊二氏之研究並未涉及甲骨文，換言之，並未探究聖水牛與殷牛各對應甲骨文何字。丁驌於其〈契文獸纇及獸形字釋〉一文，憑其直觀認定聖水牛為畜牛、殷牛為野牛，並認定前者為「牛」、後者為「兕」，但未作任何論證。[4]法國漢學家雷煥章神父於其〈兕試釋〉一文，認為聖水牛畜養者為「牛」，野生者為「兕」；至於殷牛對應於甲骨文何字則未討論。[5]
本文以德、楊二氏論文為基礎，以甲骨文及古器物作考辨，以期對甲骨文「牛」字的動物學指涉問題作較圓滿的解決。
【考辨】
一、以卜辭考辨
在殷墟卜辭中，常有有關狩獵的記載，藉此可以了解殷商時代野生動物的種類及數量。羅振玉輯有卜辭1169條，分為卜祭、田獵、征伐、風雨等九項，其中卜祭一項即佔538條，居首；田獵186條，居次。[6]筆者曾查閱有關田獵的186條，結果並未發現「牛」字，足證在殷商時代，「牛」字所指的不是一種野生動物，而是家畜。
另一方面，筆者在查閱有關卜祭的538條時發現，具有「牛」字者佔69條（具有牛字意涵之「牢」、「牡」字等尚不在內）。「牛」之常見、易得，足證「牛」字是指一種家畜，而非野生動物。
二、以古器物考辨
筆者曾遍查商、西周之牛形及牛角紋青銅器、玉器、石器及陶器，發現不論具象或半具象，其角型皆為水牛屬，牛屬者未之一見。水牛屬之角較為寬扁，皆彎向後；牛屬之角較圓，多彎向前，兩者差異甚大，極易區分。此一發現說明，商、西周之牛形及牛角紋器皆取象於水牛屬，而非牛屬。詳見拙作《殷商畜牛考》[7]一文。
筆者另以商、西周牛形器對照德、楊二氏所描述之聖水牛形態，證實牛形器取象聖水牛，並可視為聖水牛的寫實性塑像。詳見拙作《殷商畜牛──聖水牛形態管窺》[8]一文。
古人「鑄鼎象物」，大多有其象徵意義。牛形及牛角紋器之取象於聖水牛，可能有其宗教意義或財富意義，[9]也可能宗教、財富等意義兼具。不論如何，牛形器只取象聖水牛、而不取象殷牛則為事實。這說明聖水牛可能是商及西周的畜牛；至於殷牛，可能是日常生活中不容易見到的野牛，而非畜牛。
三、以字形考辨
甲骨文「牛」字為一象形字，取象於牛頭正面觀。聖水牛雙角向後彎曲的曲率較大，略如英文字母“U”字，因而雙耳顯明突出。[10]甲骨文「牛」字上端“U”形曲線象雙角，下端兩斜線（或一橫線）象雙耳。以甲骨文「牛」字與商、西周牛形器相對照，當知吾言之不虛。
【結論】
根據上述考辨，我們可作如下推論：
一、因甲骨文「牛」字是指一種畜牛。
二、又因殷商有水牛屬和牛屬各一種，即聖水牛和殷牛，其中聖水牛為畜牛。
三、故甲骨文「牛」字是指聖水牛。至於甲骨文「牛」字之造型與聖水牛相合，則為另一旁證。
根據上述推論，甲骨文「牛」字係專指一種已滅絕的上古畜牛--聖水牛。換言之，在殷商時代，「牛」字為一專稱，而非泛稱。
【討論】
關於甲骨文「牛」字的動物學指涉，筆者僅見丁驌〈契文獸類及獸形字釋〉及雷煥章神父〈兕試釋〉兩文。丁氏受限於動物學知識，僅能提出問題，未作任何考辨。雷氏以甲骨文「兕」字與「牛方鼎」（該器器外所鑴牛頭為水牛頭）內的牛形銘文相對照，發現兩者造型一致，所以判定「兕」字為水牛。又因「兕」係田獵而得，所以研判為野生水牛。鑑於殷墟水牛只有聖水牛一種，因而得出「兕」即野生聖水牛的結論。復次，殷墟曾出土大獸頭骨，其額部刻有甲骨文兩行，記有「獲白 」等字樣，董作賓認為這是一段記事文字，撰〈獲白麟解〉[11]，釋之為麟。按 字，羅振玉原釋為馬；董作賓〈獲白麟解〉發表後，引起文字學家熱烈討論；唐蘭撰〈獲白兕考〉，釋之為兕，其後遂成定說。[12]大獸頭骨現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雷氏曾延請專家前往測繪，並持大獸頭骨照片委請巴黎國立生物學博物院古生物組鑑定，結論為水牛屬所有，因而判定大獸即聖水牛，進一步得出「兕」字即野生聖水牛的結論。至於「牛」字，雷氏判斷為畜養聖水牛。
雷氏熟諳漢學及動物學，所論遠較一般文字學家透闢，筆者本不敢置喙，但為申明鄙見，斗膽與雷神父商榷如下：
第一，牛方鼎器內牛形銘文（為一文字畫）似「兕」字，並不能證明與器外所鑴水牛頭必然相應。
第二，關於大獸頭骨所刻甲骨文為記事一事，文字學家葉玉森早有異議：「殷人未必獲此大獸後，即剝取其頭骨，刻此一辭以記事。已發之大獸骨上，刻有辭者甚多。某辭與某獸骨固絕無關係也。」[13]
第三，筆者曾查考先民岩畫、戰國青銅器狩獵紋[14]及漢畫，[15]發現凡是獵牛的畫面，所獵之牛概為牛屬，水牛屬未之一見。說明上古中原地區的野牛可能屬於牛屬，而不屬於水牛屬。
第四，雷氏解釋甲骨文「牛」字（畜養聖水牛）與「兕」字（野生聖水牛）何以造型不同：「這或許是因為商人將家畜之牛與野牛區別開的緣故。他們將做為獵捕對象的野牛，象形構字為『兕』；而家畜之牛，因屬常見，故僅以其頭形象徵構字為『牛』。」其說並不周延。以家豬（豕）和野豬（彘）而言，兩者甲骨文造型基本一致（野豬獵獲而得，故加一箭矢），並沒有因為一者畜養、一者野生而構字迥異。[16]甚至在卜辭中，野豬也常寫作「豕」。[17]以此推論，「兕」如果為野生聖水牛，在造字時似不應和畜養聖水牛完全不同。
綜上鄙見，雷神父將甲骨文「兕」字與「牛」字分別釋為野生聖水牛與畜養聖水牛的說法，似仍有討論餘地。或曰：聖水牛和殷牛可能同為一字，即「牛」字，其說亦難周延。甲骨文有關動物的字極為豐富，已釋出者即七十餘字。[18]形態相似的家豬和野豬、四不像鹿和梅花鹿、犬和狼等皆各有其字，形態差異甚大的聖水牛和殷牛似不大可能同為一字。[19]
總之，筆者認為，殷商時代之畜牛即聖水牛，甲骨文「牛」字即指此而言。殷商原本專指聖水牛的「牛」字，後世何以由專稱轉變為泛稱？拙見認為，可能和家牛引入中原成為另一種畜牛有關；其轉變時機可能始於春秋，筆者將有專文加以探討。至於甲骨文「兕」字之指涉問題，筆者亦有意為雷神父大作續貂。
德、楊二氏於其論文中文摘要中，將Bubalus mephistopheles稱為「聖水牛」[3]，將Bos exiguus逕稱為「牛」。本文為敘述方便，姑稱後者為「殷牛」。根據楊、劉二氏論文，在殷墟哺乳動物遺存中，聖水牛估計在一千隻以上，殷牛估計在一百隻以上。可見在殷商時代，聖水牛遠多於殷牛，是當時人們最常見的一種「牛」。
德、楊二氏之研究並未涉及甲骨文，換言之，並未探究聖水牛與殷牛各對應甲骨文何字。丁驌於其〈契文獸纇及獸形字釋〉一文，憑其直觀認定聖水牛為畜牛、殷牛為野牛，並認定前者為「牛」、後者為「兕」，但未作任何論證。[4]法國漢學家雷煥章神父於其〈兕試釋〉一文，認為聖水牛畜養者為「牛」，野生者為「兕」；至於殷牛對應於甲骨文何字則未討論。[5]
本文以德、楊二氏論文為基礎，以甲骨文及古器物作考辨，以期對甲骨文「牛」字的動物學指涉問題作較圓滿的解決。
【考辨】
一、以卜辭考辨
在殷墟卜辭中，常有有關狩獵的記載，藉此可以了解殷商時代野生動物的種類及數量。羅振玉輯有卜辭1169條，分為卜祭、田獵、征伐、風雨等九項，其中卜祭一項即佔538條，居首；田獵186條，居次。[6]筆者曾查閱有關田獵的186條，結果並未發現「牛」字，足證在殷商時代，「牛」字所指的不是一種野生動物，而是家畜。
另一方面，筆者在查閱有關卜祭的538條時發現，具有「牛」字者佔69條（具有牛字意涵之「牢」、「牡」字等尚不在內）。「牛」之常見、易得，足證「牛」字是指一種家畜，而非野生動物。
二、以古器物考辨
筆者曾遍查商、西周之牛形及牛角紋青銅器、玉器、石器及陶器，發現不論具象或半具象，其角型皆為水牛屬，牛屬者未之一見。水牛屬之角較為寬扁，皆彎向後；牛屬之角較圓，多彎向前，兩者差異甚大，極易區分。此一發現說明，商、西周之牛形及牛角紋器皆取象於水牛屬，而非牛屬。詳見拙作《殷商畜牛考》[7]一文。
筆者另以商、西周牛形器對照德、楊二氏所描述之聖水牛形態，證實牛形器取象聖水牛，並可視為聖水牛的寫實性塑像。詳見拙作《殷商畜牛──聖水牛形態管窺》[8]一文。
古人「鑄鼎象物」，大多有其象徵意義。牛形及牛角紋器之取象於聖水牛，可能有其宗教意義或財富意義，[9]也可能宗教、財富等意義兼具。不論如何，牛形器只取象聖水牛、而不取象殷牛則為事實。這說明聖水牛可能是商及西周的畜牛；至於殷牛，可能是日常生活中不容易見到的野牛，而非畜牛。
三、以字形考辨
甲骨文「牛」字為一象形字，取象於牛頭正面觀。聖水牛雙角向後彎曲的曲率較大，略如英文字母“U”字，因而雙耳顯明突出。[10]甲骨文「牛」字上端“U”形曲線象雙角，下端兩斜線（或一橫線）象雙耳。以甲骨文「牛」字與商、西周牛形器相對照，當知吾言之不虛。
【結論】
根據上述考辨，我們可作如下推論：
一、因甲骨文「牛」字是指一種畜牛。
二、又因殷商有水牛屬和牛屬各一種，即聖水牛和殷牛，其中聖水牛為畜牛。
三、故甲骨文「牛」字是指聖水牛。至於甲骨文「牛」字之造型與聖水牛相合，則為另一旁證。
根據上述推論，甲骨文「牛」字係專指一種已滅絕的上古畜牛--聖水牛。換言之，在殷商時代，「牛」字為一專稱，而非泛稱。
【討論】
關於甲骨文「牛」字的動物學指涉，筆者僅見丁驌〈契文獸類及獸形字釋〉及雷煥章神父〈兕試釋〉兩文。丁氏受限於動物學知識，僅能提出問題，未作任何考辨。雷氏以甲骨文「兕」字與「牛方鼎」（該器器外所鑴牛頭為水牛頭）內的牛形銘文相對照，發現兩者造型一致，所以判定「兕」字為水牛。又因「兕」係田獵而得，所以研判為野生水牛。鑑於殷墟水牛只有聖水牛一種，因而得出「兕」即野生聖水牛的結論。復次，殷墟曾出土大獸頭骨，其額部刻有甲骨文兩行，記有「獲白 」等字樣，董作賓認為這是一段記事文字，撰〈獲白麟解〉[11]，釋之為麟。按 字，羅振玉原釋為馬；董作賓〈獲白麟解〉發表後，引起文字學家熱烈討論；唐蘭撰〈獲白兕考〉，釋之為兕，其後遂成定說。[12]大獸頭骨現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雷氏曾延請專家前往測繪，並持大獸頭骨照片委請巴黎國立生物學博物院古生物組鑑定，結論為水牛屬所有，因而判定大獸即聖水牛，進一步得出「兕」字即野生聖水牛的結論。至於「牛」字，雷氏判斷為畜養聖水牛。
雷氏熟諳漢學及動物學，所論遠較一般文字學家透闢，筆者本不敢置喙，但為申明鄙見，斗膽與雷神父商榷如下：
第一，牛方鼎器內牛形銘文（為一文字畫）似「兕」字，並不能證明與器外所鑴水牛頭必然相應。
第二，關於大獸頭骨所刻甲骨文為記事一事，文字學家葉玉森早有異議：「殷人未必獲此大獸後，即剝取其頭骨，刻此一辭以記事。已發之大獸骨上，刻有辭者甚多。某辭與某獸骨固絕無關係也。」[13]
第三，筆者曾查考先民岩畫、戰國青銅器狩獵紋[14]及漢畫，[15]發現凡是獵牛的畫面，所獵之牛概為牛屬，水牛屬未之一見。說明上古中原地區的野牛可能屬於牛屬，而不屬於水牛屬。
第四，雷氏解釋甲骨文「牛」字（畜養聖水牛）與「兕」字（野生聖水牛）何以造型不同：「這或許是因為商人將家畜之牛與野牛區別開的緣故。他們將做為獵捕對象的野牛，象形構字為『兕』；而家畜之牛，因屬常見，故僅以其頭形象徵構字為『牛』。」其說並不周延。以家豬（豕）和野豬（彘）而言，兩者甲骨文造型基本一致（野豬獵獲而得，故加一箭矢），並沒有因為一者畜養、一者野生而構字迥異。[16]甚至在卜辭中，野豬也常寫作「豕」。[17]以此推論，「兕」如果為野生聖水牛，在造字時似不應和畜養聖水牛完全不同。
綜上鄙見，雷神父將甲骨文「兕」字與「牛」字分別釋為野生聖水牛與畜養聖水牛的說法，似仍有討論餘地。或曰：聖水牛和殷牛可能同為一字，即「牛」字，其說亦難周延。甲骨文有關動物的字極為豐富，已釋出者即七十餘字。[18]形態相似的家豬和野豬、四不像鹿和梅花鹿、犬和狼等皆各有其字，形態差異甚大的聖水牛和殷牛似不大可能同為一字。[19]
總之，筆者認為，殷商時代之畜牛即聖水牛，甲骨文「牛」字即指此而言。殷商原本專指聖水牛的「牛」字，後世何以由專稱轉變為泛稱？拙見認為，可能和家牛引入中原成為另一種畜牛有關；其轉變時機可能始於春秋，筆者將有專文加以探討。至於甲骨文「兕」字之指涉問題，筆者亦有意為雷神父大作續貂。
| 【註釋】 [1]
Teihard de Chardin and C. C. Young.
On the Mammalian Remain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Anyang.
Pal. Sin., 1,p.1~78, 1936. [2] 楊鍾健、劉東生〈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中國考古學報》第4冊，頁145~153，1949年。 [3] Bubalus mephistopheles由A. T. Hopwood根據安陽出土少數牛角骨心命名（1925），見德、楊二氏論文，頁51。中名聖水牛係德、楊二氏所取，mephistopheles原意為「魔」，轉意為「聖」。 [4] 丁驌〈契文獸類及獸形字釋〉，《中國文字》第21冊，頁26，1966年。 [5] 雷煥章〈兕試釋〉，《中國文字》新8期，頁84~110，藝文印書館，1983年。 [6] 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卷下，頁1~53，藝文印書館（影印本），1981年。 [7] 張之傑：〈殷商畜牛考〉，《自然科學史研究》，第十七卷第四期，頁365-369，1998年12月。 [8] 張之傑：〈殷商畜牛——聖水牛形態管窺〉，《科學史通訊》第16期，頁17~22，1997年12月。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