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汉字的两套系统
2022-03-29 09:51阅读：
汉字的两套系统
都是汉字但不是一个系统，这绝对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此前我一直力图回避这个话题，因为其中涉及的五个相关环节都与学界普遍观点相悖。总的归结为三大类。
一、古文字系统是遵循以史为字的造字原则建立起来的文字系统。
甲骨文、金文都是古文字，甲骨文与金文之间存在继承与传承关系，可以说甲骨文与金文是父子关系。
甲骨文、金文都是按照这个系统的造字原则创制文字的，我称之为以史为字。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传承到今文字阶段之前，是怎么传承的？一种方式是口口相传，或配以图文类似于水书、尔苏沙巴文、彝文、纳西东巴文等；另一种方式是文字记录，就象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史籍典册一样。可是事实，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未找到甲骨文书写的史书，也没有找到金文书写的史书，找到的甲骨文以前的文字或“文字”也都是孤立的、零星的。我在博文中反复强调和力证甲骨文（古文字）是社会历史背景字，就是在说当社会发展到商代，当历史传承到商代，殷商人创造了一种造字原则——以史为字——把历史故事（事件）浓缩为文字，即完成了以史为字、见字知史的第一轮汉字创制。比如甲骨文西字，西字字形包含了苎麻叶和蚕茧两种形态表达了纺织业至商代已经从织麻发展到了织丝，这就是历史。再进一步，麻织品、丝织品都是白色的，所谓“白，西方色也。阴用事，物色白”一下子就都清楚了。再有甲骨文封字其实就是陵的初文，甲骨文封的字形就是封土、种树的象形，也是积石冢，敖包、尼玛堆都是甲骨文陵字的遗存。而甲骨卜辞中“一封、二封、三封”其实是一陵、二陵、三陵，这是商代对小部族特征的称谓。史传黄帝娶西陵氏女嫘祖，嫘祖为中华
民族的蚕祖，这个故事里有西、有陵、有蚕、有嫘，甲骨文与历史在此出现了碰撞，而且我们还知道了西陵氏是小族群而不是大邦国的特征，特别是甲骨卜辞里尊贵的“西母”就是嫘祖。
甲骨文的东西南北……历史书里的夏商周、尧舜禹等等全部都是历史背景字，所以我见到三星堆鸟身人面像、青铜立人像就知道那是夏、蜀、禹三个字。古文字的这种造字原则适用于殷商、西周，那时有权力看到这些文字和使用这些文字的人基本上都是见字知史。因此，甲骨文及其字符都与史前的文化史、科技史、生活史、社会史等等以及殷商时期的习俗、祭俗乃至实物都有关联，说甲骨文是字等于矮化了甲骨文，甲骨文既是字更是史。也正是先民出于恨不得把所有知识都变成字的心里，导致他们制定的古文字造字原则是属于收敛型思维的，这使古文字在数量、运用等方面都受到了限制而最终走向末路。
甲骨文创立的以史为字的造字原则并没有因商周更迭而灭失，至新的文字系统建立前在西周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而且西周金文还对一些甲骨文进行了补充和修订。比如金文享字，此前我从甲骨文子字的字形已经发现“子”的本源是祭司，这一身份周人完全知晓并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晚期。至于商王族的姓氏本文不作分析，只借用“子”的祭司身份来说明西周是如何沿用以史为字原则创造了金文享字。如果从典籍对“享”的注释中我们是看不到什么“以史为字”的特征的，也不知道“享”的历史本源，当我看到一件三星堆青铜器时立即就明白了“享”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了？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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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享”字的实物实型，西周在享字上的增补不仅完善了甲骨文享字的结构，让我们知道了“享”是一种有祭司完成的很庄重的祭祀活动，而且让我们看到了古文字究竟是怎样做到的以史为字。
二、今文字系统是遵循以形说事的造字原则建立起来的文字系统。
篆文以下是今文字，大篆与金文是甥舅关系，篆文以下又恢复了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众所周知的战国文字各成体系乱象就源于创制今文字的第二套系统。
我们从《泰誓》、《牧誓》等古文中可以看出西周初年仍含有较为明显的神权特色，但随着西周政权稳定、社会发展，王权统治方式与神权统治方式在社会管理层面上的差异愈发突出，这时新生事物、新社会矛盾大量涌现，对文字也提出了新的需求，在如何把新管理方式、思想、新生事物、新社会矛盾等统统纳入文字迫在眉睫之时，古文字的造字原则显然已经相形见绌，社会形势迫切需要一种新的造字原则替代古文字的造字原则。于是，周人在沿用古文字字形和保留原义基础之上，借鉴古文字的一些造字技巧，创造出了新的造字原则，逐渐形成今文字的造字原则。今文字的造字原则一改古文字内敛式造字原则为发散式造字原则，按照形、意、质、实、性等原则规范和固定了文字的偏旁部首以及字符的发音，文字“六艺”由此基本形成，人们从此可以选用偏旁部首组成字，来表达、记述、记录自己所需，而字即历史的古文字造字原则被淘汰了，因此我说今文字与古文字是甥舅关系。
春秋时期编史修书、著书立传、名士辈出的“百家争鸣”盛景均得益于今文字的发散式造字原则，不过战国文字字形乱象也是由于各国只遵循了今文字的造字原则，却抛弃了规范的偏旁部首而自创自话所致。想要大致说清楚这一时期的古今文字更替现象还需从文字入手。以我们公认最早的今文字“籀”字为例，籀本义既不是由史籀而来，也不是一种书体，籀是古今文字破旧立新之交的一种文字现象，即“籀”是在沿用古文字造字原则基础上新加入了今文字的造字原则、技巧而创造出来的今文字。籀从竹、手、卯、田，竹是竹子，手是手持，卯是打开、劈开，田是甲骨文、金文车字的省形、会意轮状，故籀本义是把竹子劈开使之成为可以拿在手里或用手翻看的书卷——竹简。我们看到，构成籀字的所有字符及字符之义都源于古文字，并且把竹简的历史和通途、用法也被概括进去了，这说明“籀”完全是沿用古文字的内敛式造字原则造出来的今文字。而在历史上正是从“籀文”开始中国汉字就进入到了今文字世代，所以“籀”字明明白白的代表了古今文字造字原则替换之初的时代背景。从严格意义上讲，甲骨文、金文都与“籀”无关，只有书写在竹简上的字才可称为籀文。我们传统上所说的籀书、籀文只是仍保留有古文字特征的早期的今文字字体，这个阶段的文字形态就是大篆，这就是说古文字变篆的标志是“籀文”出现，其形态属于大篆。再以口字来说，在今文字系统里“口”属于偏旁部首，与口有关的就可以用口造字，如吹、吃、喝、喊、叫、哽、咽等，但在古文字系统里“口”不是与口有关的符号而是实物实形，一个甲骨文“口”符在变篆以后至少对应着六个今文字的偏旁部首，这就是以字为史的古文字和以形说事的今文字之间的差异。
三、甲骨文是兼收并蓄、独立成系的文字系统，并不是从更早的文字系统传承来的。
甲骨文的成熟程度自然会令人产生一个结论：在甲骨文之前一定有一种文字，甲骨文是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很多人都在为寻找夏文字而忙碌。当然也有一些成份是来自于西方史学界的，他们认为文字是文明的标志之一。如果夏朝真实存在，那么一定有一套成熟的夏文字。其实这是一个认知误区，在公认的古文字当中还没有哪一种古文字像甲骨文这样是以史为字的，西方史学界对古文字的认知是有缺陷的，并不适用于华夏文明的探寻。
以我研究甲骨文的经验看，夏代不存在成熟的文字系统，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夏代是王权刚刚诞生，社会制度仍属于神权社会，王权统治松散没有形成中央集权，这种社会制度和统治形式对统一文字没有强烈需求；二是甲骨文的很多字符都是来自于史前历史及其一些习俗、祭俗、思维等，包括半坡刻符、贾湖刻符、大汶口刻符、陶寺朱文、三星堆刻符、双墩刻符等，但这些刻符都不是成熟文字系统。以辰字为例，今天我们看到辰字会联想到生辰、星辰，却不知道辰字为什么会这么写，但甲骨文辰字却相反，甲骨文辰字由两个实物——古代规、矩——组成，甲骨文辰的本义就是规矩或守法度、合规律，故商代人见到辰字就会知道其本义。关于规、矩的历史，我们从汉代造女娲、伏羲一人持规、一人持矩看，便知这肯定是源于一个比汉代更早的传说，早到何时我们不知道，但甲骨文辰字告诉我们规、矩的实物铁定早于商代。如果我们的思维再跳跃一下就会发现石磬特别是折背石磬就是规、矩的合体，而且声字形就是吊着的磬或吊着的矩。《吕氏春秋·古乐篇》将磬追述到尧帝时期，《世本·作篇》则追述到尧舜时期，可见一个甲骨文辰字包含了很多历史信息。而甲骨文农（農）恰恰使用了林木（草）的象形和辰构成，难道这只是会意商代掌握了草木生长的规律吗？显然不是！中国先民掌握农耕农事农时的历史远远早于商代，而且还是通过观察星辰运行规律发现的农时，所以甲骨文农字也是把早于夏代的历史信息纳入了文字的实例。如果在甲骨文之前就有相对成熟的文字系统，商代有必要废弃掉夏文字而又如此繁琐地再重新创制一套文字吗？我认为不会。即便是周革商命，也没有影响甲骨文与金文是父子关系，即便是西周衰亡，篆文与金文还是甥舅关系，也都没有出现重新创制一套文字的现象。这说明历朝历代对文字系统的尊重和认可并不受王朝更迭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夏代应该是有一些固定文字但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统。
尽管我认为殷商甲骨文是独立成系的文字系统，夏代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文字系统，但是并不等于殷商甲骨文没有受到夏代甚至更早的造字思路影响。殷商甲骨文创制时对此前的造字思路是兼收并蓄的。比如甲骨文“文”字，字形上与陶寺遗址朱书扁壶的“文”完全一致，到西周金文时在甲骨文“文”的字形上增加了一个心形，会意“文”的本义是通过爻算与神或天神达成心灵沟通，这说明从陶寺的“文”经殷商的“文”到西周的“文”完全都是同义字，另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龟板上刻有一个“目”形与殷商甲骨文目字完全一致，这些都属于兼收并蓄现象。类似的现象还有，三星堆遗址有一个陶灯的底座上刻有一个由眼形和瞳孔组成的图案，这显然是会意特征，即通过刻画瞳孔特征会意灯光很明亮，可见古文字的会意特征也是兼收并蓄的并不是殷商甲骨文独创的。
正是由于汉字有两套系统，研究古文字必须依靠第一套造字原则探寻先民造字的心理活动，从而猜到字符组字的意图。当然，除了寻找其中的造字原则之外，尤其还要关注史前遗址出土的实物器形，没准那个器物及其用途就是揭开甲骨文本义的本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