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车停在锦屏铜鼓中学门前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西斜，残阳如血洒在大地上。站在学校门前的公路边，不经意间，朝北面望去，一堵古老城门矗立在原野上，与城门连接的城墙已经坍塌湮没在荒草灌木之中，只有城门还孤单地矗立着，城门上长满草木，城门已经没有门，只剩石头堆砌而成的门洞。城门洞倔强地与风雨岁月抗争，似乎不愿退出历史的舞台。有人告诉我，那就是铜鼓古城的北门——雄武门。
就那样不自觉地走向雄武门，去探寻一段铜鼓的烟雨岁月。
石砌的门洞厚约1.5米，高
新浪博客
当我把车停在锦屏铜鼓中学门前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西斜，残阳如血洒在大地上。站在学校门前的公路边，不经意间，朝北面望去，一堵古老城门矗立在原野上，与城门连接的城墙已经坍塌湮没在荒草灌木之中，只有城门还孤单地矗立着，城门上长满草木，城门已经没有门，只剩石头堆砌而成的门洞。城门洞倔强地与风雨岁月抗争，似乎不愿退出历史的舞台。有人告诉我，那就是铜鼓古城的北门——雄武门。
就那样不自觉地走向雄武门，去探寻一段铜鼓的烟雨岁月。
石砌的门洞厚约1.5米，高
约3米，600余年的时光了，门洞依然牢固。城门上以前应该有哨兵的营房，可惜早已经荡然无存。拿着相机想拍摄出城门初始的模样，而我尝试了不同角度，依然无法拍出理想的城门图景。我试图从残破的城门、城墙的遗迹与城中的古迹遗址，去寻找铜鼓的影子。而铜鼓历史太久远了，久远到我看不清它的面容。我还能找到什么呢？
唐之前，这里是一片化外之地，居住在这块土地的苗族、侗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影子已经很模糊了。那就从唐末五代时期说起吧。唐末五代时期，亮江流域铜鼓一带是苗族、侗族聚居地区。因封建王朝国力有限，无力统治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于是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是“羁縻”制度。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羁縻”制度一直延用到元朝。历史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朝征服“九溪十八峒”，侗族地区的土官们大部分归附元朝，朝廷“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立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这就是土司制度的雏形。铜鼓属十八峒之一，为土司管理之地。
封建统治者真正进入亮江流域地区，是从明朝开始。明朝初年，土司制度进一步发展，但朝廷对土司的管理进一步增强。据历史记载：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江阴侯吴良收服五开(今贵州黎平县)和古州(今贵州黎平西北和锦屏一带)等侗族地区，得到223峒，人口15000多人。朱元璋对于归附的土官均原官授职。但朝廷加强对少数民族土司的管控，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卫所制度，对土司实行监督与管控。卫所制度，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卫所官兵，战时出征，闲时从事耕作。卫所制度，既保证了兵源，又解决了军粮问题，一举两得。为了推行卫所制度，明廷对“九溪十八峒”地区少数民族进行武力征服，施行“拔军下屯，拔民下寨”的殖民政策，肆意蹂躏，杀戮掠夺当地人民，插标占地，把人民驱赶到穷乡僻壤，激起了“九溪十八峒”人民大规模的武装反抗运动。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六月，终于爆发了以吴勉为首的武装抵抗起义，古州（榕江）一带十二长官司均响应之，义军发展到20万人，占领了湘黔桂边区广大地区。吴勉起义威震湖广，朝野震惊。朱元璋派楚王朱桢率湘军30万，前去镇压。明军由沅州(今湖南省芷江县)伐木开道200里，直抵清水江，对铜鼓形成钳制之势，明军在铜鼓与林宽领导苗侗农民起义军展开激战，农民军寡不敌众，林宽被俘牺牲，农民起义军以牺牲两万余人的惨烈代价宣告失败。
吴勉之乱平息后，明朝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镇远、平溪、清浪、偏桥、铜鼓、五开六卫，史称“边六卫”。铜鼓卫就是建于这一时期。史料记载：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明朝廷在今锦屏县铜鼓设置铜鼓卫，圈占土地三百五十四顷。强占苗侗人民的田土，把当地侗苗人民从开阔地带赶到深山老林，使得当地人民无家可归，激化了民族矛盾。同年三月，锦屏婆洞（今锦屏启蒙镇）林宽领导的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他们攻克龙里、新化、平茶等千户所。明朝廷紧急调湖广军队前来镇压，潮门桥一战，官军被杀死千余人，被迫退守铜鼓卫城，一时震惊朝野。朱元璋又派楚王朱桢、湘王朱柏前往镇压。农民军寡不敌众，林宽被俘牺牲，农民起义军以牺牲两万余人的惨烈代价宣告失败。镇压林宽起义之后，于铜鼓设设卫指挥司，增加了一倍多兵力，铜鼓驻兵18036人，军民人口最多时达5万余众。
明朝为什么在西南边陲的铜鼓派驻如此多的军队？从地理位置上看，铜鼓是湖南进入贵州的要冲，也是深入苗疆的前头堡，进可深入贵州腹地，退可入湖南境内，是兵家必争之地。显然，明朝选择铜鼓设卫，是朝廷经过认真勘察地形地势后深思熟虑的结果。从地势上来看，铜鼓村座落在一个巨大的喀斯特台地上，东有大坝为护，南西北三面有群山为屏，城廓若一圆形的“田”字，地势险要。大坝上是大片耕田，可以为铜鼓驻军提供充足的粮食，铜鼓外围有三面群山为天然屏障，又修筑有城墙，城门上有士兵日夜值守，可谓固若金汤。现存立于东门街边的古碑——《重修铜鼓周城碑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载：古城“周围计六百余丈，楼橹岩岩，垣墉屹屹，巍然一金汤”。当时古城的风貌，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走在铜鼓镇，街边都是门面店铺，商品琳琅满目，如果不仔细观察，已经很难看出古军屯堡的影子。和街边一位看守小卖店的老人聊天，从老人向我描述了铜鼓古城的大致轮廓：城内以钟鼓楼为中心，大街呈十字辐射四周，直通城门。东门为“迎晖”，南门为“定边”，西门为“镇静”，北门为“雄武”。东街长二里左右，小坡度缓缓向迎晖门及城外“凤鸣楼”倾斜，迎晖门向有双峰（凤凰山）耸峙，两相排闼，紧锁城池。沿街左右有巷道垂直延伸，人烟稠密。北南两街各长一里，地势平缓，为连接湘桂的通道。定边门向的城内有“江西会馆”和“湖南会馆”。城外右侧有“南泉庵”、“接官亭”、“贞节坊”、“金家洞”、“文笔塔”。西街短而宽阔，是古时军政中枢机构所在地，古锦屏县县衙之所在，衙门前竖有“镇雄坊”，坊上镌刻为“楚西镇雄”四个威严无比的大字。坊两侧石狮一对，石锣两面。而眼前，那些为防御而修筑的城墙在历次的战火及岁月风雨洗礼大部分已经坍塌，湮没在荒草灌木之中。东门和西门已毁于战火，只有北门和西门还残存。铜鼓县衙已经了无痕迹，而铜鼓县衙前的石狮和石鼓却保存完好，现今立于铜鼓镇政府大门前。
铜鼓因战争而兴起，因岁月流逝社会变迁而衰落。从明朝的林宽起义到清朝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到近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600多年间，发生在铜鼓的大小战事数十次，烽火硝烟，干戈枪炮，给铜鼓古城留下了深刻的战争伤痕记忆。600余年历史，铜鼓行政名称的也在不断变化：明洪武21年设御千户所，30年改为铜鼓卫；清雍正5年废铜鼓卫置锦屏县，道光12年改县为乡，设县丞；民国元年重设铜鼓县，民国三年县城从铜鼓迁至王寨；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民主建政时期设铜鼓乡。1958年设铜鼓工区，1959年改称管理区。1961年设铜鼓公社。1984年恢复铜鼓乡人民政府建制。2002撤区并乡，设铜鼓镇至今。
和平年代，历史上作为军事要冲的铜鼓，许多军事设施坍塌荒废，已经褪去军事的色彩。失去军事功能后，在岁月风雨洗礼中，都已经面目全非。当年的铜鼓县衙，迎官亭、送官亭，东城门，南城门已经了无踪迹。唯有那两座孤独矗立于荒野的的城门，还在向世人诉说着刀光剑影的故事。600余年繁华沧桑，如今也被“历史风沙”侵袭得只剩下破旧败的遗迹。我无法从这些寥寥的残留物构思出古城昔日的雄伟，只能透过一处处的古遗址幻想出古城昔日的模样，只能从今天古装戏里看到类似的景象。
现代步步紧逼，传统节节后退。悲观地说，军屯古镇的消逝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这些大多因地处要冲或位置偏僻，即使是曾经一度繁华之地，也因历史的原因而门庭冷落，侥幸保存下来的古镇，其实非常脆弱。虽然我们没有权利评说古镇人的追求和选择，但由衷地希望古镇不应该只有曾经沧海，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文化犹如一颗种子，需要多加呵护才会有生命的传承，军屯文化也不例外。
唐之前，这里是一片化外之地，居住在这块土地的苗族、侗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影子已经很模糊了。那就从唐末五代时期说起吧。唐末五代时期，亮江流域铜鼓一带是苗族、侗族聚居地区。因封建王朝国力有限，无力统治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于是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是“羁縻”制度。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羁縻”制度一直延用到元朝。历史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朝征服“九溪十八峒”，侗族地区的土官们大部分归附元朝，朝廷“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立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这就是土司制度的雏形。铜鼓属十八峒之一，为土司管理之地。
封建统治者真正进入亮江流域地区，是从明朝开始。明朝初年，土司制度进一步发展，但朝廷对土司的管理进一步增强。据历史记载：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江阴侯吴良收服五开(今贵州黎平县)和古州(今贵州黎平西北和锦屏一带)等侗族地区，得到223峒，人口15000多人。朱元璋对于归附的土官均原官授职。但朝廷加强对少数民族土司的管控，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卫所制度，对土司实行监督与管控。卫所制度，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卫所官兵，战时出征，闲时从事耕作。卫所制度，既保证了兵源，又解决了军粮问题，一举两得。为了推行卫所制度，明廷对“九溪十八峒”地区少数民族进行武力征服，施行“拔军下屯，拔民下寨”的殖民政策，肆意蹂躏，杀戮掠夺当地人民，插标占地，把人民驱赶到穷乡僻壤，激起了“九溪十八峒”人民大规模的武装反抗运动。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六月，终于爆发了以吴勉为首的武装抵抗起义，古州（榕江）一带十二长官司均响应之，义军发展到20万人，占领了湘黔桂边区广大地区。吴勉起义威震湖广，朝野震惊。朱元璋派楚王朱桢率湘军30万，前去镇压。明军由沅州(今湖南省芷江县)伐木开道200里，直抵清水江，对铜鼓形成钳制之势，明军在铜鼓与林宽领导苗侗农民起义军展开激战，农民军寡不敌众，林宽被俘牺牲，农民起义军以牺牲两万余人的惨烈代价宣告失败。
吴勉之乱平息后，明朝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镇远、平溪、清浪、偏桥、铜鼓、五开六卫，史称“边六卫”。铜鼓卫就是建于这一时期。史料记载：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明朝廷在今锦屏县铜鼓设置铜鼓卫，圈占土地三百五十四顷。强占苗侗人民的田土，把当地侗苗人民从开阔地带赶到深山老林，使得当地人民无家可归，激化了民族矛盾。同年三月，锦屏婆洞（今锦屏启蒙镇）林宽领导的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他们攻克龙里、新化、平茶等千户所。明朝廷紧急调湖广军队前来镇压，潮门桥一战，官军被杀死千余人，被迫退守铜鼓卫城，一时震惊朝野。朱元璋又派楚王朱桢、湘王朱柏前往镇压。农民军寡不敌众，林宽被俘牺牲，农民起义军以牺牲两万余人的惨烈代价宣告失败。镇压林宽起义之后，于铜鼓设设卫指挥司，增加了一倍多兵力，铜鼓驻兵18036人，军民人口最多时达5万余众。
明朝为什么在西南边陲的铜鼓派驻如此多的军队？从地理位置上看，铜鼓是湖南进入贵州的要冲，也是深入苗疆的前头堡，进可深入贵州腹地，退可入湖南境内，是兵家必争之地。显然，明朝选择铜鼓设卫，是朝廷经过认真勘察地形地势后深思熟虑的结果。从地势上来看，铜鼓村座落在一个巨大的喀斯特台地上，东有大坝为护，南西北三面有群山为屏，城廓若一圆形的“田”字，地势险要。大坝上是大片耕田，可以为铜鼓驻军提供充足的粮食，铜鼓外围有三面群山为天然屏障，又修筑有城墙，城门上有士兵日夜值守，可谓固若金汤。现存立于东门街边的古碑——《重修铜鼓周城碑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载：古城“周围计六百余丈，楼橹岩岩，垣墉屹屹，巍然一金汤”。当时古城的风貌，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走在铜鼓镇，街边都是门面店铺，商品琳琅满目，如果不仔细观察，已经很难看出古军屯堡的影子。和街边一位看守小卖店的老人聊天，从老人向我描述了铜鼓古城的大致轮廓：城内以钟鼓楼为中心，大街呈十字辐射四周，直通城门。东门为“迎晖”，南门为“定边”，西门为“镇静”，北门为“雄武”。东街长二里左右，小坡度缓缓向迎晖门及城外“凤鸣楼”倾斜，迎晖门向有双峰（凤凰山）耸峙，两相排闼，紧锁城池。沿街左右有巷道垂直延伸，人烟稠密。北南两街各长一里，地势平缓，为连接湘桂的通道。定边门向的城内有“江西会馆”和“湖南会馆”。城外右侧有“南泉庵”、“接官亭”、“贞节坊”、“金家洞”、“文笔塔”。西街短而宽阔，是古时军政中枢机构所在地，古锦屏县县衙之所在，衙门前竖有“镇雄坊”，坊上镌刻为“楚西镇雄”四个威严无比的大字。坊两侧石狮一对，石锣两面。而眼前，那些为防御而修筑的城墙在历次的战火及岁月风雨洗礼大部分已经坍塌，湮没在荒草灌木之中。东门和西门已毁于战火，只有北门和西门还残存。铜鼓县衙已经了无痕迹，而铜鼓县衙前的石狮和石鼓却保存完好，现今立于铜鼓镇政府大门前。
铜鼓因战争而兴起，因岁月流逝社会变迁而衰落。从明朝的林宽起义到清朝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到近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600多年间，发生在铜鼓的大小战事数十次，烽火硝烟，干戈枪炮，给铜鼓古城留下了深刻的战争伤痕记忆。600余年历史，铜鼓行政名称的也在不断变化：明洪武21年设御千户所，30年改为铜鼓卫；清雍正5年废铜鼓卫置锦屏县，道光12年改县为乡，设县丞；民国元年重设铜鼓县，民国三年县城从铜鼓迁至王寨；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民主建政时期设铜鼓乡。1958年设铜鼓工区，1959年改称管理区。1961年设铜鼓公社。1984年恢复铜鼓乡人民政府建制。2002撤区并乡，设铜鼓镇至今。
和平年代，历史上作为军事要冲的铜鼓，许多军事设施坍塌荒废，已经褪去军事的色彩。失去军事功能后，在岁月风雨洗礼中，都已经面目全非。当年的铜鼓县衙，迎官亭、送官亭，东城门，南城门已经了无踪迹。唯有那两座孤独矗立于荒野的的城门，还在向世人诉说着刀光剑影的故事。600余年繁华沧桑，如今也被“历史风沙”侵袭得只剩下破旧败的遗迹。我无法从这些寥寥的残留物构思出古城昔日的雄伟，只能透过一处处的古遗址幻想出古城昔日的模样，只能从今天古装戏里看到类似的景象。
现代步步紧逼，传统节节后退。悲观地说，军屯古镇的消逝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这些大多因地处要冲或位置偏僻，即使是曾经一度繁华之地，也因历史的原因而门庭冷落，侥幸保存下来的古镇，其实非常脆弱。虽然我们没有权利评说古镇人的追求和选择，但由衷地希望古镇不应该只有曾经沧海，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文化犹如一颗种子，需要多加呵护才会有生命的传承，军屯文化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