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札记（篇伍）简读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
2016-11-26 18:06阅读：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所著《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以下简称《理》）一书，意在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解析历史中人类社会的经济变迁过程。支撑作者这一研究客体的方法，乃是立足于比较理解不同经济体的绩效差。《理》通过从理论上概述经济变迁的各个参量及相互关系和以经济史实例解构经济变迁这两个部分，进行对经济变迁过程的理解。而诺斯不同于一般经济史家之处，在于他注重考察信念体系本身的演化，以及不同的信念体系如何对结构、组织和社会的经济绩效产生不同影响。
在第一部分，诺斯描述了经济变迁过程的基本参量，提供了一项宏观视角。他将“参与者的意向性”作为关键性参量，这意味着参与者自身基因性的经验积累和外部环境中的经验供给所共塑的思维过程，决定性地影响了经济变迁的某种方向。文化的潜移默化，是其中重要的实例支持，它“不仅决定某一时期的社会绩效，而且通过支持性框架约束参与者”。毫无疑问，制度约束与人类的主观意志息息相关。社会文化从广义上也可算作一种制度，它是人类因袭过去、决定现在并影响未来的那些规则、标准和信仰的累积结构。
诺斯将经济变迁的动力切割为三个基本部分：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知识存量和界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框架，而改进经济变迁的关键则在于人控制环境的主观努力，也便是前文提到的“参与者的意向性”。不过，同社会风险理论近似的是，减少环境不确定性的依托路径本身，往往诱发新的不确定问题，甚至可能加剧环境自身的恶化。以更为宏观的视角看待社会史，便会发现无序状态（革命、缺少个人安全、混乱）占据了其中绝大多数比重，而其中为数不多的秩序便是建立在有效制度的庇护之下。
那么经济变迁涉及那些具体问题呢？诺斯总结了四个要点。首先是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不确定性。“各态历经”被社科大家马克斯·韦伯定义为“涉及或与任何状态的重复发生相联系的概率，尤其是任何状态永远不再发生的概率为零”。简而言之，是一种接近于绝对静止与不变的状态。自然，“非各态历经”便是对以上状态的反向否定。人类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诺斯认为“它一直是形成整个历史和史前人类组织的结构演化的潜在条件。”人类使自身环境更易于预测可谓生存本能的一种体现。正如罗纳德·海纳一针见血地提出：“不确定性是可预测行为的根源”。
在这种条件下，不确定性意味着选择的扩大与效率的低下，制度便由此种约束和简化诉求而生长出来。关于“不确定性”的具体应对，诺斯将其划分为五个连续的构成：首先，在知识存量相对固定的预设下，增加信息的丰富度往往可以提供更加全面的参考性；其次，在不改变当前制度框架的前提下，提供知识存量也可达到缓冲不确定的效果。另外的三个层次，则是逐步通过改变制度框架、重构信念结构与生成“非理性”意识来平衡不确定性。当然，每一个后者都可看作为在突破前者边际下的“理性”选择。
经济变迁问题的第二个要点是信念体系、文化和认知科学。诺斯认为，“思想的流动和理智的适应性成功取决于与外部资源之间不断重复的至关重要的交互活动”。也即是说，信念体系和制度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互构关系。此处，诺斯通过将生存选择与合作作为早期人类心智的基因结构，来解释此种结构如何在此后漫长的人类史中塑造文化。经验沉淀形成了在经济变迁中抵御风险重要的路径，如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我们用以了解外部世界的工具本身是很多经历的产物。它被我们生活环境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条件所塑造，体现了对于我们过去所经历的环境中各个要素之间关系的遗传性复制”。信念、文化和科学以制度的形态稳定地输出绩效能够更大程度减少不确定性，以此使载体本身在残酷的自然和社会竞争中生存下来。
经济变迁问题的第三个要点是意识与人类的意向性。诺斯认为，“人类行动的巨大差异，是意识与不同的人类经验之间复杂交互方式的产物，这种交互方式使个体具有了特定的特征和信念，形成了广泛的的社会行为模式，该模式已经塑造并将继续塑造着经济变迁。”在与外界持续的互动中，经验逐步被在嫁接到基因结构上，并产生出我们称之为意识的复杂结构。伴随变迁过程中人类的学习活动，意识逐步形成一种更具共识性的信念体系，并对来自经验的信息进行过滤；而与此同时，经验的增长和累积也进一步改造着人类的意识结构。在民族国家逐步形成后，意识形态对顺从的要求成为减少维持秩序成本的主要力量。同时，它也产生了额外的社会成本：“意识的扩展不仅是人类创造性的奇迹和所创造丰富文化的来源，而且是偏狭、偏见和人类冲突的根源。”。也正因如是，人类才力图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支撑结构，来抑制意识的消极作用。
关于经济变迁的最后一个问题，乃是人类搭建的支撑结构。实质上，这种支撑结构可以看作是激励和约束的集合。诺斯则将这种支撑框架看作由最宽泛意义上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和。其中，“物质资本是人类累积起来的所有人工物品，人力资本是指人类所拥有的根植于人们信念中的知识和人类创建的反映他们信念的制度”。与其他人类社会的组成要素近似，这种支撑也呈现出等级性的特质。诺斯承认市场结构反映了规则制定者的信念，故而当不同的信念产生冲突时，制度往往“会反映那些有能力实现他们的目标的人们的信念”。通过借用格雷夫关于马格里布和热那亚商人在地中海经济活动，诺斯引入“非人格化”的概念帮助分析。他认为，“在人们的交互作用仅限于小范围、人格化水平的社会中，非正式的规范就普遍存在；只有当存在非人格交换，并且对外部符号储存系统的使用日益增多时，非正式规范才能转变为正式规则。”此节的最后，诺斯归纳了制度变迁的五个命题：稀缺环境下的竞争作用、知识存量增长对意识结构变革的推动、制度框架的激励、心智模型构建感知状态以及增量特征和路径依赖构建的制度变迁的两大基本特征。
在完整介绍经济变迁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四个要素之后，《理的》第二部分着重通过对经济史的具体解读进一步剖析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首先，诺斯将“信念”确立为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基础要素：
“信念既包括个体拥有的信念，也包括那些形成信念体系的共享信念。”
个体在不同社会的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经验，既定的信念结构过滤来自于这些经验的信息，而这一心智结构则主导建构了我们存在的整个世界。
自人类经济史的缘起始，环境便处于恒动的演化中，未曾停歇。当外部存储源经由日益复杂的符号存储系统实现发展，复杂社会的兴起开始成为可能，这也构成非各态历经世界的基本状态。诺斯在研究经济变迁之始做出了三个基本的假设：第一，现代经济增长究其根源来说源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有关的知识存量增长，考虑到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重要的正相关关系，此处关于人口曲线图式的突然转折能够提供支撑；第二，适于应付物理环境不确定性的制度和信念与人类建构的应对人类环境的制度和信念的对比，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关键，也提出了有关基本的不同模式的根本问题；而理解现代经济增长，需要将前面的分析纳入更广阔的背景之中。此处作者选取了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在现代经济变迁过程的不同路径，来佐证制度建设与经济绩效之间高度相关的关系。第三世界缺乏能持续稳定匹配于现代技术发展的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差异。诺斯将其总结为，“对阻碍非人格化交换的发展，进而阻碍生产率发展的制度框架和基本信念的反映。”
有序和无序的结构差异，同样存在对经济效益的重大影响。长期维持的稳定秩序同社会采取激进变革之后秩序的迅速重建，使得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之间的绩效鸿沟迅速拉开。通过建立非人格化交换制度，以约束参与人并限制政治制度的制定，是削弱人格化交换与现代社会发展不协调处的重要路径。“人格化交换依赖于互惠、重复交易以及倾向于从发达的互惠关系中演化而来的非正式规范之类的东西。非人格化交换则要求发展经济和政治制度以改变交换中的支付，回报合作行为。”使之实现调和的路径，则是通过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改革，“给定参与人来自历史的信念和制度，这种根本改变通常不在可行集之内”。
虽然“非人格化”是现代秩序和制度建设重要的主题与追求，但在此变迁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障碍。诺斯同样总结了四点：第一，“这个世界使我们倾向于从事小规模的合作行为，这正是我们在不利的物理环境中生存所必需的氏族、部落和其他小集团互动的特征”。也即是说，人类的此种选择受到遗传/传统的约束，基因结构“使我们对人格化交换做好了准备。但并未为非人格做好准备。”；第二，整体心智结构的发展不足以抵御背叛；第三，强制非人格化实施机构与国家的形成都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累积；第四，则是公权对私权可能的侵害程度：“拥有实施产权的强制力国家建立导致国家有能力利用这一强制力去剥削公民，完全解决问题仍需要时间”。
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变迁中信念与制度的互动关系，诺思选择将西方世界的兴起和苏联的兴衰作为一对饶有趣味的比较对象。西方世界兴起重要的历史渊薮，乃是希腊—罗马文化遗产改变并最终塑造了从六世纪到十世纪出现的诸多制度安排。“封建领主的庄园似乎是从古罗马时代的庄园住宅直接演变而来……罗马法保留下来，而秩序逐渐形成的地区则为产权形成提供了基础。”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由教会提供的统一信念结构与可参照的意识形态框架，塑造了感知结构并影响着下一个时代。“这种共同的参照结构成为这些感知继续演化的基础。这些感知就指引我们做出选择，从而塑造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基督教信念逐渐供给了这样的观点：自然应该为人类服务，因此宇宙能够也应该为了经济的目的而被控制。
在文艺复兴后，推动西方政治制度变迁重要的力量似乎变成了军事需求。“军事技术的变革不仅促进了战争性质的变化，也大大改变了政治单位的有效规模。”此处的规模，包括训练军队的成本、装备花费以及组织成本。战争巨大的耗费现实，迫使政治单位为了安全与生存征收了远超需求的税收。彼时解决财政困难所需税收的主要来源是三个：充公、借款、服务换取税收。其中的第三种方法，引起了人类社会广泛而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直接构成了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互动联系。威廉·斯塔布斯曾经这么概括：“国会实际上是用货币购买爱德华一世和三世对其立法、调查弊端和分享国家政策指导的权力的承认。”
然而，国家并非单纯行使保护的职能。当制度本身能够供给足够的制度激励时，自然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增长；但是，当主体对经济的集中政治控制和垄断特权使得对从事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活动的激励不足时，就会导致相应的经济衰退——经济失败的事例大大超过经济成功的事例——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特例，而经济停滞和衰退成为普遍的情况，反映了人类组织失灵的持久趋势。苏联的衰落，从某种意义上，便是因经济体制活力的彻底僵化。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现代发展的失败，则体现出集中的政治控制限制了选择空间本身，而其他可供替代的选择唯有在有关政治经济决策长期后果的不确定性中去寻找。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则是因选择的多样性和不断增加的促进经济增长的而形成的互构。
那么接下来的疑问则是，如何实现能够带来深刻福利和绩效的经济变迁。诺斯承认，“信念、制度、组织、政策、结果的演化方式导致了空前的经济福利，也导致了无休止的灾难和人类的痛苦”。面对变迁中最重要的三个难题：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构成现代人类环境的特征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制度结构和非各态历经的世界，诺斯再次回到产权的起点。他认为，“产权导致有效的价格体系，因此建立产权是必需的一步”，这样一种产权体系的主要特征，是能在产品和劳务生产和交换中降低交易成本。为了保护产权，必须以强力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支撑。这种制度的形成和演化存在四个部分，可组合为一种理想中的政治模型。诺斯首先认为，存在一个能产生组织的制度矩阵，它以界定和保护产权为基础目标；此外，政治和经济市场交易关系存在稳定结构；而一个基础结构，它使政府遵守一组为组织和交易关系提供保护的政治规则和实施成为可信承诺；最后一点，则是合法性权威的确立，表现为规范的内在化和强制性实施结果的顺从。
在最后关于人类经济变迁历史的终极疑问“我们走向何方”中，诺斯提及其研究的中心命题：“世界的非各态历经性质造成了人类在演化过程中面临更为复杂和相互依赖的新环境，如何成功处理这一问题？“。他在疑虑中确认了一点，即问题的回答将由“社会成员的心智所发展出来的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的高低，以及问题的新颖程度。”所决定。毋庸置疑地是，诺斯预设意识是人类创造性本质和自我毁灭能力的来源，这一点更具体地表现为制度和意识相互建构与回应。他声称：“一个社会中的某些成员可能会看到问题的真实性质，但却无法改变制度。因此，必须使那些能够做出决策的人也具有这种想法；然而，政体能否将这种人安置到决策制定的位置上并非是不言而喻的
。”
诸多现代国家因此成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一些国家也因此堕入战争和解体的深渊。而一种真正健康的经济变迁形态，则体现于社会本身的适应性效率。“适应性效率是指当问题演化时，社会不断修正和创造新制度不断需要的条件。”它要求经济体能够在面临普遍不确定性时为不断的试错创造条件，以期消除无力解决新问题的制度调节病态。在面临当今南北世界愈加显著的发展差异时，这一观点仍然饶有意义。发达国家需要不断地调整经济激励结构，避免体制活力的保守僵化；而发展中国家关键需要创造适合自己的激励结构，而非盲目以后发性的姿态进行无条件模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