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课程论文】“疼痛”的人类学：社会文化角度的阐释
2013-07-09 22:01阅读：
09301020017 社会学
李书恒
很多人都不会忘记，刘翔在去年伦敦奥运会男子110栏预赛上，在跨越第一栏时，右脚不堪伤病的重负，整个人意外摔倒的情景。刘翔随后缓缓站起，左脚单腿跳到场边，强忍着疼痛沿着场边一路向终点跳去，并深情亲吻最后一组栏架的画面依然深深地印在大家的脑海中。尽管刘翔曾经给无数的中国乃至亚洲人赢得了自豪与荣耀，但以这样的方式告别奥运赛场，仍让无数的粉丝为他感到无比心痛。最终医学诊断
发现，刘翔的右脚跟腱发生了断裂，和北京奥运会退赛一样，他再次遭遇“阿克琉斯之踵”的困扰。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克琉斯，英勇善战，全身刀枪不入，只有脚踵是最脆弱的地方，也是全身唯一一处“死穴”。特洛伊战争中，太阳神阿波罗用毒箭射中阿克琉斯的脚踝，阿克琉斯轰然倒地，尽管目光依然坚定刚毅，但致命的伤痛最终让英雄溘然长逝。在传说之中，阿克琉斯之弱踵的形成，是因为其母忒提斯倒提他浸进冥河中的神水，以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时，脚后跟不慎露在水外，从而留下这处软肋所致。而到如今，几乎不会真的有人相信这样的故事，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日益发展和逐渐强势使人们对于疼痛的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尽管阿克琉斯的传说依然流传至今没有变化，人类关于疼痛的解释却愈发多元。
传统生物医学的诊断和治疗模型将疼痛视为组织受到损伤的一个症状，疼痛作为一种现象是医生临床诊断的依据和治疗的对象。但生物人类学家认为还应该考虑心理和认知因素的影响，Melzack和Wall以此提出了阀门控制理论。他们认为在人体背部脊髓背角的神经胶状质处存在一个痛觉的阀门，控制着周围神经纤维的神经冲动传述到大脑中央神经系统中的强度。在产生疼痛知觉和反应产生之前，躯体的疼痛输入要受到这个阀门的调节作用的影响。而阀门增加或减少疼痛感觉传输的程度则取决于大小直径神经的相对活动程度，以及来自大脑向下传导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则可能与认知系统或更高级的中央神经系统的处理有关——例如注意力，焦虑，预期和过往的体验等，都有可能对疼痛的处理产生重要影响。
在进化人类学家看来，背痛、难产、脚酸和智齿疼痛等则是人类因为进化面临的痛苦。大而复杂的脑袋和双脚直立行走等特征使得人类成为这个地球上最成功的灵长类动物，但与此同时也留下了进化导致的创伤。例如，大脑的容量变得越来越大，使得脑壳的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智齿无处可长，只有以痛苦的方式冒出牙床。直立行走解放了我们的双手，让我们得以使用工具，虽说这是人类成功的关键因素，但直立行走导致的重力对脊柱的压迫作用导致了人类特有的背痛。从四脚着地到两脚着地也带来扁平足、脚趾囊肿和踝关节扭伤等多种足部问题。直立行走还使人类的分娩比其他任何灵长类动物都危险，同时也更复杂和疼痛。尽管大多数人不会像运动员那样，因为高强度的训练和过于密集的比赛，加上竞技性的要求，经常出现跟腱断裂等严重的足踝损伤。但一般的脚踝扭伤带来的酸痛，以及女性分娩带来的痛苦，则是几乎总是会访问我们人类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
但疼痛从来不只是一个只在个体层面有意义的概念，也不仅仅建立在生物学、医学与心理学的基础上。社会文化系统中特殊的价值观、信仰、理念和习俗，均会影响一个人的疾病行为，包含对疼痛的预期及对疾病的反应。显然，仅仅从生物医学、认知理论和进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和阐释疼痛是不够的。疼痛体验不仅是一个生理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过程。而针对Melzack和Wall提出的阀门控制理论，Bates便认为这一理论缺乏对于文化与疼痛之间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讨论，他试图将社会学系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整合到其中去。他认为对人们于疼痛的态度、期待，对于疼痛涵义的认识和如何正确表达疼痛的情感都是人们从观察周围相似身份的人的反应和行为中学习到的。不同的种族、处于不同文化团体中的人们对于疼痛的认识也均不相同。因此，建立一个加入文化因素的生物人类学模型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于不同的社会角色，人们会表现出对于疼痛表现的不同期望。儿童在玩耍时不慎摔倒，哇哇大哭寻求父母的保护与抚慰；女性在分娩、老人在疾病治疗中表现出极度的痛苦，并向他人寻求帮助往往是普遍接受的。相反，对于成年男性而言，如果因为伤痛而哭泣，表达出忧郁痛苦的情绪，则往往被认为是软弱无能，不符合其社会角色的表现。同样是遭遇到伤痛，刘翔在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中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而大众也对他的两次表现作出了不同的评价。认为前一次刘翔顾忌伤痛直接退赛是退缩的、缺乏勇气的、难以令人接受的，而后一次在伦敦奥运会上刘翔不顾伤痛单脚跳至终点则是英勇的、让人感动的和体现奥林匹克精神的。
事实上，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对于疼痛的预期、表达以及疼痛的意义均不尽相同。西非的巴里巴人生活在非洲国家贝宁北部和尼日利亚的部分地区。根据华盛顿大学医学人类学教授Sargent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巴里巴人的文化中，对于疼痛的正确反应是镇静、坚忍克己，且不表现出任何的痛苦。而这与巴里巴文化中对于荣耀与耻辱的强调是分不开的，讨论荣耀与耻辱二元对立的文化符号对于人们对疼痛的认知和隐忍行为比讨论疼痛本身更为重要。在巴里巴人的口中，有这样一句谚语“sekuru
ka go buram
bo”，翻译过来是“在死亡与耻辱之间，死亡更加美好”。一个人表现自己的痛苦会被认为是缺乏勇气和懦夫的体现，懦夫是耻辱最核心的体现，而与其生存在耻辱之中，一个真正的巴里巴人会选择自杀。在巴里巴社会中，社会期待女性在分娩过程中，不应该表现出丝毫的不舒服，同时应独自生产，不向朋友和亲戚展现这一过程，只有在剪断脐带时才会寻求他人的帮助。而如果产妇表现出痛苦，则会认为给所在的家庭带来耻辱。对于男人而言，在遭遇事故，或者在战争中受伤时，也应表现出和平时一样，没有丝毫的痛苦，像正常人一样行动。如果一个巴里巴人表现出痛苦的神情、声音和举止，则会招到身边人的嘲笑和鄙视，相反如果他能够忍受痛苦，并且不表现出任何的不适，则他的事迹会传遍周边整个乡里。巴里巴人认为他们这种对于痛苦的隐忍并不作任何表现的行为，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比他们的邻居部落的人更高的地位。同样，巴里巴文中，能够用来讨论和表达痛苦的词语屈指可数，与之相对的是，人们创造出更多的词语来讨论荣耀与耻辱。
Sagrent还发现，巴里巴人的这种对于疼痛的消极反应与其社会文化系统中的社会化过程有着密切联系。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