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演进论：我的历史观
吴钩
在表明我的历史观之前，我要先批驳几个比较流动的中国历史观。
第一个：【中国停滞论】
从18世纪起，处于近代化进程中的西欧开始出现了一种傲慢的论调：一些对中国了解非常有限的哲学家根据他们的想象，对中国文明作出了“停滞”的定性，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称：“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中国人）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我们能不对此感到惊讶吗？……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然而，东西洋汉学界基本上都认同一个著名的论断：唐宋变革论。如果中国历史停滞不前，那历史上的“唐宋变革”该如何发生？从盛唐的中世纪色彩，到大宋的近代化性格，这中间的变革，比任何一次的王朝更迭都要深刻。如果这都能说是“始终停滞不前”，德国人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相比之下，倒是中世纪的欧洲更像陷入了“停滞”。
第二个：【冲击—回应论】
费正清等美国汉学家提出的“冲击—回应”论，简单点说，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在经历19世纪来自西方的“冲击”之后，产生了“回应”，才会出现近代化转型。显然，“冲击—回应论”的前提便是“中国历史停滞论”：必须坚持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在的近代化动力，“冲击—回应”的模型才有解释力。
这个“冲击—回应”模型论用来分析晚清变革，似乎很有解释力。不过，如果我们将历史时段拉得更长，则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出来：当宋王朝在11~13世纪打开近代化的大门时，费正清所说的“西方冲击”在哪里呢？
纵然在晚清之时，实际的情况也远比所谓的“冲击—回应”更复杂。外来的西学固然带来了“冲击”，乃至提供了宪政的镜像，但儒家本身也有构建宪政秩序的动力、蓝图与经验，晚清至民初的宪政转型，既是开放的，也是内生的。而“冲击—回应”模型假设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停滞、缺乏内在驱动力的封闭型“死局”，将外来的西方“冲击”当成近代社会变革的唯一动力源，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第三个【“历史三峡”论】
吴钩
在表明我的历史观之前，我要先批驳几个比较流动的中国历史观。
第一个：【中国停滞论】
从18世纪起，处于近代化进程中的西欧开始出现了一种傲慢的论调：一些对中国了解非常有限的哲学家根据他们的想象，对中国文明作出了“停滞”的定性，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称：“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中国人）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我们能不对此感到惊讶吗？……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然而，东西洋汉学界基本上都认同一个著名的论断：唐宋变革论。如果中国历史停滞不前，那历史上的“唐宋变革”该如何发生？从盛唐的中世纪色彩，到大宋的近代化性格，这中间的变革，比任何一次的王朝更迭都要深刻。如果这都能说是“始终停滞不前”，德国人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相比之下，倒是中世纪的欧洲更像陷入了“停滞”。
第二个：【冲击—回应论】
费正清等美国汉学家提出的“冲击—回应”论，简单点说，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在经历19世纪来自西方的“冲击”之后，产生了“回应”，才会出现近代化转型。显然，“冲击—回应论”的前提便是“中国历史停滞论”：必须坚持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在的近代化动力，“冲击—回应”的模型才有解释力。
这个“冲击—回应”模型论用来分析晚清变革，似乎很有解释力。不过，如果我们将历史时段拉得更长，则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出来：当宋王朝在11~13世纪打开近代化的大门时，费正清所说的“西方冲击”在哪里呢？
纵然在晚清之时，实际的情况也远比所谓的“冲击—回应”更复杂。外来的西学固然带来了“冲击”，乃至提供了宪政的镜像，但儒家本身也有构建宪政秩序的动力、蓝图与经验，晚清至民初的宪政转型，既是开放的，也是内生的。而“冲击—回应”模型假设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停滞、缺乏内在驱动力的封闭型“死局”，将外来的西方“冲击”当成近代社会变革的唯一动力源，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第三个【“历史三峡”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