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囚徒困境游戏的一些思考
今天下午学院素拓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红牌VS黑牌”游戏，看到游戏规则时，我就意识到，这是著名的“囚徒困境”博弈。当然，我想绝大多数和我一样的参与者也意识到这个游戏其实是要求合作和争取双赢的。但是最后主持人告诉我们，结果仍然是满纸的“黑牌”——出黑牌意味着放弃了红牌预示的双赢局面。似乎我们在明明知道游戏设计者的初衷——让我们从这个游戏中获得合作、信任和双赢的启示，却还背道而驰，执意于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主持人师兄最后语重心长甚至有些痛心疾首地告诉了我们许多道理。但我很想站起来说，囚徒困境并不是心怀善良、帮助他人、利人利己。在我看来，它想说的是，在某些情况中只有利人才能利己，或者说最大化利己。我觉得做出合作、信任的根本动机还是利己的，只是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现代社会，尤其是规则明朗、法律健全、道德约束力并不弱的现代社会中，利人的事往往也是利己的，所以理性的人会选择做出利人也利己的事，因为这种选择就像选择红牌一样，赢得的虽然少，但是没有失去的危险。在实际的涉及生存资源的选择中，人们往往会倾向于更稳妥的选择，而不会为了高回报而冒险，尤其是生存资源本就有限的人。而在这个小游戏中，为什么我们都成了赌徒呢？因为我们实际并没有得到也没有失去什么，它只是游戏而已，出红牌只有平手和输的可能，出黑牌则是平手和赢的结果。我们并没有在分配什么，而是在虚拟的分数中找一种方式让这个游戏不以平手的乏味方式结束。而且我们也没有将任何的道德因素加入这个游戏，意即我们并不是想通过掠夺他们本就有的或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而成为赢家。
在游戏开始时，有人问主持人我们是仅仅组内比较分数高低呢，还是要通过组内出牌得出分数再组间比分数高低，因为这涉及到两种不同的出牌策略。前一种规则会使我们倾向于两小队“腹黑”到底，而后一种规则则会让我们因为有共同目标而相互信任一致对外。并且，如果我们事先能确定多出红牌还能得到道德奖励（虽然是无形的，只是一种名声或好印象），那么策略又会不一样。但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理性地追求个人、团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只是团体有大小之分。最最重要的不是期待某个人或者
今天下午学院素拓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红牌VS黑牌”游戏，看到游戏规则时，我就意识到，这是著名的“囚徒困境”博弈。当然，我想绝大多数和我一样的参与者也意识到这个游戏其实是要求合作和争取双赢的。但是最后主持人告诉我们，结果仍然是满纸的“黑牌”——出黑牌意味着放弃了红牌预示的双赢局面。似乎我们在明明知道游戏设计者的初衷——让我们从这个游戏中获得合作、信任和双赢的启示，却还背道而驰，执意于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主持人师兄最后语重心长甚至有些痛心疾首地告诉了我们许多道理。但我很想站起来说，囚徒困境并不是心怀善良、帮助他人、利人利己。在我看来，它想说的是，在某些情况中只有利人才能利己，或者说最大化利己。我觉得做出合作、信任的根本动机还是利己的，只是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现代社会，尤其是规则明朗、法律健全、道德约束力并不弱的现代社会中，利人的事往往也是利己的，所以理性的人会选择做出利人也利己的事，因为这种选择就像选择红牌一样，赢得的虽然少，但是没有失去的危险。在实际的涉及生存资源的选择中，人们往往会倾向于更稳妥的选择，而不会为了高回报而冒险，尤其是生存资源本就有限的人。而在这个小游戏中，为什么我们都成了赌徒呢？因为我们实际并没有得到也没有失去什么，它只是游戏而已，出红牌只有平手和输的可能，出黑牌则是平手和赢的结果。我们并没有在分配什么，而是在虚拟的分数中找一种方式让这个游戏不以平手的乏味方式结束。而且我们也没有将任何的道德因素加入这个游戏，意即我们并不是想通过掠夺他们本就有的或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而成为赢家。
在游戏开始时，有人问主持人我们是仅仅组内比较分数高低呢，还是要通过组内出牌得出分数再组间比分数高低，因为这涉及到两种不同的出牌策略。前一种规则会使我们倾向于两小队“腹黑”到底，而后一种规则则会让我们因为有共同目标而相互信任一致对外。并且，如果我们事先能确定多出红牌还能得到道德奖励（虽然是无形的，只是一种名声或好印象），那么策略又会不一样。但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理性地追求个人、团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只是团体有大小之分。最最重要的不是期待某个人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