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胡适关于戴震哲学思想的认
戴震(1723年—1777年)，字慎
戴震(1723年—1777年)，字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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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又字东原，是清代朴学大师，又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对于经学，哲学以及天文学，地理学，算学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梁启超称戴震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如是评价戴震：“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知也。”而胡适在其《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中指出，“他（戴震）在经学考据的方面，虽有开山之功，但他的弟子王念孙、段玉裁等人的成绩早已超过他了。他在哲学方面……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
因此在胡适看来，戴震不仅是清朝中期的经学大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其在哲学上的成就更为瞩目。
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论著，批判宋明以来程朱陆王之理学思想，集中阐明其哲学主张，在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中如是评价道：“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每人画出了一个新纪元。一个是朱子（1130—1200），一个是王阳明（1470—1528），一个是戴东原（1724—1777）”。其将戴震与南宋朱熹，明代王守仁并列，足见戴震在哲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在胡适看来，戴震是“反理学”运动中的一员健将。
戴震早年受学于婺源的大学者江永，江永对于朱理之学较为推崇，因此戴震对于宋儒所提的义理之学受其影响还不曾排斥，“承认宋儒‘得其义理’不过‘不尽罢了’”。按照胡适在其著述中所讲，戴震思想上有所改变应是在1756年，到扬州以后受到颜李一派（颜元、李塨等是排斥义理之学的）的影响。戴震认为“考据名物训诂不是最后的目的，只是一种‘明道’的方法”，“空所依傍，而唯求其是”。因此他不甘心只做个考据家，他要在哲学上有所作为。
胡适认为戴震所谓的“道”应有两层含义：“一是天道，一是人道，天道即是天行，人道即是人的行为。”在谈戴震的天道论，胡适这样认为：“戴震的天道论是一种自然主义。他从《周易》的《系辞传》入手，而《系辞传》的宇宙论实在是一种唯物的，自然的宇宙论，故王弼可用老庄的哲学来讲《易》，而宋儒自周敦颐、邵雍从道士队里出来，也还可依附《周易》，做成一种儒道糅合的自然主义”。如胡适所说戴震“只认阴阳五行的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便是道。这是一种唯物论，与宋儒的理气二元论不相同”。
关于戴震的宇宙观，胡适指出共有三点：其一，天道即是气化流行；其二，气化生生不已；其三，气化的流行与生生是有条理的，不是乱七八糟的。戴震的宇宙观完全是动的，这与宋儒偏重静的宇宙观大不相同，而且颇带科学色彩。
谈到性论，胡适认为戴震对于“性”是下了定义的，“性者，分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他认为戴震说到的实体是阴阳五行。性的实体是血气心知，而血气心知又只是阴阳五行分出来的。在胡适看来这又是戴震的一种唯物的一元论，与宋儒所提的理气二元的性论再次冲突。宋儒说性有两种：一是气质之性，一是理性。气质之性与理性比较言之，不能称之为“性”，只有理性才能谓之“性”。“戴氏说血气心知是性，这正是宋儒所谓气质之性。……宋儒排斥气质之性，戴氏认为根本上的大错误”。宋儒认为“理无不善，故性是善的”，戴震亦主张“性善论”。但如胡适所说，“他的性善不必用理气二元论作根据”，并引戴震《原善》篇的话语加以佐证，认为戴震的根据在此文中。
胡适说：“戴震论性善，以才质为根据……才是性的表现；有什么性，便呈现什么才质；譬如桃杏之性具于核中之白，但不可见，等到萌芽甲坼生根长叶之时，桃仁只生桃而不生杏，杏仁只生杏而不生桃，这就是性之呈现，就是才。‘才之美恶，于性无所增，亦无所损’。这种说法，又是一种一元论，又和宋儒的二元论冲突了。”
胡适认为，戴震的“气质一元的性论”虽是一种重要的贡献，但“他终不肯抛弃那因袭的性善论，所以不免有漏洞了。”胡适举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的相关语句加以证实，认为戴震“说的性善，而举的证据只是人的智慧远胜于禽兽。抛开关于“‘性善’的套话”看戴震的性论，胡适说道：“戴震把情、欲、知三者一律平等看待，都看作‘血气心知之自然’。这是对于那些排斥情欲，主静，主无欲的道学先生们的抗议……特别提出知识，特别赞美他‘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因为有知，欲才得遂，情才得达。又因为有知，人才能推己及人，才有道德可说。”最后胡适指出，戴震所谓理想的道德是“使人之欲五不遂，人之情无不达”，这也是戴震的人生哲学。
关于理学，胡适在文中谈到，因宋儒之学，以天理为根本观念，因此宋明的道学又称为理学。理学在历史上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其一为好的一面，其二为坏的一面。在这里暂且不谈好的一面，关于坏的一面，胡适说道：“理学家把他们冥想出来的臆说认为天理而强人服人。他们一面说存天理，一面又说去人欲。他们认人的情欲为仇敌，所以定下许多不近人情的礼教，用理来杀人，吃人。…….八百年来，一个理学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
戴震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兴文字狱的时代，对宋以来相习成俗的“以意见为理”的风气深恶痛绝。关于宋儒所谓的“存理灭欲”思想，胡适指出戴震是极为反对的，“他大声疾呼地喊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并推崇戴震是“反抗这种排斥人欲的礼教的第一个人”。
在胡适看来，戴震在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理’论。戴氏论性即是气质之性，与颜元同；他论‘道犹行也’与李塨同。不过他说的比他们更精密，发挥的比他们更明白，组织的也比他们更有条理，更成系统。” 认为“戴氏总论理欲有三大害处：‘第一，责备贤者太苛刻了，使天下无好人，使君子无完行。第二，养成刚愎自用、残忍惨酷的风气。第三，重理而斥欲，轻重失当，使人不得不变成诈伪”。
胡适在文中谈到：“宋儒都不能完全脱离禅宗“明心见性”的观念；陆王一派认心即是理，固不消说；程朱一派虽说“吾心之明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他们主张理即是性，得之天而具于吾心，……他们常说‘即物而穷其理’，然而他们同时又主张静坐省察那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于是久而久之，那即物穷理的也就都变成内观返视了。戴震认清了理在事物，只是事物的条理关系；至于心的方面，他只承认一个可以知识思想的官能……他认定心不是理，不过是一种思想判断的官能。……理在于事物，而心可以得理。”“戴氏不肯空谈知行合一，他很明白地主张‘重行须先重知’”。这又是与理学家的不同之处。
戴震力驳宋明理学的宇宙观、二元人性论、存理灭欲的伦理观、重行轻知的认识论，并相对应建立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气化流行的天道观、血气心知为性的自然人性论。胡适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戴震的哲学思想是比较推崇的，从某些层面也反映了胡适本人的哲学理论。
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论著，批判宋明以来程朱陆王之理学思想，集中阐明其哲学主张，在思想史、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中如是评价道：“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每人画出了一个新纪元。一个是朱子（1130—1200），一个是王阳明（1470—1528），一个是戴东原（1724—1777）”。其将戴震与南宋朱熹，明代王守仁并列，足见戴震在哲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在胡适看来，戴震是“反理学”运动中的一员健将。
戴震早年受学于婺源的大学者江永，江永对于朱理之学较为推崇，因此戴震对于宋儒所提的义理之学受其影响还不曾排斥，“承认宋儒‘得其义理’不过‘不尽罢了’”。按照胡适在其著述中所讲，戴震思想上有所改变应是在1756年，到扬州以后受到颜李一派（颜元、李塨等是排斥义理之学的）的影响。戴震认为“考据名物训诂不是最后的目的，只是一种‘明道’的方法”，“空所依傍，而唯求其是”。因此他不甘心只做个考据家，他要在哲学上有所作为。
胡适认为戴震所谓的“道”应有两层含义：“一是天道，一是人道，天道即是天行，人道即是人的行为。”在谈戴震的天道论，胡适这样认为：“戴震的天道论是一种自然主义。他从《周易》的《系辞传》入手，而《系辞传》的宇宙论实在是一种唯物的，自然的宇宙论，故王弼可用老庄的哲学来讲《易》，而宋儒自周敦颐、邵雍从道士队里出来，也还可依附《周易》，做成一种儒道糅合的自然主义”。如胡适所说戴震“只认阴阳五行的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便是道。这是一种唯物论，与宋儒的理气二元论不相同”。
关于戴震的宇宙观，胡适指出共有三点：其一，天道即是气化流行；其二，气化生生不已；其三，气化的流行与生生是有条理的，不是乱七八糟的。戴震的宇宙观完全是动的，这与宋儒偏重静的宇宙观大不相同，而且颇带科学色彩。
谈到性论，胡适认为戴震对于“性”是下了定义的，“性者，分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他认为戴震说到的实体是阴阳五行。性的实体是血气心知，而血气心知又只是阴阳五行分出来的。在胡适看来这又是戴震的一种唯物的一元论，与宋儒所提的理气二元的性论再次冲突。宋儒说性有两种：一是气质之性，一是理性。气质之性与理性比较言之，不能称之为“性”，只有理性才能谓之“性”。“戴氏说血气心知是性，这正是宋儒所谓气质之性。……宋儒排斥气质之性，戴氏认为根本上的大错误”。宋儒认为“理无不善，故性是善的”，戴震亦主张“性善论”。但如胡适所说，“他的性善不必用理气二元论作根据”，并引戴震《原善》篇的话语加以佐证，认为戴震的根据在此文中。
胡适说：“戴震论性善，以才质为根据……才是性的表现；有什么性，便呈现什么才质；譬如桃杏之性具于核中之白，但不可见，等到萌芽甲坼生根长叶之时，桃仁只生桃而不生杏，杏仁只生杏而不生桃，这就是性之呈现，就是才。‘才之美恶，于性无所增，亦无所损’。这种说法，又是一种一元论，又和宋儒的二元论冲突了。”
胡适认为，戴震的“气质一元的性论”虽是一种重要的贡献，但“他终不肯抛弃那因袭的性善论，所以不免有漏洞了。”胡适举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的相关语句加以证实，认为戴震“说的性善，而举的证据只是人的智慧远胜于禽兽。抛开关于“‘性善’的套话”看戴震的性论，胡适说道：“戴震把情、欲、知三者一律平等看待，都看作‘血气心知之自然’。这是对于那些排斥情欲，主静，主无欲的道学先生们的抗议……特别提出知识，特别赞美他‘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因为有知，欲才得遂，情才得达。又因为有知，人才能推己及人，才有道德可说。”最后胡适指出，戴震所谓理想的道德是“使人之欲五不遂，人之情无不达”，这也是戴震的人生哲学。
关于理学，胡适在文中谈到，因宋儒之学，以天理为根本观念，因此宋明的道学又称为理学。理学在历史上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其一为好的一面，其二为坏的一面。在这里暂且不谈好的一面，关于坏的一面，胡适说道：“理学家把他们冥想出来的臆说认为天理而强人服人。他们一面说存天理，一面又说去人欲。他们认人的情欲为仇敌，所以定下许多不近人情的礼教，用理来杀人，吃人。…….八百年来，一个理学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
戴震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兴文字狱的时代，对宋以来相习成俗的“以意见为理”的风气深恶痛绝。关于宋儒所谓的“存理灭欲”思想，胡适指出戴震是极为反对的，“他大声疾呼地喊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并推崇戴震是“反抗这种排斥人欲的礼教的第一个人”。
在胡适看来，戴震在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理’论。戴氏论性即是气质之性，与颜元同；他论‘道犹行也’与李塨同。不过他说的比他们更精密，发挥的比他们更明白，组织的也比他们更有条理，更成系统。” 认为“戴氏总论理欲有三大害处：‘第一，责备贤者太苛刻了，使天下无好人，使君子无完行。第二，养成刚愎自用、残忍惨酷的风气。第三，重理而斥欲，轻重失当，使人不得不变成诈伪”。
胡适在文中谈到：“宋儒都不能完全脱离禅宗“明心见性”的观念；陆王一派认心即是理，固不消说；程朱一派虽说“吾心之明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他们主张理即是性，得之天而具于吾心，……他们常说‘即物而穷其理’，然而他们同时又主张静坐省察那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于是久而久之，那即物穷理的也就都变成内观返视了。戴震认清了理在事物，只是事物的条理关系；至于心的方面，他只承认一个可以知识思想的官能……他认定心不是理，不过是一种思想判断的官能。……理在于事物，而心可以得理。”“戴氏不肯空谈知行合一，他很明白地主张‘重行须先重知’”。这又是与理学家的不同之处。
戴震力驳宋明理学的宇宙观、二元人性论、存理灭欲的伦理观、重行轻知的认识论，并相对应建立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气化流行的天道观、血气心知为性的自然人性论。胡适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戴震的哲学思想是比较推崇的，从某些层面也反映了胡适本人的哲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