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风骨 | 常书鸿：敦煌的“痴人”

2016-04-14 14:5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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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风骨 <wbr>| <wbr>常书鸿：敦煌的“痴人”

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曾经这样说过：“父亲生前，更多的人只知晓他是敦煌的‘守护神’、敦煌学者，他也称自己是‘敦煌的痴人’，是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敦煌的人。但是他早年留学法国，在绘画艺术上的成就，并没有得到美术界应有的关注和了解。” 的确，作为20世纪初即留学欧洲且研习西方绘画艺术的青年画家，常书鸿曾经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33年至1936年间，在巴黎及里昂的春季沙龙和独立沙龙展中，他的油画《浴女》、《病妇》和《裸女》先后获得了金质奖章，《D夫人》和《湖畔》先后获得了银质奖章；1936年，他的油画《姐妹俩》则获得了由巴黎美术家协会颁发的金质奖章，并于巴黎国际博览会上获得了荣誉奖；在此期间，常书鸿还在巴黎举办过个人画展，先后有五幅作品被巴黎现代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和里昂市美术馆收藏，且于1935年被评选为法国美术家协会超选会员及肖像画协会的会员……这一切对于当时留学欧洲的中国画家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梦寐以求的殊荣。就连常书鸿自己也颇为得意，他不止一次地撰文写道：“连我自己也觉得已经是蒙巴纳斯（巴黎艺术家活动中心）的画家了。”的确，此时的他已经真正进入了巴黎的主流画界。
然而，就在常书鸿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毅然决然地告别了这一艺术的摇篮，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原因无他，仅仅出于一个“偶然”——在塞纳河边的一个小书摊上，他看到了被伯希和偷拍的《敦煌图录》；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里，他看见了被伯希和盗窃的敦煌绢画！
——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纳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

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自己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这一次的震惊，不仅仅是让常书鸿发现了在自己的祖国同样蕴藏着如此精美的艺术瑰宝，更让他第一次认真地反省了自己的艺术观与艺术追求——“带着卫道者的精神和唐·吉诃德式的愚诚，在巴黎艺术的海洋中孤军奋战，夙兴夜寐，孜孜不倦地埋头于创作，想用自己的作品来‘挽回末世的厄运’。”就这样，几乎是在刹那之间，他那不远万里跑到西方来寻求“艺术之神”的美梦即彻底地幻灭了。
艺术上的觉醒，进一步带来的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似乎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厌倦了周围的一切——“我随着上班的人流走下蒙巴纳斯地下铁道的站口，一股混合着人体和机器散发出来的浑浊的气味强烈地向我冲来，将近十年了，我在这座世界文明之都的巴黎每天呼吸的都是这样的气味啊！这时，带着疲劳和厌倦的心情，一种难以排遣的浓烈的乡思猛然袭击着我的心。我默默反复地对自己说：‘祖国啊，在苦难中拥有稀世之珍的敦煌石窟艺术的祖国啊，我要为你献出我的一切！’”
这一年，是公元1936年。“杭铁头”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做出了重要的选择。
离开世界闻名的艺术之邦，这对于已经在巴黎稳稳地扎下了根，而且是衣食无忧、家庭美满的人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常书鸿不是不清楚。数十年之后，他在接受日本友人池田大作的采访时，亦开诚布公地承认了这一点——“当时，在繁华的巴黎，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些地位。作为里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和法国肖像画协会的会员，我过着非常安定和舒适的生活。把这所有的优越生活丢弃，回到祖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而到只有流浪汉才去的、荒无人烟的敦煌去，就更非平常之举了。”
的确，常书鸿所自称的“非常安定和舒适的生活”并非一句虚言——当时前来邀请他画肖像画的大有人在，因为他的那幅《裸女》，被专家们评为“活脱脱是又一位出浴的维纳斯”；当时将他的静物画或是风景画挂在客厅墙上的也大有人在，因为他的画风被诩为颇类于17世纪的德国画家霍尔本。有人欣赏，就有人购买；有人购买，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收入。于是，他有条件将妻子送去学习雕塑，也有条件将女儿打扮得像童话中的公主；他更有条件住进宽敞明亮的公寓，并以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召集人的身份，将活动的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家中。1935年，教育部参事郭有守及浙江大学工学院院长李熙谋曾盛情邀请他回国执教，他没有理睬，那时的他完全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与优越的环境当中。
由此可见，常书鸿为了敦煌而毅然做出回国的决定，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的。他的妻子陈芝秀百般不能理解，他们争吵过，红脸过，但常书鸿的决心坚定如山：“我的理想，是将来要让全世界的人像知道巴黎一样知道敦煌，让全世界的人像喜欢巴黎一样喜欢敦煌。——但这个理想，只有回到祖国才能实现！”
如果说，是敦煌的艺术点燃了常书鸿心头的爱国主义激情的话，那么当他踏上国土后所直面的一切，则越来越加深了他的这一情感。1936年的东北，已经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列车驶进满洲里，常书鸿竟成为了搜查的对象。箱子被打开，书籍被抄检，远道而返的游子被久久地困在了火车上。1937年，北平也沦陷了，身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常书鸿不得不背起行装汇入到浩浩荡荡的流亡大军之中。一迁江西庐山，二迁湖南沅陵，三迁云南昆明，他跟随着学校饱尝了颠沛流离的滋味。1939年，贵阳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途经此地的常书鸿不幸中了“头彩”，栖身的旅馆被炸成了一个大洞，携带的行装及书画全部葬身火海……那天，幸逢常书鸿及妻女们都不在家，死里逃生的他立即重置了一套画具，《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家》、《壮丁行》《前线归来》、《湖北大捷》……他用手中的画笔，为灾难中的祖国和人民发出了呐喊。
作为“敦煌的痴人”，这时的常书鸿时刻都没有忘记远在戈壁沙漠中的莫高窟。侵略者的屠杀和蹂躏，加深了他对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紧迫感与责任感；这一紧迫感与责任感，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强盗们的掠夺本性的警觉与认识。他为国人开出了一张历年来敦煌被盗的详细清单，他更反复地提醒国人：这批强盗中有洛克济（1879年）、斯坦因（1907年）、伯希和（1908年）、橘瑞超（1910年）、华尔纳（1924年）等人，他们来自英、俄、德、法、美、日、瑞典、匈牙利等国家，他们“相继诱窃盗取，因而传布表扬，简直把20世纪这个‘发现时代’探险发掘的狂潮从欧洲扩展至亚洲腹地”！为此，常书鸿要迫不及待地赶往那个被强盗们时刻觊觎着的敦煌，垂涎欲滴着的敦煌，以肩负起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重任……然而一直等到1942年，他才总算盼来了一个机会——迫于舆论的压力，重庆国民政府终于同意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
又是一场家庭的纠纷，又是一场夫妻的争吵。常书鸿再次发起了“杭铁头”的脾气，他丢下妻儿，独自上路了！那天——1943年的3月4日，当他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颠簸，终于来到朝思暮想的敦煌，来到望眼欲穿的莫高窟时，他流下了眼泪——
……里面已经空空如也，经卷已不复存在，宛如人们搬家以后留下来的一座空房子，感到非常空寂。壁画上的供养侍女和供养比丘尼静静地站在菩提树下。供养侍女的脸上充满善良的微笑，仿佛在向我轻声诉说着什么：“终于把你盼来啦，我的孩子。请你自己看看吧，我很惭愧没有能保护好这满屋子的珍宝。我默默地站在这里，要告诉所有到这儿来的人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是历史的见证人。”那时，我自己也在心中暗暗发誓，我也要永远站在莫高窟的大地上，使她不再遭受任何灾难和蹂躏。
——这，就是常书鸿立下的誓言。
本文摘自《大师的抗战》，陈虹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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