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二战时期，在华天主教的命运
2015-03-19 16:41阅读：
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华北各地相继沦陷，河北乡村很快处于日军控制之下。他们以打击中国抗日力量为借口，对河北乡村烧杀抢掠，一直标榜中立的天主教教会也难逃劫难。日军焚毁教堂、滥杀教徒，造成一系列惨无人道的事件。
河间惨案
河间惨案发生于献县宗座代牧区，日军杀死中国籍神父、修士、修生等共24
人。1937
年日军侵占平津等地后，大举南犯。时河间县城还未被日军占领，由于时局动荡，河间天主堂原先成立的男女学校停办，教堂南北两院楼房空闲。献县代牧区主教赵振声欲使大修院摆脱外籍耶稣会士的控制，遂于1939
年1
月把大修院和灵炼主母会由献县迁往河间。不料，日军在1
月底占领了河间县城，并也想占用教堂那些楼房，所以屡屡向教堂寻衅刁难，大修院院长崔步云见势不妙，决定于5
月间提前放暑假。由于日军严格限制中国人出入县城，他费了许多周折才从日军司令部领到了离城回家度暑假的许可证，于是外教区的修道生们都回了家。崔步云同大部分修女也回到献县张庄总堂。
1939
年7
月中旬某日早晨，日军突然闯入河间教堂，将留在堂内的神父3
人、修道生9
人、修士2
人、先生4
人、工友6
人共24
人一同逮捕。罪名是暗通八路。不久又从西关逮去1
名姓杨的老年教
徒。与此同时，日军四处追捕河间总本堂神父徐志远，还将河间城外属河间本堂区的路德庄、杨店、卧佛堂等6
座教堂全部烧毁。
7
月25
日夜间，日本人用酷刑治死了薛清修神父，他是修道院的哲学教授。修道生们有的受打，有的被灌凉水，没有一个当场死的。7
月31
日，70
岁的李思永神父因病危获准出狱。日军命李永凯修士伴他回教堂，李思永当晚死去，李永凯侥幸保全性命。9
月22
日，日军将其余23
人于河间西关活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河间惨案。
河间惨案中，被杀害的神父、修士等全是中国人，自然没有引起类似正定惨案的国际反响，更没有日军赔礼道歉之说。在日军眼里，中国是被他们征服的国家，他们有权处置任何人，包括天主教徒。一旦不合他们的意愿，他们随意捏个理由，可以逮捕、关押甚至屠杀占领区的任何中国人。在这种形势下，反抗是最好的武器，逆来顺受只会招致更大的灾难。
云台山事件
云台山位于献县城东十余华里，是献县代牧区天主教传教士的墓地，也是一个菜园子。1941
年9
月8
日上午，八路军游击队暗藏在菜园子的围墙上，开枪打死了正在围子旁督促民夫修公路的伪军汉奸。日军进行报复，把云台山上的吴培禄神父和十余名修生及一二十名工人全部逮捕，从此开始大规模迫害教会人士。
原来日军觊觎云台山已久，云台山地势较高，正是日军修筑岗楼的理想之地，要想攫取该山，必须扩大事态。因此，他们先给修生栽赃，说修生暗通游击队，随后又逐个审问是否参加过抗日组织，必须揭露告发教会里的反日行为，接着一批一批的人被抓去，先封闭云台山，又封闭教堂，禁止人们出入，抓去学生四十多名。
9
月14
日，日军又把张庄总堂的全部中国人共六十余名集中到云台山上监禁，由日军日夜看管，许多人受审讯。10
月2
日，日军将他们放回张庄总堂。10
月3
日，主教赵振声和神父田凤庭、徐志远、何道隆又被日军押到县城分别囚禁。赵振声与被日军扫荡抓来的所谓三十多名八路军（大多数是农民）关押在一起，但饮食上受到优待。阴历八月十五夜，赵振声特意向饭铺为每位狱友要了一斤馒头、一碗肉菜，大家很高兴。
在赵振声被关押期间，有人向日军告发张庄总堂内私藏大量武器，日军于是对被抓的一些人严刑拷打，逼令总堂交出武器。留在总堂的法国负责神父一方面交出武器（义和团运动时留存下来的），一方面派人到狱中探望主教赵振声。蚌埠教区的意大利籍主教赵信义特来献县，希望利用意大利和日本是同盟国的身份保释赵振声，未得成功。在此期间，日本人把何松月神父、李万仓先生一同押解沧州，后在那里惨遭杀害。
1941
年11
月22
日，天主堂140
余名在押人员被释放，但还有17
人仍留在监里。1941
年11
月27
日，罗马教廷驻华宗座代表蔡宁致函赵振声，对赵振声主教被（日军）释放安然出狱恢复自由表示慰问，并慰问献县全体受难的教士，对至今仍被监禁的教士和教徒深表关切，并希望赵主教早日到北京与其会晤。对于日军悍然逮捕、关押中国主教及传教士的暴行，宗座代表蔡宁非常无奈，只能于事后对受难教士加以抚慰。罗马教廷对日军侵略所持的中立政策，无疑鼓励了日军对中国教会人员的迫害。
1942
年1
月24
日，日军用汽车把监禁的17
名总堂人员押往城东50
华里的淮镇据点，将他们全部杀害。这些人是：封金铎修士，韩、周2
位贞女，韩天民（小说作家）、葛守礼（校长）、李志刚、李志达等8
名教师，何松池等6
名工友。他们的尸体被埋在岗楼附近的壕沟里。云台山事件，被逮捕、关押、屠杀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等全是中国人，
外国传教士无一人被捕，这充分说明日本此时仍对西方各国有所疑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西方各国先后对日本宣战。此后，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先后被送往集中营，教会传教事业陷于困境。
集中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接着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等国也先后对日宣战。法国由于投降德国，没有对日宣战。
自1942
年起，日军开始对在华的英、美、比、荷、加拿大等与之宣战国家的西方人士逮捕拘押，外籍传教士亦包括在内。首先被关押的是英、美传教士，接着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等国的传教士也被集中起来，全部送往山东潍县集中营。潍县集中营是昔日美人的房屋，离城80
公里。被监禁的1700
人中，有320
位神父，160
位修女。
在河北地区，天主教教会中被拘押的外籍神父、修女不少。早在1941
年底，日军对热河代牧区52
名比、荷籍传教士尽数拘于四平街。在四平街的拘留所里，他们饱受了精神与肉体的迫害。到1942
年8
月，50
岁以下的教士又被押解到沈阳，其他年老的，则分别拘禁于凌源、松树嘴子、承德3
处。在察哈尔，自比、荷两国对日宣战后，日军先对传教士的行动给以限制，规定教士出门不能越出5
里至10
里，并禁止讲道和接见外人。1943
年3
月21
日，察哈尔、绥远、集宁、大同各教区的荷、比籍教士总计163
人、修女32
人，全数被日军强迫离开了他们的教区，解往山东潍县所谓“敌国人集团生活所”。永平代牧区各堂口的荷兰籍神父共30
多人也于1943
年春同时被拘禁，其中包括主教刘士杰（Lebouille
Eug
ène
）。在献县代牧区，英、美、加拿大籍的宝血会修女虽没有押往山东潍县集中营，但是被日军囚禁在她们的隐修院内，作了日本人的俘虏。法国由于未对日宣战，法籍神父暂避此劫。另外，奥地利、匈牙利由于与德国同盟关系，其国神父也未被拘禁。
1944
年8
月，经宗座驻华代表蔡宁与日本占领当局谈判，被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的外籍传教士除少数留下外，均迁往北平各俢会会院中。耶稣会在北平的德胜院、比国圣母圣心会会院及方济堂均成为外籍传教士的临时集中营。遣使会约40
名教士住在昔日北堂的传教学校中，永平宗座代牧区主教刘士杰亦在内。直到抗战结束，这些外籍传教士才得以回到各自教区。
日本对外籍传教士的拘禁，极大地破坏了天主教会的传教事业。对河北各教会来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外国各修会已很少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拘禁大批外籍传教士，更减少了各教区的神职人员数目。在永平、西湾子等教区，主教同时被拘禁，教务萎缩，教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日军对教会产业的破坏与霸占
日军侵占直隶地区后，除屠杀教士、教徒，制造上述一系列惨案外，还对教会的教堂、房产进行霸占与毁坏，给教会带来很大损失。在保定代牧区，教会遭受损失较为严重。自1938
年起，保定代牧区6
个总铎区的50
多位神父陆续撤回保定总堂，许多分堂、支堂教务无人主持，所设的男女学校几乎全部停办。1941
年，日伪军在太行山完县峦头村一带扫荡，遭到八路军区小队重创。日军气急败坏，肆意烧杀掠夺，用刺刀挑死峦头总铎陈奥定（陈树声）和神父李模儿，制造了峦头惨案。同时，日军为了修筑炮楼，拆毁很多教堂、学校的房屋，东闾教堂即是其一。东闾教堂建于1901
—1903
年，为哥特式建筑。该堂长55
米、宽16.5
米、高50
米，占地面积1000
平方米。是一座非常宏伟的建筑。日军占领期间，大堂和全部房屋（分6
所共180
多间）被拆毁。不久，东闾地区教务全部停顿，驰名中外的东闾朝圣地从此消失。除东闾教堂外，保定代牧区被毁教堂还有20
余座。
在献县代牧区，日军除制造河间惨案、云台山事件，肆意屠杀教士、教徒外，还霸占教会大量教产。云台山事件后，日军强行租用教堂大片土地、房屋。从日军1942
年提供给教会的协议草案看，日军“剥夺了教会超过1/3
的土地和场所”。由于大片山岳是当地居民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依靠，被日军租用后，居民长时间失去这份依靠，因此给民众带来严重后果不堪设想。1942
年，日军强占了张庄总堂西大院，修女们便转移到当地修道院，很不方便。据代牧区1943
年统计，日军撤走后给献县天主堂电站所造成的损失清单如下：23
个灯座，56
个灯泡，23
个灯罩，1
个开关（断路器）。还有很多灯座被折断，大部分灯泡和灯罩被打碎。代牧区没有什么器材能代替损失的那些东西。日军占领期间，献县代牧区被杀43
人：计有4
位神父，1
位哲学修士，9
位大修士，1
位辅理修士和几位教师、职员和工友，教区内半数教堂被日军拆毁。
除保定、献县代牧区教堂、房屋被日军大肆破坏、占据外，其他代牧区亦然。灵寿县西城南杨家庄教堂于1942
年被日军付之一炬，拆除殆尽，砖石运走修建炮楼。永年、曲周、广平等县的教会，无一幸免。由于宗教活动场所大部被日军占领，教徒不敢到教堂聚会了，有的只是在自己家里念经，还有相当一部分不再念经了。原来在农村各堂口的神父为避日军迫害，有的回到总堂（如保定代牧区），有的逃到北京等地。如永年代牧区老神父王守谦、王寒松等人逃亡北京，年轻的神父张实甫、牛洪智、朱化育、郑立仁等南渡黄河流亡逃命。
本文摘自《天主教研究论辑》第11辑，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 编 赵建敏
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