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发展 | 走向辉煌的北京电子管厂
2016-04-29 11:23阅读:
北京电子管厂是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简称“一五”)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在“一五”初期,中国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几乎没有重工业。但同时,新中国的开国一代领导人又对工业化有着不同寻常的痴迷。在表明要实现工业化的决心时,毛泽东曾经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77,第130页)。在实施大规模工业化的“一五”末期,中国已经生产出来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大型机床、拖拉机等,后来被称为“两弹一星”的高技术研发项目也都纷纷上马……那是中国工业的英雄年代,而北京电子管厂就出生在那个年代。
从革命战争走过来的新中国领导人,在考虑工业发展上有着独特的视角,就是极度重视国防和军事。1951年,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通讯部部长兼电信工业局局长王诤(后任四机部即电子工业部部长)就向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建议中国建设无线电元件厂和电子管厂。同年10月29日,周总理批准项目筹建,并列入苏联援建的141项(后补充15项成为156项)。在那个年代,电真空器件就如同今天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是民用电子整机、军事通信设备、雷达、导航、国防尖端武器、广播电视、邮电通信、仪器仪表等电子产品的核心元件。当时中国的电真空工业除了在南京有一个不大的电子管厂外,就只有上海、南京、天津、大连、沈阳、重庆等地的几家灯泡厂了。一旦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对电子工业提出需求,电真空器件就首当其冲。
774厂被规划为军工企业,最初的筹备组隶属于军委总参通信兵部电信工业局。1951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批准援建这个
项目,并签订了专家来华合同。1952年4月,苏联专家组长到华,同年5月中方正式确定电子管厂建在北京东直门外。到1953年末,苏联提供的项目设计文件全部到京,1954年初被译成中文,同年4月由主管国防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批准执行。1954年6月,北京电子管厂在当时还是一片农田的酒仙桥地区破土动工,到1956年7月建成。在“一五”期间,全国电子工业总投资额为5.5亿元,而在北京新建的3个电子骨干厂就用了2.6亿元,其中北京电子管厂获得1.0282亿元的投资,约占当时电子工业总投资的五分之一(《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416页)。同期建设的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718厂)和北京有线电厂(738厂)也在酒仙桥,使这个区域后来被称作电子工业基地。
1956年10月15日,北京电子管厂举行开工典礼,出席的领导人包括:李富春、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谭政(大将)、肖华(上将)、赖若愚、胡克实、张劲夫、王诤(中将)、万里、段君毅、赵尔陆、蒋南翔、邓拓等。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个典礼的盛况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主管国防工业的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发言的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是我国无线电工业建设中的喜日……”的确是一片喜气洋洋,而且有充分理由。
从教科书上来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以为有国家的投资和苏联的援助,一个大工厂就建成运行了。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工厂从一开建就必须自己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所以同样需要人的创造性。北京电子管厂的第一任厂长周凤鸣(1920—1980)是共产党老干部,从20岁开始就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过几个县的县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市人民政府任职,1954年从农林局局长任上调任774厂筹备组。周凤鸣属于那样一代人,他们并没有技术背景,也没有工业经验,但懂得怎样把人组织起来去实现特定的目标,而且富于战略性思维。虽然不像领导建立了中国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张爱萍有那么高的地位,但在一个工厂领导的位置上,周凤鸣展示的是同样的风格。
本文摘自《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路风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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