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862年）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洛尔的成名代表作，自诞生之日起，不仅深受孩子甚至大人的欢迎与喜爱，而且在全世界也家喻户晓。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当下，已有超过八十种语言的译本，其发行量仅次于《圣经》与莎士比亚的剧本。在中国，《爱丽丝》最早由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翻译，书名由胡适确定，并于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赵元任译《爱丽丝》后，“三四十年代还出过不少《爱丽丝》的中译本，如1933年6月商务印书馆徐应昶的节译本，1936年5月启明书局 何君莲的节译本，1948年永祥印书馆的缩写本等等。但影响均不及赵元任的全译本。”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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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862年）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洛尔的成名代表作，自诞生之日起，不仅深受孩子甚至大人的欢迎与喜爱，而且在全世界也家喻户晓。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当下，已有超过八十种语言的译本，其发行量仅次于《圣经》与莎士比亚的剧本。在中国，《爱丽丝》最早由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翻译，书名由胡适确定，并于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赵元任译《爱丽丝》后，“三四十年代还出过不少《爱丽丝》的中译本，如1933年6月商务印书馆徐应昶的节译本，1936年5月启明书局 何君莲的节译本，1948年永祥印书馆的缩写本等等。但影响均不及赵元任的全译本。” [①]
新时期以来，中国出版的不同版本的《爱丽丝》更是数不胜数，但仍旧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足见《爱丽丝》的魅力之所在。当然，《爱丽丝》译介到中国后，在中国作家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作人撰文推荐《爱丽丝》，称“卡洛尔这部书没有意义并不是无意义，他这著作是实在有哲学的意义的。”当代不少学者，也把《爱丽丝》当做哲学文本解析，以探求字里行间的深义。不过，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接受而言，沈从文和陈伯吹是最富于典型代表意义的两位作家。
一
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分一、二卷出版，这部童话作品借《爱丽丝》的主人公12岁的阿丽思和45岁的兔子绅士约翰·傩喜，他们相约一起来漫游中国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度，却看到了种种可笑可惊可叹的奇怪“中国现象”：外国人开车撞死了中国人，只需要50元钱就可了结；要饭的乞丐请求阿丽思与傩喜杀了他，这样就不必为考虑活下去而发愁；小孩被出卖，其价钱比一条狗还贱得多……所有这些都让阿丽思永远无法理解，最后与傩喜悄然离开了中国[③]。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中，同样是写在中国，阿丽思遇到的种种奇怪事情和奇怪人物。故事从一个星期天早晨开始，小女孩阿丽思在袋鼠奶奶的陪伴下进入中国漫游，看到许多她未曾见过的东西：昏庸无能的瞌睡虫法官、毫无顾忌偷吃粮食的米蛀虫、变着法子欺骗顾客的糖果店蜜蜂老板、率领各种害虫和寄生虫耀武扬威的大蟒皇帝，以及肚里空空滥教八股的杨柳诗人蝉儿等，进而转到阿丽思奋力抵抗蚱蜢率领宪兵的进攻，以及大蟒皇帝调兵遣将和蚱蜢、蝗虫、百足大将等多次率兵进犯，最后撕毁金钟儿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等，阿丽思在愤怒地离开谈判中醒过来[④]。
从故事情节的对比中，可见，沈从文与陈伯吹都是让阿丽思从卡洛尔那里走出来，跨出国门来到中国的继续漫游之旅，依旧是以阿丽思的所见所闻所感为故事基本结构，来展示了许多的奇怪事、人与物。不过，可以洞见的是他们笔下的“阿丽思”少了卡洛尔的荒诞离奇与奇妙狂想，却更多了一份浓郁而沉重的现实色彩。尽管阿丽思漫游奇境的奇特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与反映了19世纪下期的英国社会，如兔子洞里是一个有着严格尊卑等级的世界，兔子对公爵夫人与王后的畏惧、臣民的表面臣服、花匠的谨小细微，以及王命高于游戏规则导致的槌球赛的混乱等，但是这种折射带着一份孩子的好奇，也有着一份成人的困惑，而更为重要的体现是如《大英百科全书》中说的“把荒唐文学提到了最高的水平”，以及这种给读者无尽地放肆离奇的想象，能够无线地给与孩子甚至成人阅读的欣喜与快乐。然而，《阿丽思中国游记》与《阿丽思小姐》则是把社会现实用童话的形式活脱脱的呈现出来。沈从文笔下的乞丐要活，“却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活”，所以求死要更爽快，最终解释了“他们怎么样一次花了三十块小费”，从求死者身上，能够映照出当时中国的战乱、荒灾、失业、外国侵略以及饿殍遍地的现状与凝重思考；“灰鹳的家”中反映的民间崇敬鬼神、占卜等蒙昧迷信已经深深侵蚀人的灵魂的警醒；从傩喜与上层社会交往、搜罗中国文物等中，嘲讽了媚外畏洋、重虚爱面子的文化心态；“八哥博士的欢迎会”中，百禽聚集，各现奇才，热闹场面里却是影射中国知识界的平庸猥琐、浅薄无聊以及攻讦倾轧等。在对现实的反映中，陈伯吹的笔触经历了一个从现实的讽刺到辛辣直面抨击的过程。他读完《爱丽丝》后，深为爱丽丝这个“十分可爱的姑娘所吸引并激动”，便沿着原本构思和人物名字，写下了中国式的阿丽思游记，《阿丽思小姐》的前半部分展示的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人生百态与苦难现实。可是，从作品的后半部开始，笔锋突转，让幻想情境更进一步结合了残酷的现实：以阿丽思奋力抵抗蚱蜢所率领宪兵的一次次进攻，撕毁金钟儿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抗战到底的行动，象征了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以大蟒皇帝调兵遣将和蚱蜢、蝗虫、百足大将等多次率兵进犯，比附帝国主义的野蛮无理与疯狂侵略；同时还以金钟儿在圆桌会议的步步退让，抨击了现实社会中的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等等。可以说，沈从文与陈伯吹对卡洛尔的《爱丽丝》的接受过程中，褪去了纯正的儿童文学色彩，着上了沉重的社会现实因子，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则是把最新是社会现实状况用文本展示给世人，讽刺了国民党奉行的不抵抗主义；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更是上升到了哲学思索层面，已远远超越了儿童的理解与接受能力。
在接受过程中，除了现实因素的比重比浪漫想象多，沈从文和陈伯吹的作品中，还偏重向读者，尤其是孩子，穿插教育性与知识性的内容。在这一点里，陈伯吹尤为突出。因而，在主题取向上，他并不是仅仅单纯追求奇与趣，而是有意识地寓品德教育与智力教育于娱乐故事之中。《阿丽思小姐》中不但努力激发小读者爱国心，而且还从阿丽思的三年级小学生身份出发，适当穿插了小学自然课本里的动植物常识和有关作文的基础知识及修辞手法，注重了作品的知识性，以及读者的品德与智力的培养。在卡洛尔笔下尽管也有知识性内容的介绍，但作品所赋予的狂野想象掩盖与替代了所谓的教育性意义。
二
卡洛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用梦幻般的色彩，把中国作家带入到一个离奇的想象故事中。变幻莫测的情节却富于严密逻辑性与深刻内涵，给予了作家们以智慧与幻想的熏陶。沈从文与陈伯吹在这种智慧之旅中，促生了创作的灵感，接受之中，现实社会状况与作家生存影响下，作家们不由自主地在创作中少了浪漫狂想奔放，更多融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境遇。但是，不可否认，其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所在，《阿丽思中国游记》是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别样风格的独特景象，它作为我国第一部长篇童话，为20世纪初期的中长篇童话的崛起开了先风。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融儿童性、文学性、教育性、知识性于一体，更是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 陈子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第一部中译本》，《译林书评》【J】，1995年第16期.
[②] ［英］卡洛尔著，贾文浩、贾文渊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③] 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0年.
[④] 陈伯吹：《阿丽思小姐》【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
[⑤] 陈伯吹：《阿丽思小姐·重版前言》【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
[⑥] 陈伯吹：《蹩脚的“自画像” 》，《我和儿童文学》【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
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分一、二卷出版，这部童话作品借《爱丽丝》的主人公12岁的阿丽思和45岁的兔子绅士约翰·傩喜，他们相约一起来漫游中国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度，却看到了种种可笑可惊可叹的奇怪“中国现象”：外国人开车撞死了中国人，只需要50元钱就可了结；要饭的乞丐请求阿丽思与傩喜杀了他，这样就不必为考虑活下去而发愁；小孩被出卖，其价钱比一条狗还贱得多……所有这些都让阿丽思永远无法理解，最后与傩喜悄然离开了中国[③]。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中，同样是写在中国，阿丽思遇到的种种奇怪事情和奇怪人物。故事从一个星期天早晨开始，小女孩阿丽思在袋鼠奶奶的陪伴下进入中国漫游，看到许多她未曾见过的东西：昏庸无能的瞌睡虫法官、毫无顾忌偷吃粮食的米蛀虫、变着法子欺骗顾客的糖果店蜜蜂老板、率领各种害虫和寄生虫耀武扬威的大蟒皇帝，以及肚里空空滥教八股的杨柳诗人蝉儿等，进而转到阿丽思奋力抵抗蚱蜢率领宪兵的进攻，以及大蟒皇帝调兵遣将和蚱蜢、蝗虫、百足大将等多次率兵进犯，最后撕毁金钟儿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等，阿丽思在愤怒地离开谈判中醒过来[④]。
从故事情节的对比中，可见，沈从文与陈伯吹都是让阿丽思从卡洛尔那里走出来，跨出国门来到中国的继续漫游之旅，依旧是以阿丽思的所见所闻所感为故事基本结构，来展示了许多的奇怪事、人与物。不过，可以洞见的是他们笔下的“阿丽思”少了卡洛尔的荒诞离奇与奇妙狂想，却更多了一份浓郁而沉重的现实色彩。尽管阿丽思漫游奇境的奇特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与反映了19世纪下期的英国社会，如兔子洞里是一个有着严格尊卑等级的世界，兔子对公爵夫人与王后的畏惧、臣民的表面臣服、花匠的谨小细微，以及王命高于游戏规则导致的槌球赛的混乱等，但是这种折射带着一份孩子的好奇，也有着一份成人的困惑，而更为重要的体现是如《大英百科全书》中说的“把荒唐文学提到了最高的水平”，以及这种给读者无尽地放肆离奇的想象，能够无线地给与孩子甚至成人阅读的欣喜与快乐。然而，《阿丽思中国游记》与《阿丽思小姐》则是把社会现实用童话的形式活脱脱的呈现出来。沈从文笔下的乞丐要活，“却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活”，所以求死要更爽快，最终解释了“他们怎么样一次花了三十块小费”，从求死者身上，能够映照出当时中国的战乱、荒灾、失业、外国侵略以及饿殍遍地的现状与凝重思考；“灰鹳的家”中反映的民间崇敬鬼神、占卜等蒙昧迷信已经深深侵蚀人的灵魂的警醒；从傩喜与上层社会交往、搜罗中国文物等中，嘲讽了媚外畏洋、重虚爱面子的文化心态；“八哥博士的欢迎会”中，百禽聚集，各现奇才，热闹场面里却是影射中国知识界的平庸猥琐、浅薄无聊以及攻讦倾轧等。在对现实的反映中，陈伯吹的笔触经历了一个从现实的讽刺到辛辣直面抨击的过程。他读完《爱丽丝》后，深为爱丽丝这个“十分可爱的姑娘所吸引并激动”，便沿着原本构思和人物名字，写下了中国式的阿丽思游记，《阿丽思小姐》的前半部分展示的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人生百态与苦难现实。可是，从作品的后半部开始，笔锋突转，让幻想情境更进一步结合了残酷的现实：以阿丽思奋力抵抗蚱蜢所率领宪兵的一次次进攻，撕毁金钟儿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抗战到底的行动，象征了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以大蟒皇帝调兵遣将和蚱蜢、蝗虫、百足大将等多次率兵进犯，比附帝国主义的野蛮无理与疯狂侵略；同时还以金钟儿在圆桌会议的步步退让，抨击了现实社会中的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等等。可以说，沈从文与陈伯吹对卡洛尔的《爱丽丝》的接受过程中，褪去了纯正的儿童文学色彩，着上了沉重的社会现实因子，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则是把最新是社会现实状况用文本展示给世人，讽刺了国民党奉行的不抵抗主义；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更是上升到了哲学思索层面，已远远超越了儿童的理解与接受能力。
在接受过程中，除了现实因素的比重比浪漫想象多，沈从文和陈伯吹的作品中，还偏重向读者，尤其是孩子，穿插教育性与知识性的内容。在这一点里，陈伯吹尤为突出。因而，在主题取向上，他并不是仅仅单纯追求奇与趣，而是有意识地寓品德教育与智力教育于娱乐故事之中。《阿丽思小姐》中不但努力激发小读者爱国心，而且还从阿丽思的三年级小学生身份出发，适当穿插了小学自然课本里的动植物常识和有关作文的基础知识及修辞手法，注重了作品的知识性，以及读者的品德与智力的培养。在卡洛尔笔下尽管也有知识性内容的介绍，但作品所赋予的狂野想象掩盖与替代了所谓的教育性意义。
卡洛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用梦幻般的色彩，把中国作家带入到一个离奇的想象故事中。变幻莫测的情节却富于严密逻辑性与深刻内涵，给予了作家们以智慧与幻想的熏陶。沈从文与陈伯吹在这种智慧之旅中，促生了创作的灵感，接受之中，现实社会状况与作家生存影响下，作家们不由自主地在创作中少了浪漫狂想奔放，更多融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境遇。但是，不可否认，其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所在，《阿丽思中国游记》是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别样风格的独特景象，它作为我国第一部长篇童话，为20世纪初期的中长篇童话的崛起开了先风。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融儿童性、文学性、教育性、知识性于一体，更是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 陈子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第一部中译本》，《译林书评》【J】，1995年第16期.
[②] ［英］卡洛尔著，贾文浩、贾文渊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③] 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0年.
[④] 陈伯吹：《阿丽思小姐》【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
[⑤] 陈伯吹：《阿丽思小姐·重版前言》【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
[⑥] 陈伯吹：《蹩脚的“自画像” 》，《我和儿童文学》【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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