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3年3月24日，重庆南开中学（重庆三中）老三届发行了一套文集《风华》。
该书分上下册，记录了重庆三中老三届校友的风华岁月！
有朋友读后，对我在第一篇《人才的沃土，名师的摇篮》中所述家父在“抗战时期国立六中”的一段历史甚为关注，希望我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
的确，那也是中国历史上爱国青年的一段可歌可泣的风华岁月。但往事久远，家父也已过世多年……特转载一篇网文予以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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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23年3月24日，重庆南开中学（重庆三中）老三届发行了一套文集《风华》。
该书分上下册，记录了重庆三中老三届校友的风华岁月！
有朋友读后，对我在第一篇《人才的沃土，名师的摇篮》中所述家父在“抗战时期国立六中”的一段历史甚为关注，希望我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
的确，那也是中国历史上爱国青年的一段可歌可泣的风华岁月。但往事久远，家父也已过世多年……特转载一篇网文予以回溯。
鲜为人知的抗战时期国立中学
[摘要]“抗战八年，各国立中学克服敌机轰炸、经费不足、设施欠缺等等困难，每年春秋两季滚动招生，所救护的学生无法精确统计，估计总数当在二十万以上。”
说起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大家都耳熟能详，比如国立西南联大、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等。相比之下，国立中学就鲜为人知了。但以下名字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两弹元勋邓稼先、诗人贺敬之、旅美作家聂华苓、台湾联合报社社长刘昌平、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他们当年都曾就读于国立中学。其中，朱镕基总理和夫人劳安(包括劳安的哥哥劳特夫)于1940年代初均在国立八中求学；邓稼先读的是国立九中；贺敬之读的是国立六中；聂华苓在国立十二中；刘昌平在国立八中读书；袁隆平读的是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
为避战乱而内迁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加紧了对中国的入侵，1938年山东、上海、南京、合肥、武汉、长沙、广州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将沦陷区的大学、中学内迁至大后方。各地联合内迁的中学，由教育部指令他们进驻后方各省的深山古寺中，组成国立中学。从1938年到1943年，这样的中学共成立了22所，校名就按成立的时间顺序命名，它们的分布情況是：
国立一中在河南省晰川县，二中在重庆市合川区，三中在贵州省铜仁市，四中在陕西省安康市，五中在甘肃省天水市，六中在四川省梓潼县，七中在陕西省洋县，八中在湖南省湘西一带(由安徽迁来)，九中在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坝(由安徽迁来)，十中在甘肃省清水县(由河南迁来)，十一中在湖南省邵阳市，十二中在四川省长寿县(集中收留逃难到四川的湖北籍学生)，十三中在江西省吉安市；，十四中在贵阳市(即中大附中贵阳分校，由南京迁来)，十五中在重庆市荣昌县(保育中学，后改为荣昌师范学校)，十六中在重庆市永川区(保育中学)，十七中在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十八中在四川省射洪县，十九中在江西省石城县，二十中在湖南省芷江县(保育中学)，二十一中在安徽省界首市，二十二中于1943年在安徽省阜阳市成立，1944年迁至陕西省安康市……
国立八中高女分校二甲师生毕业照。
战火纷飞中的文化传承
这些国立中学经过艰苦的创建阶段后逐渐稳定下来，成为全国或地区的名校。由于学生都来自沦陷区，他们背井离乡，大多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所以全部享受公费，由国家供给食宿直到毕业。
随着毕业生的离校，国立中学的规模逐渐变小，并开始招收当地的自费学生，但比率很小，很难考，仍以接收战区的公费生为主。教育部在一些地方设有战区流亡学生收容站，对于经审查和口试确认是来自战区的中学生，先要送到“战区学生进修班”补习一学期，按期末考试成绩的水平，分配到各国立中学插班，所以每学期都有大量新来的战区学生插入各校的每个年级。各国立中学在地方上都具有较高的威信，除了它的来头大、直属教育部外，主要是它的教学品质高，师资队伍强。当然，学校的经费和待遇也比地方的学校好得多。教职员也是来自战区，其中不乏名牌大学的教授、讲师。他们兢兢业业地传道、授业、解惑，与学生们打成一片，过着艰苦的生活，很受人敬仰。有些名牌中学是原班人马一起端过来，继承了原校的优良传统。
救护学生数十万计
在22所国立中学中，有三所是专为保育生设立的(十五中、十六中和二十中)，也称为保育中学，专门招收由战区难童组成的保育院和慈幼院送來的小学毕业生。我的父亲刘舜荪便是由抗战时期保育院收容，然后考取国立二十中的。父亲健在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起那段难忘的经历：
由芷江二十中转到国立八中的时候，朱镕基也从长沙转学来到永绥国立八中，我比他高一年级，虽然班次不同，但是我们同学情谊很好。课余的时候经常去江边座谈人生，谈各人的抱负。有时候到河边看鱼翁撒鱼。有时候去看学校附近的地方剧团演出，这都是细小的事情，但是印象很深。学校还时常邀请剧团的演员到学校来清唱。在国立八中读书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在办公室的大门口看到《新华日报》和《大公报》，并且还有一些名人的文章张贴到学校办公室外面的报栏上面。学校还是很开放的，比方有费孝通的文章。很多名人的文章通过报纸都可以看得到。办学很不容易，学校首先遇到的是教材问题，(教材)都是由老师自己编写、自己刻油印蜡版。老师的水平很高。在学校时学费、吃穿用度什么都是国家供给的。
同学们理解到读书学习来之不易，学校平时是一片朗朗的读书声。清晨早起背语文读外语。夜晚自习的时候哪有什么电灯哪，用的是煤油灯，连煤油灯也很少，点燃松树枝照明，烟雾腾腾的经常是把鼻子、眼睛熏得黑黑的，学习气氛很浓。我记忆很深的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那天晚上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同学们敲锣打鼓，拿脸盆出来敲。欢腾喜庆的样子溢于言表，至今记忆难忘。
大陆出版的《陈立夫大传》上的数据表明：至1943年，教育部先后创办国立中学33所，国立师范学校12所，国立职业学校7所，国立各边疆学校18所。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国立第三华侨中学”就落脚在广东省乐昌市的长来镇。国立十六中校友，曾任《经济日报》副总编的张颂甲在他的文章《中国教育史上的特殊篇章———追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中学》中写到：“抗战八年，各国立中学克服敌机轰炸、经费不足、设施欠缺等等困难，每年春秋两季滚动招生，所救护的学生无法精确统计，估计总数当在二十万以上。”
——转自南方都市报【微博】刘志铭
[摘要]“抗战八年，各国立中学克服敌机轰炸、经费不足、设施欠缺等等困难，每年春秋两季滚动招生，所救护的学生无法精确统计，估计总数当在二十万以上。”
说起抗战时期的国立大学，大家都耳熟能详，比如国立西南联大、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等。相比之下，国立中学就鲜为人知了。但以下名字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两弹元勋邓稼先、诗人贺敬之、旅美作家聂华苓、台湾联合报社社长刘昌平、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他们当年都曾就读于国立中学。其中，朱镕基总理和夫人劳安(包括劳安的哥哥劳特夫)于1940年代初均在国立八中求学；邓稼先读的是国立九中；贺敬之读的是国立六中；聂华苓在国立十二中；刘昌平在国立八中读书；袁隆平读的是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
为避战乱而内迁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加紧了对中国的入侵，1938年山东、上海、南京、合肥、武汉、长沙、广州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将沦陷区的大学、中学内迁至大后方。各地联合内迁的中学，由教育部指令他们进驻后方各省的深山古寺中，组成国立中学。从1938年到1943年，这样的中学共成立了22所，校名就按成立的时间顺序命名，它们的分布情況是：
国立一中在河南省晰川县，二中在重庆市合川区，三中在贵州省铜仁市，四中在陕西省安康市，五中在甘肃省天水市，六中在四川省梓潼县，七中在陕西省洋县，八中在湖南省湘西一带(由安徽迁来)，九中在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坝(由安徽迁来)，十中在甘肃省清水县(由河南迁来)，十一中在湖南省邵阳市，十二中在四川省长寿县(集中收留逃难到四川的湖北籍学生)，十三中在江西省吉安市；，十四中在贵阳市(即中大附中贵阳分校，由南京迁来)，十五中在重庆市荣昌县(保育中学，后改为荣昌师范学校)，十六中在重庆市永川区(保育中学)，十七中在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十八中在四川省射洪县，十九中在江西省石城县，二十中在湖南省芷江县(保育中学)，二十一中在安徽省界首市，二十二中于1943年在安徽省阜阳市成立，1944年迁至陕西省安康市……
国立八中高女分校二甲师生毕业照。
战火纷飞中的文化传承
这些国立中学经过艰苦的创建阶段后逐渐稳定下来，成为全国或地区的名校。由于学生都来自沦陷区，他们背井离乡，大多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所以全部享受公费，由国家供给食宿直到毕业。
随着毕业生的离校，国立中学的规模逐渐变小，并开始招收当地的自费学生，但比率很小，很难考，仍以接收战区的公费生为主。教育部在一些地方设有战区流亡学生收容站，对于经审查和口试确认是来自战区的中学生，先要送到“战区学生进修班”补习一学期，按期末考试成绩的水平，分配到各国立中学插班，所以每学期都有大量新来的战区学生插入各校的每个年级。各国立中学在地方上都具有较高的威信，除了它的来头大、直属教育部外，主要是它的教学品质高，师资队伍强。当然，学校的经费和待遇也比地方的学校好得多。教职员也是来自战区，其中不乏名牌大学的教授、讲师。他们兢兢业业地传道、授业、解惑，与学生们打成一片，过着艰苦的生活，很受人敬仰。有些名牌中学是原班人马一起端过来，继承了原校的优良传统。
救护学生数十万计
在22所国立中学中，有三所是专为保育生设立的(十五中、十六中和二十中)，也称为保育中学，专门招收由战区难童组成的保育院和慈幼院送來的小学毕业生。我的父亲刘舜荪便是由抗战时期保育院收容，然后考取国立二十中的。父亲健在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起那段难忘的经历：
由芷江二十中转到国立八中的时候，朱镕基也从长沙转学来到永绥国立八中，我比他高一年级，虽然班次不同，但是我们同学情谊很好。课余的时候经常去江边座谈人生，谈各人的抱负。有时候到河边看鱼翁撒鱼。有时候去看学校附近的地方剧团演出，这都是细小的事情，但是印象很深。学校还时常邀请剧团的演员到学校来清唱。在国立八中读书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在办公室的大门口看到《新华日报》和《大公报》，并且还有一些名人的文章张贴到学校办公室外面的报栏上面。学校还是很开放的，比方有费孝通的文章。很多名人的文章通过报纸都可以看得到。办学很不容易，学校首先遇到的是教材问题，(教材)都是由老师自己编写、自己刻油印蜡版。老师的水平很高。在学校时学费、吃穿用度什么都是国家供给的。
同学们理解到读书学习来之不易，学校平时是一片朗朗的读书声。清晨早起背语文读外语。夜晚自习的时候哪有什么电灯哪，用的是煤油灯，连煤油灯也很少，点燃松树枝照明，烟雾腾腾的经常是把鼻子、眼睛熏得黑黑的，学习气氛很浓。我记忆很深的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那天晚上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同学们敲锣打鼓，拿脸盆出来敲。欢腾喜庆的样子溢于言表，至今记忆难忘。
大陆出版的《陈立夫大传》上的数据表明：至1943年，教育部先后创办国立中学33所，国立师范学校12所，国立职业学校7所，国立各边疆学校18所。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国立第三华侨中学”就落脚在广东省乐昌市的长来镇。国立十六中校友，曾任《经济日报》副总编的张颂甲在他的文章《中国教育史上的特殊篇章———追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中学》中写到：“抗战八年，各国立中学克服敌机轰炸、经费不足、设施欠缺等等困难，每年春秋两季滚动招生，所救护的学生无法精确统计，估计总数当在二十万以上。”
——转自南方都市报【微博】刘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