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时钟 | 中国的政治“年轮”如何前进？
2016-03-23 16:54阅读：
建立一个周期模型观察中国政治变迁的益处，不仅是确切理解我们民族的过去，同时可以有理有据地推测未来。这些推测不是出自愿望，而是依据模型进行“外推”——向未来扩展。从科学哲学角度说，“外推”并非基于必然性，本质上仍属于或然性，但却是一种大概率事件，它基于过去的惯性运动，比可有可无的概率要大得多。在社会历史这个不确定性领域里，所有的分析或预测在本质上都只是相关性，而不是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历史分析的意义。
21世纪，大趋势是中国统一
如果我们承认自西周以降三千年，中华共同体存在着一种800年的合分周期，那么可以推断，每临近时间窗，都可能产生强烈的统一诉求。上一次中国统一的时间，是公元1278年忽必烈兼并金、西夏、大理和南宋，建立了大元朝，已然距今736年。在一个800年的周期里，读者诸公定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自武王伐纣建立西周，三千年至今存在着四个大约八百年的合分、兴衰周期，相对精确的统计是平均772年，算术误差74年。忽必烈统一中国至今736年，今日中国即将、或者已经进入“时间窗”。近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成就，世人皆庆幸杰出领导人抓住了国际经济发展的机遇，让中国融入了世界洪流，殊不知中国至此已临近复兴“时间窗”，中华共同体内部的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已经接近一种“共振”的状态，政治领导智慧只不过是“时间窗”降临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一言以蔽之，是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必然与偶然乃相辅相成。
我们无需给出一个中国再次统一的时间，依照不
确定性方法原理，越是精确则越是错误。但是简单的计算可以告诉我们，（
1278
772=）2050年是一个理论上的大约时间预期点，但理论误差是74年，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124年都具有很大的可能性，统一值得随时期待。
至于谁与谁统一，则在不言中了。以大陆与台湾的文化同源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目前看不出不统一的强势理由。当然归根结底，这仍只是一种大概率事件，而非历史决定论。
未来统一的中国，将部分借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或新加坡模式
秦统一中国，借道楚县制、晋郡制，以形成郡县制；隋统一中国，借道北魏孝文帝“均田制”；元统一中国，制度无建树，80年后明再统一，借道南宋“鱼鳞图册”制。凡此种种，显示统一的中国皆以前朝分裂割据时期小国，或小型政治体的制度试点为新知，向全国范围展开。大国之所以统一中华共同体，其并非无源之水，亦非好勇斗狠，根本原因是从小国身上学习到整合国家的力量，从而克服了传统中国的剩余产权的消解趋势，完成天翻地覆的制度变革。
在中国统一前，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乃至同样隶属亚洲儒教文化圈的新加坡和韩国，都是中国大陆作为现代化后起之秀的学习榜样。法治成为未来中国的基石，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至于是采取民主还是权威主义模式，或者兼而有之，则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儒教将会温和地复兴，并诞生新的规范
总揽中国制度史，儒教的政治意义是中国传统私有制漏洞的补丁。
通过第十一章的分析，在中国私有制与儒家之间存在着一种时间上的高相关性，本书称之为“私儒定律”——凡私有制颁布百年，它滋生的政治危机必然求助于儒教的干预，于是导致儒学在朝野两面的合力推动，最终儒学被官方意识形态化。此过程与任何人的价值取向无关，——虽然表面上看似价值取舍，根本原因是私有制在中国长链治理模式下滋生的弊端，在体制范畴内无法根治，以便达致博弈的平衡；除非沦于亡国，否则国家只有求助于儒教，在博弈均衡解之外寻求国家与公民、乃至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广泛妥协。
儒教的初衷就是这样一种妥协，而且公民之所以愿意接受儒教亦基于同样的妥协愿望，尽管这种妥协在实际执行中悄悄地倾向了拥有话语权的统治者，那就是典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在共同体利益博弈不存在均衡解的背景下，儒教对私有制中国投入了一种意识形态参数，其结果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均衡，但是不偏不倚地说，肯定是离均衡更近了，而非更加破坏了均衡。
展望未来，儒教再度复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我们的依据不是今日的“读经”运动，不是国家领导人拜孔，而仍然是三千年的历史规律。
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在事实上恢复了部分私有制，并且取得了卓绝的经济绩效，到目前为止私有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已然超过大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私有制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支柱，而不论未来中国究竟是公私混合所有制，或者将演化成纯粹的私有制。
与此同时，长链治理在中国仍将是一个大趋势，换言之剩余产权及其危机仍将是一个大趋势，因此依照“私儒定律”推测，儒教在未来的复兴就应该是一个大趋势。不过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儒教复兴的背景和条件，有两个重要因素必将深刻影响儒教复兴的形态。
第一，中国已经是一个半现代化的国家，法治和社会管理技术水平已非秦汉、明清可比拟，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虽仍存大量不足，但是管理技术的潜力已足以达到一个相对精确的程度，譬如以土地而论，现代测绘技术足以精确界定宗地的地界，除非故意强行霸占，否则技术上不存在界定地界的难点。因此，源于技术缺陷的剩余产权纠纷将会大幅度减少。以此为据，对儒教的依赖虽然存在，但是强度就不及宋明时期那么急迫。所以说，儒教若复兴，将会是温和的复兴。
第二，经过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迁，不仅与秦汉时期有天壤之别，即便与一息尚存的明清传统亦有根本不同。儒教若复兴，历史上的汉儒和宋明理学都将不敷使用；至于孔孟儒学，连汉及宋明都未原样照搬，更遑论今日，说明儒学的修正自有内在逻辑。儒学需要彻底改造，才能重新适应现代社会。
因此，我们推测儒学将会迎来先秦、汉、宋明之后的第四期新发展。
本文摘自《中国政治时钟：三千年来国家治理的周期运动》，于阳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