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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长如灯——怀念我的二哥梅新

2026-01-24 07:48阅读:
兄长如灯

——怀念我的二哥梅新
二哥走了,走得猝不及防,像石河子戈壁上骤然掠过的风沙,未及留下太多回响,却在亲友心底刻下了深深的印痕。离世前四天,他还在亲友群里分享祝福,说着暖心的励志话语,一如往常那般乐观热忱。退休十余载,二哥始终身康体健,每日坚持打乒乓球,唯有去年年初的一场交通事故,让他左腿骨折。手术本算顺利,可他性子执拗,术后没几日便超强度锻炼,导致固定物移位脱落,这般伤痛,他却始终对亲友只字不提。他怕家人担心,怕给旁人添乱,甚至弥留之际,还示意妻子不必通知亲戚朋友。这份隐忍与体贴,让思念翻涌,让怀念绵长。怀念是什么?是寒夜梦回时触不到的温暖,是岁月流转中愈发清晰的身影,是藏在时光褶皱里,不敢轻易触碰却从未褪色的惦念。

我叫梅华,1958年1月16日出生在新疆石河子,这片被军垦人用汗水浇灌的土地,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根,我是建设兵团的第二代。记忆里最早的底色,是土坯房墙上斑驳的阳光,是父亲梅木匠刨木时簌簌落下的木屑,更有父亲提起二哥梅新时,眼里藏不住的赞许。父亲总说,梅新这孩子心思透亮,聪明能干,办事认真,骨子里带着股不服输的韧劲,对人更是掏心掏肺的实在。家里的户口本,默默记录着我们兄妹的来历:大哥梅江生于1949年,二哥梅新生于1951年,他们原姓黄,是母亲张秀兰带到这个家的孩子;而我,还有1959年出生后过继给父亲战友的弟弟,以及1961年降生的妹妹梅群,是母亲与父亲再婚后的血脉。命运却格外吝啬,没让我们多享受几年母爱——1962年,我还不满五岁,妹妹才刚学会蹒跚走路,38岁的母亲便被肺病无情地带走了。弥留之际,她枯瘦的手紧紧攥着大哥和二哥,嘴唇翕动着,反复念叨着“新”字,那声音轻得像羽毛,却重得砸在我们心上:“要让弟弟妹妹过新日子,新生活……”

母亲走后,家里的天像是塌了一半。父亲本就沉默寡言,此后更是将所有情绪都融进了劈柴、刨木的劳作里。他每天天不亮就踏着晨霜去团场的木工房,晚上归来时,满身的木屑味混着刺骨寒气,却依旧强撑着给我们煮玉米糊糊,就着油灯缝补磨破的衣裳。大哥那年还不满十四岁,毅然辍了学,跟着父亲上工,后来学了机械,握着康拜因大型收割机的方向盘,成了团场里响当当的优秀农机手。而二哥,那个还不满十二岁的少年,一夜之间褪去了稚气,像一棵迎着风沙生
长的白杨树,默默接过了照顾我和妹妹的担子。

石河子的冬天,冷得能冻裂水缸,清晨的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般刺骨。二哥总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人,悄悄把我和妹妹的棉袄放在火墙上烤得暖烘烘的,才轻声唤我们起床。他自己穿着打满补丁的旧衣裳,却总把母亲留下的那件半新的棉袄给我穿,轻声说:“梅华还小,扛不住冻。”那些夜里,我和梅群总忍不住哭着找妈妈,二哥就坐在温热的土炕上,给我们讲他小时候在四川深山的故事。他说涪江的水清得能看见水底的卵石,江边的野花一年四季开不败,生父背着药篓上山采药时,身影会慢慢融进晨雾里。讲着讲着,他会摸摸我们的头,眼神亮得像星星:“妈给我取名‘新’,就是要迎新日子,过新生活,咱们以后都会好起来的。”他的声音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清澈,却有着超越年龄的笃定,像一盏灯,轻轻驱散了我们心中的恐惧与寒凉。

1966年,文革的浪潮席卷了这片边陲垦区,学校停课,教室的门窗被砸烂,那些曾被我们视若珍宝的课本,被当成“四旧”扔进了熊熊火堆。那年二哥刚满十四周岁,却悄悄虚报了两岁,如愿被招进生产建设兵团,分到了146团六分厂。在连队里,他是最活跃的那一个,事事争先,处处尽责,写好人好事表扬稿,办板报,编快板、小品,自编自演自导,每次演出都能引来满场喝彩。他还把连队的油印机带回家,在昏黄的油灯下印刷宣传单、节目单,白纸黑字,红纸黄墨,那刷刷作响的油印机,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先进玩意儿”,在那个单调匮乏的年代里,为我们的生活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后来,约莫我读初三时,二哥凭着自己的刻苦学习和过人的聪明才智,被安排到团场小学当班主任,成了一名教书先生。

文革开始时,我才上小学三年级,校园里一片混乱,上课成了奢望,我只能在家帮着干些杂活,心里空落落的,像少了一块。二哥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摸了摸我的头说:“再乱也不能断了学习路,要在绝境里找出新办法。”他白天上班,晚上就着煤油灯自学,那些偷偷藏起来的旧课本,被他翻得卷了边、褪了色。他把课本分给我和梅群,手把手教我们认字、算数,为我们开启了专属的“家庭课堂”。

那时的学习条件,苦得难以想象。没有书桌,我们就趴在土炕上写作业;没有纸笔,二哥就到戈壁滩上剥下桦树皮,压平了当纸,把树枝烧成炭条当笔,甚至把父亲木工房里废弃的砂纸翻过来,用背面演算习题。冬天的煤油灯烟大,每次学习结束,二哥的鼻尖上总沾着一层黑灰,可他的眼睛却亮得惊人,像藏着一团永不熄灭的火。他还琢磨出了“分段学习法”:清晨趁天没亮、无人打扰,专攻最难的数学;午休时就躲在木工房的角落,背着语文课文;到了晚上,就带着我和梅群复盘当天的知识点,耐心讲解我们不懂的问题。我上中学时,对课本上的几何定理一头雾水,二哥就从父亲的木工房里找来木条,搭成三角形、正方形,在地上一笔一划地比划,掰开揉碎了讲解“三角形内角和”的道理,就连大哥休息时,也会凑过来听个新鲜。

1969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团场开展“忆苦思甜”运动,私下看书被当成“走白专道路”,学习成了一件偷偷摸摸的事。可二哥从未放弃,他把书拆成单页,小心翼翼地藏在棉袄夹层里,干活间隙就躲在麦垛后面,趁着短暂的休息看上几眼。有一回,他的书被连长发现没收了,还被当众批评了一顿,可二哥没有气馁,转头就去找连队的知青请教。知青们被他的执着与韧劲打动,偷偷给了他几本数理化自学丛书。他如获至宝,连夜用炭条把书上的代数公式抄在桦树皮上,每页都仔细标着日期,密密麻麻写满了注解,再把这些珍贵的“桦树皮课本”分给我和梅群。就这样,在文革最混乱的几年里,我们兄妹仨靠着这份“偷学”的坚持,硬是没落下半分功课。

1973年,听说招生要加考文化课,二哥立刻为我制定了详细的复习计划。白天,我跟着大哥去地里割麦,镰刀磨得手心起了血泡,钻心地疼;晚上,就借着煤油灯恶补功课,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跑几里路去请教二哥认识的知青。可命运再次捉弄人,“张铁生事件”后,考试录取的规矩变了,我终究没能考上中专。那天,我坐在田埂上哭了一下午,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成了泡影,满心的委屈与失落。二哥找到我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还带着余温的烤红薯,塞到我手里:“小华,别哭。学习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是为了给自己多一条新出路。你看这红薯,埋在土里再久,只要根还在,就总能发芽。”他的话像一束光,穿透了我心中的阴霾,让我重新拾起了勇气。我擦干眼泪,跟着二哥学起了缝纫手艺,同时始终没有放弃自学文化课,心里憋着一股劲,不想辜负他的期望,不想辜负他的付出。

妹妹梅群的成长,更是离不开二哥的悉心扶持与指引。小时候我喜欢画画,梅群耳濡目染,放学回家就蹲在地上,用树枝在泥土里画花草、画小鸟,画里满是童真与天赋。二哥看出了她的绘画天分,便省吃俭用攒钱,给她买画笔画纸和美术教材,还特意请他教绘画的同学辅导梅群。梅群也不负众望,刻苦学习,最终考上了地区美术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小学当美术老师,把画笔的美好传递给更多孩子。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石河子的戈壁滩上换了一茬又一茬庄稼,团场的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泥泞的小路修成了平坦的大道,我们兄妹也各自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真正过上了母亲当年期盼的“新日子”。一路走来,二哥就像一盏灯,始终在我们身前身后亮着,为我们照亮前路,为我们遮风挡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到他,心里就有了底,就有了前行的勇气。如今,他走了,可那些温暖的记忆,那些他教给我们的道理,那些藏在桦树皮课本里的坚持,那些融在烤红薯里的关怀,早已化作我们生命里的光,深深镌刻在心底,照亮往后的每一段旅程。

二哥如灯,这盏灯,亮在石河子的风沙里,亮在艰苦的岁月中,亮在我们兄妹的记忆深处,历经岁月洗礼,永远不会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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