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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五位恩师

2016-07-09 12:0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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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演化史》终于出版了，这是迄今我的学术含金量最高的一本书，也是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精装书。此时此刻，我首先想到的是五位引领我走上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老师，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教育，我不可能在历史语言学领域有任何建树的。
我的五位恩师
❶ 李崇兴教授。李老师是我在1986年刚到华中科技大学读研究生的导师。李老师是吕叔湘先生的第一批硕士，他的研究方向是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李老师深得吕先生研究的精神，观察敏锐细致，思维严谨周到。李老师为人低调谦和，乐于助人。我上过李老师的《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汇史》两门课，所以说李老师是把我代入这个领域的第一人。李老师知道我对现代汉语语法更感兴趣，所以跟他读了一年后，黄国营老师获得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李老师就把我推荐给黄国营老师做现代汉语语法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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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李讷（Charles N Li）教授。李讷教授挽救了我的学术，挽救了我太太的生命。我于1993年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习，华裔学者陈渊泉任该系主任，他充分利用美国大学赋予教授的权利，对所有不选他做导师的中国留学生格杀勿论，在我前后惨遭他毒手的有五个学生（包括来自台湾的一位女生），我也不能幸免于难。1995年5月，女儿还有两个月要出生，我只在那里读了两年书，陈渊泉向系里说我没有科研能力，建议终止学业。这突入其来的灾难如五雷轰顶。我到陈渊泉办公室向他求情，陈满脸堆笑，态度坚决：不能给予我硕士学位，因为我在中国已经有一个，属于重复，并劝我赶快准备2个月内回国。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危机，当时真的觉得走投无路，情急之下想到了李讷教授，因为此前我也申请过他们的博士学位，曾经被他们录取过。非常巧的是，当时李讷教授刚刚拿到一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大项目，需要人手来开展工作。更巧的是，他与陈渊泉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同学，陈渊泉的导师是王士元，当时王士元也是用尽各种手段尝试破坏掉李讷老师的学业。所以，李讷教授一方面是出于研究课题需要，一方面是出于仗义，毫不犹豫地聘我作为他的研究员。我在给李老师做研究期间，太太患了严重肾病，李老师又慷慨相助，给予了最好的医疗条件，稳定住了急剧恶化的病情。
没有李老师的帮助，我就很有可能中断学业，甚至毁灭事业，从那时起再与语言学无缘。更重要的是，李老师的课题是“汉语历史句法学”，没有李老师给我这个契机，我大概这一辈子都不会做历史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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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Ronald Langacker. Ron是我在圣地亚哥读书期间的导师，上过他的五门课。我刚到美国时英语不好，但是我很勤奋，几乎每个星期与Ron约谈一次，每次都大约持续一个来小时。每次我把感兴趣的问题和例子事先写在纸上，这是我第一次与西方语言学大家的直接碰撞，也大大改变了我的语言观。Ron不仅是认知语言学的奠基人，也在历史语言学里颇多建树，比如关于“重新分析”的经典定义就是Ron做出的。我从Ron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很感激他给予的帮助。在陈渊泉突如其来下毒手之际，Ron还是做了努力的。他向全系的老师发了一封紧急信，专门为我的事召开了一次会议，为我争取了两个条件：一是授予我硕士学位，二是在圣地亚哥再多呆一个学期，给我充分的时间来安排家庭和到圣巴巴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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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Elizabeth Traugott. 我上过Elizabeth的“Grammaticalization”课，跟她修过三个学期的“一对一”独立研究课。我在博士论文开题之前，要考四门综合课，研究方法课是Elizabeth主考的，她给列出一个历史语言学领域的书单，学习一段时间后，给出了7道试题，让我回答。我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到完成，都是Elizabeth一手指导的。2010年我回斯坦福访学，又旁听了她的“Constructionalization”这门课。这本书也是系统运用Elizabeth的语法化理论对汉语3000年发展史研究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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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Paul Kiparksy. 我在斯坦福读博士期间，上了Paul的Historical Moho-syntax课，他的语言类型学视野和宏观把握问题的能力对我影响很大。我上Paul的课有个特殊的经历，我给他这个门课的作业是关于汉语历史上量词的产生对结构助词出现的“类推影响”，Paul给了我一个A，而且还把我的作业用作第二年上课的教学内容。我在2010-2011年学术休假时，Paul又作为我的导师邀请我回斯坦福一年。Paul是我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五个成员之一，除了上他的课之外，我还跟他学了一个学期的“独立研究课”，每星期见一次面讨论，最后还要写一篇小论文。Paul原来是MIT的教授，斯坦福大学把他挖过来，被斯坦福聘为“学院教授”，是语言学系最资深的学者，他的学生在哈佛、加州大学伯克利、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当教授。Paul来自芬兰，是一个典型的绅士，每年大学毕业典礼时，他就穿上欧洲传统黑色的礼服，戴着一顶很高的礼帽，腰中还配一把宝剑，显得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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