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的被误解和被理解
2010-03-14 18:36阅读：
石云涛
在历史上，张九龄曾经受到极大的误解，特别是受到唐玄宗的误解，因而被罢相贬官。这种误解由于安史之乱的发生而被消除，他的正直、贤明因而被人们认识，贤相的声名因此流传至今。可以说，安史之乱为张九龄恢复了名誉，成就了他的美名。
曲突徙薪：唐玄宗悔之已晚
当安禄山叛军进逼长安时，唐玄宗从长安出走，经崎岖山路奔向成都。寄居成都的玄宗已经失去皇位，回想颠沛流离痛失爱妃的经历，面对眼前的艰难处境，遥望战火纷飞的中原，他想起了一个人——张九龄——那位被贬出朝廷的宰相。此时，他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悔恨和愧疚。
当年，担任平卢讨击使的安禄山进攻奚、契丹，由于恃勇轻进，吃了败仗。唐玄宗爱惜安禄山的将才，不忍心杀他。张九龄坚持依法处斩，并预言：“不杀必为后患。”结果，玄宗不仅赦免了安禄山，还对张九龄老大不高兴，他说：“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
念及当年张九龄有先见之明，而且不怕触犯龙颜，力主杀安禄山以绝后患，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建议，70岁的玄宗老人伤心流涕。在一种强烈的愧疚之情驱使下，他决定派人到张九龄的家乡韶州曲江，祭奠张九龄，并对他的家人厚加赏赐——算是对死者的告慰和补偿。于是，一名宦官衔命出使，从成都出发，踏上了奔往张九龄家乡的途程。他水陆兼行，奔波千里，至韶关。在这里向张九龄的墓敬献了玄宗的祭品，并焚香礼拜；他宣读了玄宗的诰命，追封张九龄为司徒。
这让我们想起一个典故：曲突徙薪。那位遭受火灾的哥儿们，不仅置宴犒赏一群被烧得灰头垢面焦头烂额的救火英雄，还把那位没有投身救火的贵客请来，让他坐了上座。因为那位贵客警告过他：不把笔直的烟囱（突）改成弯曲的，不把柴堆搬得远远的，你老儿家要发生火灾了。那时他不以为然，以为是杞人忧天。现在大家都认为，论功此客最大。
玄宗算有良心，但已于事无补。如果确实没有一个阴间，也无所谓灵魂
的话，沉眠地下已20年的张九龄大人，哪里还能享受这迟来的祭品！历史不会倒退，乱局已成，皇位已失，爱妃已死，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所能补偿的，其实只是自己心灵的自惭和遗憾。
平步青云：一代才子的辉煌仕途
张九龄曾有一段辉煌的仕宦生涯。
张九龄幼年就聪明异常，善作文。13岁那年，曾受到广州刺史王方庆的赞赏，说这孩子将来有大出息。19岁中进士，这个年龄中举在当时很少见，接着便担任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之职，是文士们踏上仕途的最佳起点。按照白居易描绘过的唐代升官图，秘书省秘书郎、著作郎、校书郎、正字等，是唐代朝廷中的基层文官，同时也是最低一层的升官台阶，是仕途的辉煌起点。从此出发，逐级提拔，一步步升至公卿将相。
唐玄宗让天下推举富有文才的人，亲自面试。张九龄参加了这次选拔，在对策中回答玄宗提出的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他的回答特别令玄宗满意，被任命为右拾遗。拾遗是谏官，职责很重要：陪侍皇上，对皇帝进行规谏；皇帝出行，紧随前后，以备顾问，并及时提出建议，举荐人才；有资格参预朝廷大臣的议事，所写封奏章疏直接递交皇帝。
在这个职位上，张九龄很快就表现出卓越的才华和明识，尤其在参与对吏部选人的考评中，他和另一位右拾遗赵冬曦能做到择优录用，公平明允，受到普遍地好评。因此，开元十年（722年），一年之内连升三级，至吏部司勋员外郎，从六品上（副处级）。这在唐代的官场上是很少见的。
第二年，升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朝廷要职，正五品上，是高干。这一年他45岁。中书舍人参与朝廷重大决策的讨论；朝廷的诏令或任命书由中书舍人起草，经朝廷批准后，由他们署名下达；朝廷册命大臣，由中书舍人当朝宣读册命；将帅有功，外国来宾，朝廷派他们去慰问；有冤假错案，与门下省的给事中、御史台御史共同鞫问审理。
宰相张说特别信任和器重他。张说是当时有名的文豪，经常称赏张九龄，说他今后必然取代自己的地位，成为文坛领袖。张说虽是长辈，但张九龄比他更有头脑。
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在这个重大的活动中，由张说确定随驾登山人选，有不少品位很低的人入选。封禅活动结束后，这些人都被破格提拔为五品官，包括他的女婿。张九龄劝他加以纠正，但张说不听，后来张说受到舆论的批评。“泰山之力”的典故由此而来，这个典故包含着对张说的讽刺。
御史中丞宇文融受到玄宗的信任，负责户口田赋工作。每次上奏朝廷，张说都唱反调。张九龄劝张说加以防备，张说不听。宇文融弹劾张说，玄宗罢免了张说的宰相职务。张九龄受到牵连，贬为太常少卿。太常少卿负责祭祀礼仪方面的工作，是闲职。不久又被任命为冀州刺史，让他离开了朝廷。
这不过是张九龄前期辉煌仕途中一个小小的挫折。张说曾向玄宗推荐张九龄，认为张九龄可以进集贤院任学士，他的才学胜任皇帝的顾问。张说去世后，玄宗想起张说的话，召张九龄进京，任命他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又提拔为中书侍郎。中书侍郎是中书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中书令，已经是副宰相了。其时，张九龄多次向玄宗提出建议，很多被玄宗采纳。但他从不向别人自夸，那些取得良好效果的举措，别人都以为出于玄宗的圣断。
母亲病故，他要丁忧还乡。古时候官员因父母去世而离职守丧，称为“丁忧”。但玄宗觉得朝廷里离不了张九龄，没有等到期满，就召他返京复职。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十二月，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名后加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列名宰相。第二年正月，玄宗至东都，张九龄从韶州赶到洛阳，他又提出让他克尽孝心，还乡丁忧，期满再返朝任职，但玄宗没有答应。同年提拔他为中书令，兼修国史。兼修国史，对当宰相的人来说，是一项很光荣的工作。至此，张九龄的政治生涯达到辉煌顶点。
误解是怎样造成的
这样一位才华出众仕途得意的才子，怎么会被罢相贬官呢？
从客观上说，一是另一个宰相李林甫的口蜜腹剑，以及对他不遗余力地中伤和谗害；二是玄宗本人由励精图治变为渐肆奢欲，由开明仁智变得偏听偏信。主观的原因是张九龄本人的品质和性格。
唐玄宗时担任宰相的人，张九龄以正直著称。《资治通鉴》卷214云:“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紘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正是他们与玄宗共治天下，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局面。张九龄正直与韩休齐名，而这种正直常常不能为人所理解和接受。
虽然他得到张说的器重，被提拔到高位，但对张说也不断进行批评。他是张说的亲信，张说虽不能接受，但能理解他的好意。那李林甫和唐玄宗可就不同了，张九龄的正道直行正好与李林甫的奸佞、玄宗后期的昏庸形成冲突，这种冲突造成李林甫对他的排斥、中伤和玄宗的误解，于是他的悲剧命运便不可避免。担任宰相期间，张九龄的正直敢言多次惹玄宗生气，再加上李林甫的有意陷害，玄宗终于疏远了他。当他与玄宗意见不和时，他没有像李林甫那样随声附和，而是据理力争。史书上记载他多次与玄宗意见相左，而遭到李林甫谗害。
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多次击破奚、契丹的侵犯，玄宗对张守珪很赏识，想提拔他任宰相。张九龄极力反对，他说：“宰相之职代天子治理天下，不能用来奖赏战功。”玄宗说：“只给他宰相的称号，挂个名可以吗？”张九龄说：“不可以！官称和权力不是奖品，而是君王的工具。张守珪打败契丹，陛下就任命他为宰相；如果他把奚、契丹和突厥都消灭了，陛下还有什么官职奖赏他呢？”
当初玄宗想任命李林甫做宰相，张九龄反对，他说：“宰相的任命关乎国家安危。陛下要让李林甫做宰相，将来会成为朝廷的祸患。”玄宗对张九龄的意见不以为然，还是任命了李林甫。那时张九龄正受到玄宗器重，李林甫虽然记恨他，仍然奉迎巴结他。后来，张九龄看到玄宗有什么不好，大小事都极力论争。李林甫看到了他们的嫌隙，便巧妙地揣摩玄宗的心意，寻找机会中伤他。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玄宗在洛阳，计划明年二月返长安，因为洛阳宫发生怪事，玄宗想提前动身。裴耀卿和张九龄都认为，眼下正是秋收季节，车驾西行，沿途各地必然安排迎送，给百姓造成负担，最好等到十一月。裴耀卿和张九龄离开，李林甫便向玄宗说：“长安、洛阳，就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随时可以临幸，还选择什么时日啊！即便妨碍一点儿秋收，免收沿途各地的租税不就得了。”玄宗很高兴，立刻让李林甫安排启程。李林甫的表现让玄宗自然感到顺心，同时也就觉得张九龄为人执拗。
赵丽妃生太子李瑛，皇甫德仪生鄂王李瑶，刘才人生光王李琚，武惠妃生寿王李瑁。玄宗宠幸武惠妃，在所有的儿子中，最疼爱李瑁。太子李瑛和李瑶、李琚几个小孩子在内第见面，都说了些不满的话。武惠妃听说又哭又叫，说太子私结朋党，指斥皇上。玄宗大怒，要把太子和鄂王、光王废掉。张九龄不同意，据理力争，他说：“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李林甫当众什么都不说，退朝后私下告诉玄宗身边的宦官说：“这是皇上的家事，皇上自己可以做主，何必问外人呢？”这话当然让玄宗感到顺耳，而怪张九龄多事。
李林甫处处与张九龄唱反调，赢得了玄宗的好感，却让玄宗一天比一天地讨厌张九龄。君相间的矛盾至开元二十四年终于激化。有两件事使玄宗对张九龄不能容忍，再加上李林甫的挑拨，玄宗最终罢免了张九龄的宰相职务，并贬出朝廷。这就是牛仙客事件和严挺之事件。
牛仙客担任河西节度使时，政绩显著。玄宗很赏识，想给牛仙客加官为尚书。张九龄不同意，他说：“尚书是古代负责向皇帝提建议的大臣，牛仙客出身河湟小吏，一下子提拔为朝廷要职，会影响朝廷的声誉。”玄宗又问：“只给牛仙客加个爵位可以吗？”张九龄仍然反对，说：“爵位是对立功者的鼓励，作为边将使仓库充实，器械修整，都是分内事，不算立功。如果陛下认为他工作勤劳，可以赏赐金帛，而分封土地，赐给爵位，极不合适。”玄宗心里不舒服。李林甫跟玄宗说：“牛仙客有宰相之才，给他个尚书称号有何不可！张九龄所说全是书生之见。”玄宗觉得李林甫说得对。第二天，玄宗又提起封牛仙客爵位，张九龄仍然极力反对。玄宗顿时大怒，厉声说：“难道事事都由你说了算吗！”张九龄叩首谢罪，说：“陛下让我担任宰相，我觉得事有不妥，不敢不直言。”玄宗说：“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你的门第也不高啊！”张九龄说：“我家在岭南，出身低贱。但是我出入朝廷，职掌诰命已经多年。牛仙客出身边境小吏，大字不识，如果一下子提拔为高官，众人会轻视朝廷。”李林甫又跟玄宗说：“只要有才能见识，要什么学问才华！天子用人，什么样的人不能用！”有了李林甫的赞同，玄宗不顾张九龄的反对，赐给牛仙客陇西县公的爵位。
李林甫推荐萧炅担任户部侍郎。萧炅没学问，有一次读文件，把“伏腊”读成了“伏猎”。中书侍郎严挺之向张九龄抱怨：“尚书省这样的中枢机构，怎么能任命一个‘伏猎侍郎！’”张九龄报告玄宗，玄宗让萧炅出京做岐州刺史。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好，想举荐严挺之为宰相，曾经告诉严挺之，跟李林甫搞好关系。严挺之为人清高任性，从不到李林甫门上去。这些都使李林甫怀恨在心。严挺之前妻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犯了贪污罪，朝廷交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会审。严挺之看在前妻的情分上，为王元琰托人说情，希望能宽大处理。李林甫抓住了把柄，让手下的人告发此事。玄宗告诉宰相说：“严挺之竟然为罪人说情。”张九龄为严挺之辩护，他说：“王元琰的妻子是严挺之的前妻，不应该有私情。”玄宗说：“他们虽然已经离婚，仍然有私情。”只有张九龄才这样跟玄宗争辩。
玄宗觉得既然严挺之为王元琰说情是事实，那么张九龄明显是袒护严挺之。考虑到张九龄、裴耀卿和严挺之常常互相声援，认定他们结成了朋党。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玄宗罢免了裴耀卿和张九龄的宰相职位。张九龄曾推荐周子谅任监察御史。张九龄罢相后，周子谅弹劾牛仙客不胜任宰相，但被认为理由荒唐。玄宗亲自审问，把他流放。张九龄也因用人不当而受到牵连。李林甫说：“周子谅是张九龄提拔的，张九龄难辞此咎！”于是，张九龄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他的政治生命基本结束。
历史证明了他的敏感
20年来，张九龄给世人留下的印象，一直是把持朝政，直言犯上，结党拉派，用人失察，因而被罢相贬官。还有一些诸如急躁、好骂人之类；甚至在河南种水稻，扩大屯田，造成经济损失，也归罪于他。这些从来就没有人去澄清。
我们想查唐朝的原始档案，看当时朝廷究竟以什么理由把张九龄罢相贬官的。可惜只看到撤张九龄宰相的文书，即玄宗《罢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为尚书左右丞相制》，奇怪的是文中全是褒奖之词；贬张九龄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的文书没有查到。显然，这两件有损玄宗令名的文书一篇被删改，另一篇则有意地被销毁了。
安史之乱的发生，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当年被贬的张九龄。渔阳鼙鼓把玄宗惊醒了，他要为张九龄平反，他是张九龄一案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至此，关于张九龄的评价出现了转弯，张九龄从此为人颂扬，历史需要重写。把张九龄定位为贤相，人们获得如下共识：
他多次冒犯龙颜，大多是从百姓和国家利益考虑问题，而没有顾及个人的处境和安危，没有顾及玄宗的面子和心理。他正直敢言，他不善于明哲保身，给李林甫以可乘之机。
玄宗贬斥张九龄，信任李林甫，对开元、天宝政局了造成不良影响。李林甫在位造成的政局动荡和边防政策的严重失误，为安禄山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李林甫死后三年，安史之乱发生，人们仍然认为李林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九龄与玄宗的重要分歧表现在边防政策上。玄宗采取扩张政策，奖励边功，宠厚边将；张九龄则抑制边功，反对重用那些靠军功而进身的将军。他最早觉察到边帅作乱的危险性，历史证明了他的敏感。如果玄宗听取了张九龄的意见，对边将稍加裁抑，哪怕是提高一点儿警惕，可能安禄山也不会蕴蓄十年，坐大东北，造成“禄山一呼，四海震荡”的局面。
张九龄不是完人，但以他对国家的责任感，对百姓的关怀，对政治形势的敏感和洞察，以及他杰出的才华和刚正不阿的品格，他不愧富有远见的卓越的政治家之称号。在当时的政坛，没有人能够跟他站到同样的高度。他的敏感和预见遭到误解和冷落，如一声警钟没有和声，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