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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普通话

2022-10-26 11:06阅读:
讲普通话
老家的地方语言很特殊。附近的几个乡镇也是这样的,再远一些往东三十里地、往南二十几里地,语言习惯和字词说道,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现象。不再把“吃饭”说成“乞饭”、把“老鼠”称作“老虚”、把“说话”讲做“穴话”了。
据说这都是由于水土流域的潜在影响而传承的。我们这一带,属于古代黄河故道流域的“一脉相承”的缘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居然演绎成“一方水土,讲一方话”了。“水头子”的作用力,不可小嘘、不可马虎对待。水土的地理特征也是这样的“无处不在”的,左右我们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做人德行、处事方式。
甚至在一个村子的东头和西头,语言习惯竟然也会不尽相同,细微之差别,只有当地自己人讲得清楚搞得明白。我们说这件事,就像讲笑话一样了。你说怪也不怪。
现如今都“天下大同”、“众口一词”“不论东西”“不限地域”了。在连小孩子也“必须学英语”的日子里,别说讲中国的普通话了,外国话也朗朗上口、不辨南北了,更不要强调“普通不普通”了。
就如同国家层面修路通渠、架桥开山之类的“大动作”和大建设一样。使得原本的那些“胡同观念”“局部利益”“小家子气”“地方色彩”,一改成为了全民意志、世界通用、再无国界了。
小时候,凡事敢讲普通话的人,都是高级别的人士。不是官话胜似官话的普通话,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一个地位高低的外在表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人声若洪钟、字正腔圆、义正辞严的讲话,不是代表党和政府,就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富家子弟。对于一般人而言,在我们老家,如果=一个人“突然间无缘无故”的,讲普通话和撇北京腔,就是对大家的冒犯和侵略,就是一种不自量力、自我另类、自找无趣和脱离群众的外在表现。即便现在也是如此,在单位对同事、在学校对同学都“可以”要讲普通话,而一旦回到自己家里来与家人说话,就会马上变回来恢复原形了。我自小学到高中学习,老师们除了语文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用普通话之外,其他的师生交流对话,都是地地道道的原汁原味的老家通用的“便语”和“土话”,这或许是害怕别人笑话,或者担心人家听不懂的缘故吧。
其实,就“单论”讲普通话这件事,那也只是表示了讲话者对听讲者的一种尊重。一是为了叫对方听到你准确无误的意思表达。二是觉得对方有这样的欣赏水准和听力。有时候,讲普通话者,也或许就是一种自卑的表现,也未可知。
毛泽东就讲了一辈子湖南话、邓小平说了一辈子四川话。
电影《武林外传》里有一个情节,有位广州籍官老爷捉拿住两位小偷,就在堂上进行审讯期间,由于老爷不会说普通话,而受到小偷的“挪揄”和“讥讽”。老爷一下子就“恼羞成怒”了,“官报私仇一般”的,马上下令加重暴打这两位“冒犯公堂”而“不识时务”的小偷。
看样子这“语言暴力”,有时候也可以转化为,由于使用语言不当,而招致的“行为暴力”。
我们老家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并不太远,直线距离不足400公里。当地语言的口语化、语文化程度也算比较高了。除去个别字眼的发音习惯有点绕口、以及个别土语方言和孤僻难懂之外,其实很大部分话语是能够叫全国人都能听得懂的。我到南方出差或者去西边省份旅游,人家都觉得我的语言接近“普通话”,其实这仅限于“听得懂”“会其意”而已。
对于语言这个话题,我们不妨学一下哑巴“听话”的艺术,他们绝大多数人的眼力很好,从口型和表情就能够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再加上现场的具体的“佐料与照应”,猜也猜个差不多,因此这些人的“悟性和理解力”,就大大的高于常人。
再其实,我们的语言,在大多数时候已经显得多余了。夫妻多年的两口子,平时在家里各忙各的事情。一旦另一位有了要表达的的东西,大多数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态度和反常。
这也应该被叫做,家庭通用的“普通话”。
毕竟离北京近一些,官方话、普通话也就比较容易影响到我们这里。至少比起山西话、闽越话、浙江话,我们更加接近普通话了。也就是说,与国家提倡的普通话的重叠程度、接近程度,实在也不算太低。葛优最近拍一个电影叫《我和我的家乡》里,他的那位表舅就是一口标准的河北省衡水地区的地方方言,听起来满有味道很提精神,并不花费多少力气就知道他说的是啥意思。
尽管我们现在农民家庭的孩子们,对自己的父母亲都统一的以喊叫爸爸和妈妈。他们在家里、在街道和在学校里,一般也学会了讲普通话,特别在和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候,不讲普通话就会被笑话为“乡巴佬”和“土老帽”。而我们那个时候,只有叫自己的父母为爹和娘的,才是正当的正常的和不被讥讽取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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