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少帅 | 东北易帜，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初步形成

2016-05-17 14:5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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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少帅 <wbr>| <wbr>东北易帜，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初步形成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维护国家领土不被肢解的一次重大行动。日本炸死张作霖的目的是企图利用东北时局动荡，发动武装侵略，东北领导人的处变不惊，使这一阴谋落空，日本转而策动张学良摆脱南京中央政府，搞独立王国，并多次采取政治恫吓、军事威胁的手段，粗暴干涉和阻挠东北易帜。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张学良始终表现出一种不畏强权、不卑不亢和巧妙周旋的斗争艺术，从而挫败了日本企图肢解东北的险恶用心，阻止和延缓了日本对东北的大举进攻和军事占领，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完整和领土统一。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维护国家统一的一次实践。张学良虽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但由于周遭政治环境的影响及所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使他早在青少年时期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长期随父东征西讨，有感于官兵伤亡，人民流离失所，逐渐萌生了强烈的“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皇姑屯事件的发生，促使张学良的反帝爱国思想更加坚定。易帜过程中，张学良一面妥善稳定东北政局，防止日本人乘机挑起战端，一面积极与南京国民政府商洽易帜事宜，力主和平促成统一，从而避免了东北人民因易帜再次被卷入内战的危险。
东北易帜，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初步形成。当时的国家统一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它涉及包括东北集团、南方集团和日本在内的中日两国三方的复杂关系，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上的重大问题。张学良在处理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显示了他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审时度势的政治头脑。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登上政治舞台后，第一次独立处理复杂的政治事务，他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对外方面：一方面对日本的干涉行径进行坚决的抵制，另一方面机智地利用英、美等国牵制日本。对内方面：与南京蒋介石政府

方面展开了长达六个多月的谈判，始终坚持东北人治理东北的方针，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接受东北的有条件妥协；另一方面积极果敢地处理了来自东北政界内部的反对派，使东北易帜得以顺利进行和最终实现，为其日后主政东北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建设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北易帜对于促进东北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张学良的国家意识——易帜信念和对比他年长14岁的蒋介石国家统一观的认同及个人依赖，已经远远超出了父亲被炸的“私仇”、“家仇”，达到了新的政治境界。蒋介石为加强政治基础，能够站在东北当局的立场上，充分理解东北集团的地方利益和所处的特殊环境，采取了一系列灵活让步的积极政策和态度。如不顾国民党内“张学良不过是军阀”的批评，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为不使张学良为难，制定了东三省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东北“内政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重大人事问题，由张学良提出，然后中央发文任命。这些都表明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东北情况特殊，应特殊考虑，东北与中央“分治合作”的提议，从而消除了张学良的顾虑，使东北易帜得以最终实现。
历史本身就是合力的结果。日本学者西村成雄说，实际上炸死张作霖，在双重意义上成了促进中国的政治统一的契机。日本给中国提供了始料不及的历史转折点。第一，在奉天内部，完成了新老交替，张学良具备了掌握实权的条件。为什么以张学良为首的中国年轻人能够得势？关键在于东北地区政治已超越了日方对奉天派的认识。东北地区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基础，日本万没料到，它的行动恰好起到了助卵孵化的作用。第二，在奉天派军阀完成新老交替的基础上，蒋介石等国民党势力在东北找到了政治共鸣的基础，具有先进思想的张学良就是其中的代表。蒋介石等这才成功地将与日本关系微妙的东北，比较安稳地拉进了全国统一的政治磁场中。
合力并非均力，诸多力量促成了历史，在诸力作用中我们总能找出一种力量是决定性的。我们不否认促成东北易帜是合力的结果，蒋介石灵活体谅东北，日本的“助卵孵化”，国民要求统一的呼声，都不可忽视，但在诸力之中，张学良的作用怎么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其他力量无法比拟。蒋介石灵活体谅的作用，增强了张学良易帜的信心，如果张学良没有统一的国家信念，怎么灵活体谅也无济于事；日本“助卵孵化”，“助卵孵化”的前提是“助卵”，如果“卵”是“石头”，怎么也“孵化”不出新的生命；“呼声”只对那些听得见的人起作用，如果不听，呼声只能继续呼之。
当日本NHK记者问张学良：“先生愿意服从国民政府，是不是因为令尊张作霖被暗杀所致？”张学良回答：“即使我父亲没有被日军所杀，我也会走上这条路，因为我一直主张中国统一。那时对自己国家力弱，我非常伤心，所以不是父亲之死动了我的心。不过因为这个事件，往后我更加努力于抗日运动，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张学良的部下卢广绩在接受NHK采访时说：张学良富有爱国心，同时感到光靠东北的力量不足以与日本对峙，要依靠全国的力量。于是他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加入了国民政府。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奉军共有30万兵力，也有海军，还有飞机。当时蒋介石的军队不过20万，既没有海军，也没有飞机。从军事力量上说，我们的力量比对方大。所以如果张作霖在世，我相信东北绝不会服从国民政府。但是张学良为了国内统一，为了对抗外国，认为中国必须统一，便毅然挂起了青天白日旗。
唐德刚教授也作了类似的评价：张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两强夹攻之中，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张”的建议。反过来说，张学良如果国家观念淡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的历史中，封疆大吏“挟寇自重”者，不乏其人，安禄山、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都曾借边疆局势复杂，巧借外力，以求做“土皇帝”，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中央，促成国家统一。因此唐先生才评价张学良易帜是“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此论不无道理。东北易帜，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的结束，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尽管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统一，但对长期处于内乱不断的国家来说，这种统一不仅是迫切需要的，而且也十分重要。它是实现真正统一的起点，它让人们看到了统一的希望。
东北易帜，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初步形成。
本文摘自《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王海晨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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