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论文】田野工作何以可能之田野笔记
2012-05-03 23:57阅读：
2012年春季《定性研究案例》课程论文 田野工作何以可能之田野笔记
王淑茜
（2011级复旦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说的：“想象你自己独自一人，突然到了一片热带沙滩上……想象你自己第一次进入了村庄……”也许，就是一片茫然。田野工作对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更是充满神秘性。原本这么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知道怎么进入田野，知道要观察什么，记录什么，然后从田野中退回来思考，获得一些新的洞见，这自然是最美妙的。殊不知，这背后有多么不确定，一份经典的人类学作品，或许真的可遇不可求？
典型的田野工作形象是，人类学家在“那里”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参与观察，并写日记做记录，然后回到“这里”写文章。整个过程却不为我所知，要还原一次田野工作经历，人类学家的随笔显然是不够的，可最原始的田野笔记又难见庐山正面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想要弄清楚一次田野研究中，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关系网络，终究不能获得圆满。
Rojer
Sanjek编纂的这本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论述了关于田野笔记的很多吸引人的话题
。本书分为五大部分，每一部分收录了不同学者的文章，
Roger
Sanjek为本书写的简介独立起来，并被拆开来分散在了这五个部分中。一、与田野笔记一起；二、打开田野笔记；三、田野笔记实践；四、流通中的田野笔记；五、从田野笔记到民族志
一、与田野笔记一起生活
Jean
E.Jackson的“I am a Fieldnote: Fieldnotes as a Symbol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运用访谈法，论题涉及田野笔记的定义、导师和训练、分享田野笔记、保密性、死亡、有关田野笔记的感觉、田野笔记作为一种人类学家创造的独特文档。
在这篇文章中，很多被访者说他们也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做田野笔记的指导，即使有这样的训练也是众口难调，很难用一门课程去应对不同风格、不同研究兴趣和不同环境的田野工作。于是，田野工作和田野笔记颇具神秘性，学习唯一途径是用sink-or-swim的方法，也只有sink-or-swim才能你依恋、你灌注心力、你真正被激发起来。此外，每个研究地点不同，研究计划不同，人类学家也不同，人类学或许不是你能找到的最好方法的舞台，理论和方法有新旧之争，所以田野笔记训练的传统也不可能出现。①Jean
E.Jackson在结论中还说，研究生训练中，那种“故意不知道任何事的精神”的暗示也恰恰是促使学生成为人类学技艺的积极创造者或者再创造者这一隐藏课程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子，那么反倒可以说，即使不太知道田野工作的具体技术，也没有关系，只要去做就好了。
Rojer
Sanjek在这一部分中的文章是Fire,loss,and the Sorcerer’s
Apprentice，笔者以为主要讲了田野笔记的物理遗失和精神分离。田野笔记凝聚了人类学家很多心血，满载着情感，能够揭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唤起他的职业感、个人胜任感和责任感，它的物理遗失便是一个人类学家遭遇到的最糟糕的事儿了。大凡事物总有两面性，有时候“写出一篇引人注目的民族志最好的方法就是丢失了田野笔记”，因为此时能自由地代表事实来说话。田野笔记是珍贵的，短期看是人类学家自己的面包黄油，但是长期来看它就像是一个孩子，不会是其作者的私人占有物，正如最后的纪伯伦的那首诗写到的“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他们通过你来却不是从你那儿来，尽管他们跟你在一起却不属于你，你能给他们身体的住所却不能给他们灵魂的居处，因为他们的灵魂居所是你不能访问甚至都不能梦到的明天……”
二、打开田野笔记。
James
Clifford的Notes on
fieldnotes分了写的三种类型，Inscription，Transcription和Description。相对而言，Inscription程度最浅，就是快速记录下一个观察或者某人刚说的话，这个过程最能体现田野工作的混乱和不可避免的灵活性以及记录数据的挣扎努力。实际上有关事实的Pre-figuration和Pre-encoding的理论也使得Inscription的原始性受到质疑，因为观察者不会单单收集和记录信息的。Transcription就是转述已经形成的和固定的论述或者知识。Description就是或多或少更对观察到的文化事实的更加一致连贯的描述，更加注重反思、分析和阐释，这产生了格尔兹所说的“浓描”。三种写的场景是在一系列偶遇、感知和阐释中混合或者快速转变就是田野工作。
第二篇文章是Rena
Lederman的Pretexts
for Ethnography: On Reading
Fieldnotes。田野笔记是针对自己的，绝大部分人类学家在拥有自己的田野笔记之前是没有读过其他人的，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照着做。读自己的田野笔记如果说感觉到不舒服，除了因为它涉及到了个人的焦虑和不足,或者模棱两可，还因为它很危险，原本是记录下观察来辅助记忆的，实际上它却挑战记忆，使人回到了不确定性之中去。
田野笔记首先能用于自我澄清，试着去捋顺自己的知识的时候，往往能够发现不协调的或者遗漏的东西，对踏着田野工作日常节奏的田野笔记的分类也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沉淀。其次，它能自我维持，田野笔记通过描述事件并探寻事件之间的联系来定向确认，因为事件有着明显的完整性，助于感知到当地的逻辑和兴趣，而且再次阅读事件导向的笔记增大了发现笔记之间新的关联的可能性。最后，田野笔记能被整合到民族志的撰写中去，使之有一种相对的不单一的声音，这种没有导向的写法反倒可能激发读者去再思考新的分类和视角的再定位。
Roger
Sanjek的A Vocabulary For
Fieldnotes，主要介绍了田野笔记的相关词汇。Headnotes很巧妙地形容对田野的感觉，这种感觉显然是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之上的，
Fieldnotes田野笔记是关于田野的，而不是在田野里的，有时候田野就单单与注意力和惯常社会联系的转换相关。Scratch-Notes的生产就是之前所说的Inscription，把Scratch-notes转换成Fieldnotes这个过程还是一个Description的过程。
Fieldnotes
Proper就是一般说的“Journal”“Notebooks”“Daily
logs”，Fieldnotes
Records又可以称作数据，是独立于连续的田野笔记的信息，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在每个研究计划中独一无二的问题。分支学科和方法的要求促使人类学家直接去收集Records，相应的Fieldnotes Proper就减少了，于是，The
Johnsons提出了一个文化情境清单，作为将整体性关怀重新引入田野工作的中介。
三、田野笔记实践。
Simon Ottenberg的Thirty years of fieldnotes：Changing relationships to the
Text.作者将田野工作与童年进行了类比，独立的研究者的兴奋感与导师的在场，就像发展自我的同时又丢失了自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学习语言和规则，学习怎么生存，以前的经验没有用，或者根本起相反作用，这时候就像是个孩子，田野笔记恰好就反映了这个“文化童年”。同样作者还提到在他内心的个人不朽和个人成功的欲望。
在这里Ottenberg 阐述了Headnotes，就是脑海中的田野工作的记忆印象，写下来的笔记其实压制了很多鲜活的记忆。作者在交流、教学、写作等活动以及自己学术的越加成熟之后，headnotes改变了，对写下的笔记的解读也转变了。Headnotes和Written notes其实就是这样子在不断的对话之中。如果说Fieldnotes是一个童年成长的物质象征，那么Headnotes就是一个人类学家不断成熟和独立的成人自我，它们之间有着持续的对话。Ottenberg发现自己的殖民笔记代表的是那已经死去的传统，尽管如此，他把自己的田野笔记看作是自己作为人类学家的童年和生命。事实是文化相对主义被文本相对主义所取代，所研究的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观念应该转变成为阐释和阐释者的，生活在一个解释学的、象征符号的和隐喻分析的世界之中，人类学有一种很强烈的审视自我的转向。而所有的这些却使得Ottenberg能够继续用他的殖民笔记来写作，只要把这些田野笔记看做是文本就好了。
The
Johnsons的Quality into
Quantity。人类学跨坐在科学和人文的边界上，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站在科学研究的角度，首先，人类学笔记常是记录观察和印象并试图描述多种多样的事件、感觉和想法的散文性文本，即使在作者头脑中有图式来指导，也没有显然的编码图式，以至于不能够马上定量化，甚至不能简单归类成分析性分类。其次，大多数质性研究设计的松散性导致了极度费力的像真空吸尘器般的综合收集。最后，这个在小社会中的参与观察，反复记录的还是那些人，这就损害了合理抽样程序中的“观察的独立性”标准。但是，如果把田野笔记限定在基于合理抽样和测量的数据，那么问题就是，首先行为主义科学家从来不会知道他们的研究主题，研究对象要是不信任研究者就很有可能保留或者歪曲信息，不能保证效度。其次，严密的推导性的研究设计常常就是简化主义的，用几个变量来解释一个现象。人类学中的科学和人文貌似很难调和，极端的定性定量二分法也是不可取的，在不损害科学和人文的整合性的情况下定性的资料也可以转换成定量的数据。问题是需要确定笔记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文化事件的样本？如果按照以下三个程序做的话，这也是可以解决的。首先，没有偏见地出现在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面前那样子的话；其次，倾向于没有偏见地记录被访者的所有生活方面的话，这笔记会是一个代表性样本；最后，在理论性的合适的方法上来对事件进行分类的话，也会产生有意义的事件的计数。前面两点是抽样问题，最后一点是测量问题。越发地去遵从前两点的话，就越接近整体论观点。人类学整体论的核心意义就是文化是一个整合起来的整体，个人只能在整体的上下文情境中才能被理解。整体论对人类学家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想法一种技术，还是最基本的一个责任，科学和人文的人类学的最基本的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世纪后半期，人类学却从整体论中游离开去，这也许就是人类学科学方法论渐强的结果。从科学主义角度来看，人类学整体论是一个模糊的混乱的想法，聚焦的研究计划一开始就拒绝了整体论，而且作为专家有责任少关注研究计划之外的东西。其实人类学家有责任来提供一个围绕着特定研究焦点上的情境资料，这样子，其他研究者就能有机会用整体的数据来批判和扩展分析。
整体性田野方法存在描述的地点偏差和内容的偏差。任何影响人类学家何时何地进行观察的偏差性就会在田野笔记中反应出来，而减少这种偏差的方法就是运用时间分配的方法进行随机性的观察。聚焦于某个问题的研究设计总会或多或少将研究限制在特定方面而没法把握全局，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是时候去重新思考缺少推断性理论的旧式样的整体主义和缺少综合性的现代特殊主义。研究者最好在进入田野的时候有一个聚焦的特殊问题，同时有一张整体主义的清单来提醒他们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东西。总结起来看的话，案例计数确实提高了田野笔记的精度和完整度，其可能性也由于处理文本的电脑软件而大大提高，虽然人类学田野工作不可避免是存在偏见的，但是通过随机化方法和整体性清单，仍然有可能使田野笔记足够能代表一个共同体的整个社会和文化生活。
Roger
Sanjek的The Secret Life of
Fieldnotes主要是讲了田野笔记的历史，对此的叙述，散落在个人田野工作记录、论文记录的报告性辑录，民族志的前言附录、旨在方法论的论文，对人类学的历史性研究中，以及Cushing、Boas、Malinowski和Mead等人类学家的日记和信件中。1920s到1960s是古典时期，人类学从文化主义-功能主义-整体主义转到了对互动、个人行为和复杂性的不断增长的兴趣之中。美国的人类学家带着一个特定的问题开始田野工作然后从那儿扩展开来，而英国的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缩小他们的研究，让问题在田野中出现，整体主义的田野笔记也试图覆盖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
从1960s到1980s这段时期总体说来结构主义和象征人类学不需要广泛的田野笔记。在象征人类学中，田野笔记更加集中于实践、行动、互动、活动、经历和表演，集中于行为者、能动者、人、自我、个人和被访对象，还集中在交换、投射、生涯、发展周期等等。
四、流通中的田野笔记。
George
C.Bond的Fieldnotes：Research in Past Occurrences.什么是田野笔记？George
C.Bond在这里说到它至少包含着两种系列的品质，写下的文本和话语。话语是有意义的行为的瞬即的谈话。文本是一种更加去情景化的话语，把特定的说话者和地点移开，在实践之外的语言和社会系统中重构它。田野笔记既不同于文本，也不同于话语。文本把写作和阅读分开来了，而田野笔记是由读者写的，每次阅读都是一次对话，一次他们跟现实和田野数据中记得的经历的关系的追问。田野笔记建立了与过去的时间的对话，它也只是一部分固化的话语。
Roger
Sanjek的Fieldnotes and
others讲到了田野笔记跟其他人的关系，比如资讯人、其他学者和学生、工作组以及田野笔记传承之人的问题。
在做田野工作的时候，在资讯人面前做笔记或者根据记忆来写笔记，在一些特殊的仪式庆典时当地人十分希望人类学家当场做笔记，有时候，人类学家把写作、整理笔记、分类法、地图和机械帮助等直接展示给资讯人以获得支持。像Mead和Ottenberg等人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