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论萧绎的文学观念
论萧绎的文学观念
曹
梁武帝萧衍的三个儿子：萧统、萧纲、萧绎，都在中国诗学史上留下了非凡的业绩。
以齐梁“三萧”，比汉魏“三曹”，是绝对有意思的事情。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梁武帝集题辞》以萧衍比曹操，说“梁武帝《净业赋序》，即曹孟德之《述志令》也。”同样，以萧氏兄弟比曹氏兄弟，张溥也说：
新浪博客
论萧绎的文学观念
曹
梁武帝萧衍的三个儿子：萧统、萧纲、萧绎，都在中国诗学史上留下了非凡的业绩。
以齐梁“三萧”，比汉魏“三曹”，是绝对有意思的事情。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梁武帝集题辞》以萧衍比曹操，说“梁武帝《净业赋序》，即曹孟德之《述志令》也。”同样，以萧氏兄弟比曹氏兄弟，张溥也说：
从“三曹”到“三萧”，
不仅有贯珠联璧，前后辉映，堪称美谈的意义；而且一根诗学的中轴线，贯穿了三百多年来审美的变化和诗学的演进，并见文学承传与家族政治的关系。从“三曹”到“三萧”，正合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咒语。
萧绎（508—555），字世诚，自号金楼子，小字七符，南兰陵（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是梁武帝萧衍第七子，萧统、萧纲的弟弟。初封湘东王，历任会稽太守、丹阳尹、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侯景作乱，他奉命在江陵举兵讨伐，大宝三年（552），平定侯景之乱，即帝位于江陵，史称梁元帝。在位三年，西魏攻破江陵，他被杀，追尊为孝元皇帝，庙曰世祖。
萧绎幼年患眼疾，盲一目，然颖悟好学，五岁能诵《曲礼》，六岁解为诗。及长，不好声色，但博览群书，“颇有高名，独为诗赋，婉丽多情，妾怨回文，君思出塞，非好色者不能言 [1]。”可惜平定侯景以后，看似大有作为的梁中兴局面只是昙花一现。致使“挟陈思之才，攘子桓之坐 [2] ”的梁元帝萧绎真的只是“眇僧”的化身。
作为一个人，他有些极端，但也充满人情味。他写给八弟武陵王萧纪的信，使一千多年以后的张溥读了觉得“兄弟肥瘦，让枣推梨；上林闻鸟，宣室披图。友于之情，三复流涕。汉明东海，词无以加 [3] 。”他既聪明、博学，又迷信、偏执；明明知道清谈误国 [4] ，但习性不改，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仍在清谈，讲不着边际的学问；思想老在某种极端中徘徊冲突。《梁书·元帝纪》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禀性猜忌”，不肯把大本营移到金陵，致使自己过于靠近西魏前线；而且不怎么留心政道，“不隔疏近，御下无术，履冰弗惧”，既没有领导艺术，也不了解下情，在政治、军事、管理，做皇帝方面都没有才能，但是一位绝对优秀的学者和读书人。在西魏的军队已经大兵压境的时候，他仍於龙光殿为群臣讲解《老子》义，由“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直到魏军围襄阳，内外戒严，他才停讲。在西魏大军攻打江陵最危险的时候，他兼通的儒学、道学、文学、玄学、史学关键时刻都帮不上忙，冬十月，魏军兵临城下，他出枇杷门，亲自临阵督战，无奈梁六军败绩，魏军破门，他回天乏术，遂与太子及江陵男女百姓数万口均遭荼毒。
萧绎才思敏捷，下笔成章，为世所称，四十七岁，已留下惊人的著述，计有《金楼子》、《孝德传》、《忠臣传》、《丹阳尹传》、《注汉书》、《周易讲疏》、《内典博要》、《连山》、《洞林》、《老子讲疏》、各地地方志等四百余、文集五十卷，已佚，明人张溥辑有《梁元帝萧集》。
像他的人一样，萧绎的文学观向来为研究者把握不准。从他姓萧，是萧统、萧纲的弟弟，一家兄弟并称“三萧”，有的学者就以为他们的观点类似，对文学的看法也属齐鲁之政，兄弟之文，归为一派；从他《金楼子·立言》篇为文下定义：“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看，有的学者就以为萧绎和萧纲是形式主义的代表；从萧绎反复提倡“立言不朽”和《金楼子》中自比周公、孔子、太史公和其他儒学气息很重的话来看，有的学者又以为他与萧统文学观相同。
总之，对“三萧”的态度和评价，比较多的研究者是：基本肯定萧统，正面批评萧纲，完全忽略萧绎。
像刘勰撰《文心雕龙》，钟嵘撰《诗品》，刘昼撰《刘子》，萧统编纂《文选》一样，萧绎撰有《金楼子》，晋宋以来，齐梁之际学术之昌盛，文化氛围之浓厚，著书风气之盛炽，由此可见一斑。但不可理解的是，《金楼子》像它的主人一样被历史忽略了。
梁代那么重要的一部典籍，使中国文学从历史、哲学、各种非文学的母胎中分离、发展，并取得独立的标志性理论之一，以致有些日本学者以为可与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鼎足而三的萧绎的《金楼子》，目前的研究者却很少，在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到了即将结束的世纪末，对于《金楼子》，我们应该说一声惭愧。
因为，我们老是引它的《立言》篇以为己用，引《立言》篇又老引那么几句，对《立言》篇以外的部分，就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当前，研究《文心雕龙》已经热火朝天，拥有“龙学”、“龙刊”和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研究《诗品》也逐渐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之时，《金楼子》仍少人问津，迄今为止没有一部研究专著，大陆甚至没有一本注本 [5] ，论文也只有寥寥几篇，这种情况，正如它在历史中散失、湮没不彰，如今靠类书辑佚流传的悲剧性的结局。
萧氏三兄弟出身同一个家庭，有相同的思想环境、读书方式，使他们都兼通儒、佛、道，和很类似的知识结构。但由于经历不同，年岁的差别，特别是他们各自形成的文学集团不同，受不同文人的影响，使他们的文学观产生差异。若仔细分析他们的理论，不偏不倚地全面考察，则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三萧”是三个圆圈，萧统在前，萧纲在后，萧绎居中；居中的萧绎的文学观与萧统、萧纲有部分重叠；与萧统重叠的部分多，与萧纲重叠的部分少；可知萧绎的文学观，虽与萧纲有相似的地方，但比较而言，更接近萧统。
如果把齐梁以来的文学观分为：
（一）“国史守旧派”；
（二）“儒学折衷派”；
（三）“审美新变派”，
那么，萧统、萧绎可归于“儒学折衷派”，尽管萧绎在很重要的文学审美特征的认识方面与萧统异而与萧纲同。
在另一个文学集团里，与萧统、萧绎走着不同道路的萧纲和萧子显的文学观念，则属于“审美新变派”，代表了齐梁文学发展方向的另一种新思潮。
萧绎与萧统接近，其共同的核心在儒学思想折衷及中和美学方面，两人的文学观不仅不兼容的地方，总体特色也不同。
萧统更多的时候体现“共性”，萧绎则体现“个性”；与萧统“兼容”的，“包罗”的，“集大成式”的编纂思想和著述态度相比，萧绎则有“个人”的、“独特”的，“私家著述”的特点；体现萧统特点的是《文选》，体现萧绎特点的是《金楼子》。
对文学的发展，萧绎、萧统有相似的观点。萧统的观点是在《文选序》里正面提出来的，他要选“文”，就必须说明“文”的发展演化问题；但萧统的论点，与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里说的“时运交替，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大致相同，没有特别的新意和独特的解会，只是儒学气味比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淡薄一些。划时代的《文选序》要求立论稳妥，立论稳妥就难以有新意和独特的解会。
萧绎则不同，萧绎没有正面论述文学的发展问题，但在他的《内典碑铭集林序》中，涉及到“论文之理”和“属词之体”：
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
由于时代的发展，时事的变化，文学，包括文学的体式也会发展变化，这是毫无疑义的。就这个结论，萧绎也与刘勰、萧统相同，但“论文之理”，即评论的理论、观念也会随时代、时事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却是萧绎个人极富创造意识的新见，是前人没有说过，后来的文论家也很少涉及，应值得我们珍视的，萧绎《金楼子》的论述，会突然有你想不到的精彩之处往往如是。
在文学思想方面，与萧统一样，萧绎也非常重视儒家的“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穆叔把人死后的“不朽”分为三等，第一是“立德”，第二是“立功”，第三是“立言”。“立言”的“言”，在《左传》的时代，指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政教言论，以后被人奉为圭臬，成为儒学中的经典，并深深地影响了萧绎，在萧绎的《金楼子》里，经常有关于儒家立功、修德的论述，如《立言》篇：
楚人畏荀卿之出境，汉氏追匡衡之入界，是知儒道宝
有可尊。故皇甫嵩手握百万之众而不反，岂非儒者之贵乎？
《书》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君子之用心也，恒须以济物为本，加之以立功，重之以修德，岂不美乎？
“立言”的思想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进化，至魏晋时代曹丕给予它新的涵义。
曹丕以“人的自觉”、“文的自觉”的思想观念和现代语汇对“立言”加以阐释，使之变成“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把文章的作用上升为可以超越时空、超越贫贱、超越自我个体生命和政治生命永恒而辉煌的事业。
曹丕的这一关于“文章”和“作者”的认识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划时代的意义至齐梁时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成为一种共识。
萧统从要求极严的属于子书的《典论》中，选出《论文》一篇，就是发现了其中的意义，要不是萧统《文选》选录，《典论·论文》很可能和《典论》的其他篇目一样湮没不彰；而萧绎则正面赞同曹丕的观点，不仅是赞同，而且是身体力行，不折不扣地照着做，《金楼子序》说：
余以天下为不贱焉，窃念臧文仲既殁，其言立于世；
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
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
萧绎明确说自己的“述作之志”，是受了曹丕《典论·论文》的影响。《金楼子》卷十三《杂记》篇又转述曹植《与杨德祖书》说：
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将采史官之实录，时俗之得失，
为一家之言，藏之名山，此外徒虚言耳。
在萧绎的一生中，读书和著书立说的时间，确实比他搞政务、搞军事的时间更长。对曹丕“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的紧迫感，萧绎同样有十分敏锐的感觉，《金楼子》第六卷《自序》篇中说：
人间之世，飘忽几何；如凿石见火，窥隙观电，萤睹朝而灭，露见日而消，岂可不自序也。
七句话，六句用了四只比喻，如火、如电、如萤、如露，写时间暂短，人世袂忽，反衬应抓紧时间立言，此时不写“自序”，更待何时也？不仅如此，萧绎对自己期许颇高，自视颇高，在儒学和著述上，大有不让前贤，舍我其谁的口气，《金楼子·立言》篇说：
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
扬雄作赋，有梦肠之谈；曹植为文，有反胃之论。生也有涯，智也无涯；以有涯之身，逐无涯之智，余将养性养神，获麟于金楼之制也。
把自己与周公、孔子、太史公放在同一个坐标上，并用与孔子的“获麟”比喻自己写作《金楼子》，萧绎正是在非常个性化语言中，通过对生命的失望表现自己对《金楼子》“绝笔”式的重视。
萧绎写作《金楼子》是为了立言，立言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立言”要求“言”对政治教化，对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萧绎非常重视这种作用，《立言》篇说：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
用“叙情志”与“敦风俗”两条标准，赞美由诸子发端，盛于两汉，迄于今日的私家著述的美者，表现了与萧统相类似的观点。即文学“美者”的价值，既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作用，又要能抒发情性，有娱宾遣兴的功能。兼顾社会作用和个人性情的两个方面，立论与萧统同样稳妥。
在“文”与“质”，“典”与“丽”的中和美学方面，萧绎的观点与萧统也别无二致。萧绎在《内典碑铭集林序》论述的中和美，包括“实”与“味”，“艳”与“华”，“质”与“野”，“博”与“繁”，“省”与“率”，“文”与“质”，“约”与“润”，以及这些美学范畴的对立统一与文章体制、风格的关系，甚至比萧统在《文选》和《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里论述得更详尽彻底：
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翻复博涉，体裁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文辞“繁”，文骨就“弱”，但过于“省”，又会感觉“草率”；“华丽”有余，就会失去体格，过于“质实”，文章又会淡而无味，做到美中和很难，所以要“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在诸多美学因素上保持均衡。
以上说的，除了表明萧绎与萧统同具儒家中和美的观念，还讲了如何在文中使用事类典故，典事和新意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前代和同时代文论家很少正面论述的。
钟嵘《诗品》论诗，反对在诗中用典事，但不反对在“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中运用1 ；但在“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中如何用典事？钟嵘没有说明；刘勰《文心雕龙》专设《事类》篇，讲事类与文章的关系；与钟嵘不同的是，他不仅赞成在文章中用事类，而且赞成在诗歌中用典事，把事类典故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2 。但是，刘勰主要强调文章用事类典故的重要性，对如何运用事类的方法仍然讲得很简单，也没有从美学范畴、对立统一的角度加以说明。
───────────────────────────
1 钟嵘《诗品序》云：“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2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
与刘勰相同的是，萧绎也认为文章中应该征引事类，否则文章的“新意”将“无所倚约”，但他对征引事类他理解得比较全面，深知引用不当引起的种种弊端。所以说明具体引用时的注意事项：譬如，引用的事类要广博，但意思不能重复雷同；引用的事类要条理清晰，安排妥帖，但不能过于拘谨，以致显得呆板木然，“事似牵课”；应该信笔挥洒、“博涉”，但不能有伤整饬，使体制变形。总之，要“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明确“事（类）”、“言（辞）”与“意”、“理”的主、从关系和具体写作时层层推进，步步深入的方法。因此，萧绎关于事类的论述，对刘勰的《文心雕龙·事类》篇无疑是一个补充。
没有证据说萧绎的立言思想来源于萧统，也没有证据说萧绎写作《金楼子》是受了萧统编纂《文选》的影响。但是
萧绎（508—555），字世诚，自号金楼子，小字七符，南兰陵（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是梁武帝萧衍第七子，萧统、萧纲的弟弟。初封湘东王，历任会稽太守、丹阳尹、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侯景作乱，他奉命在江陵举兵讨伐，大宝三年（552），平定侯景之乱，即帝位于江陵，史称梁元帝。在位三年，西魏攻破江陵，他被杀，追尊为孝元皇帝，庙曰世祖。
萧绎幼年患眼疾，盲一目，然颖悟好学，五岁能诵《曲礼》，六岁解为诗。及长，不好声色，但博览群书，“颇有高名，独为诗赋，婉丽多情，妾怨回文，君思出塞，非好色者不能言 [1]。”可惜平定侯景以后，看似大有作为的梁中兴局面只是昙花一现。致使“挟陈思之才，攘子桓之坐 [2] ”的梁元帝萧绎真的只是“眇僧”的化身。
作为一个人，他有些极端，但也充满人情味。他写给八弟武陵王萧纪的信，使一千多年以后的张溥读了觉得“兄弟肥瘦，让枣推梨；上林闻鸟，宣室披图。友于之情，三复流涕。汉明东海，词无以加 [3] 。”他既聪明、博学，又迷信、偏执；明明知道清谈误国 [4] ，但习性不改，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仍在清谈，讲不着边际的学问；思想老在某种极端中徘徊冲突。《梁书·元帝纪》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禀性猜忌”，不肯把大本营移到金陵，致使自己过于靠近西魏前线；而且不怎么留心政道，“不隔疏近，御下无术，履冰弗惧”，既没有领导艺术，也不了解下情，在政治、军事、管理，做皇帝方面都没有才能，但是一位绝对优秀的学者和读书人。在西魏的军队已经大兵压境的时候，他仍於龙光殿为群臣讲解《老子》义，由“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直到魏军围襄阳，内外戒严，他才停讲。在西魏大军攻打江陵最危险的时候，他兼通的儒学、道学、文学、玄学、史学关键时刻都帮不上忙，冬十月，魏军兵临城下，他出枇杷门，亲自临阵督战，无奈梁六军败绩，魏军破门，他回天乏术，遂与太子及江陵男女百姓数万口均遭荼毒。
萧绎才思敏捷，下笔成章，为世所称，四十七岁，已留下惊人的著述，计有《金楼子》、《孝德传》、《忠臣传》、《丹阳尹传》、《注汉书》、《周易讲疏》、《内典博要》、《连山》、《洞林》、《老子讲疏》、各地地方志等四百余、文集五十卷，已佚，明人张溥辑有《梁元帝萧集》。
像他的人一样，萧绎的文学观向来为研究者把握不准。从他姓萧，是萧统、萧纲的弟弟，一家兄弟并称“三萧”，有的学者就以为他们的观点类似，对文学的看法也属齐鲁之政，兄弟之文，归为一派；从他《金楼子·立言》篇为文下定义：“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看，有的学者就以为萧绎和萧纲是形式主义的代表；从萧绎反复提倡“立言不朽”和《金楼子》中自比周公、孔子、太史公和其他儒学气息很重的话来看，有的学者又以为他与萧统文学观相同。
总之，对“三萧”的态度和评价，比较多的研究者是：基本肯定萧统，正面批评萧纲，完全忽略萧绎。
像刘勰撰《文心雕龙》，钟嵘撰《诗品》，刘昼撰《刘子》，萧统编纂《文选》一样，萧绎撰有《金楼子》，晋宋以来，齐梁之际学术之昌盛，文化氛围之浓厚，著书风气之盛炽，由此可见一斑。但不可理解的是，《金楼子》像它的主人一样被历史忽略了。
梁代那么重要的一部典籍，使中国文学从历史、哲学、各种非文学的母胎中分离、发展，并取得独立的标志性理论之一，以致有些日本学者以为可与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鼎足而三的萧绎的《金楼子》，目前的研究者却很少，在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到了即将结束的世纪末，对于《金楼子》，我们应该说一声惭愧。
因为，我们老是引它的《立言》篇以为己用，引《立言》篇又老引那么几句，对《立言》篇以外的部分，就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当前，研究《文心雕龙》已经热火朝天，拥有“龙学”、“龙刊”和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研究《诗品》也逐渐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之时，《金楼子》仍少人问津，迄今为止没有一部研究专著，大陆甚至没有一本注本 [5] ，论文也只有寥寥几篇，这种情况，正如它在历史中散失、湮没不彰，如今靠类书辑佚流传的悲剧性的结局。
萧氏三兄弟出身同一个家庭，有相同的思想环境、读书方式，使他们都兼通儒、佛、道，和很类似的知识结构。但由于经历不同，年岁的差别，特别是他们各自形成的文学集团不同，受不同文人的影响，使他们的文学观产生差异。若仔细分析他们的理论，不偏不倚地全面考察，则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三萧”是三个圆圈，萧统在前，萧纲在后，萧绎居中；居中的萧绎的文学观与萧统、萧纲有部分重叠；与萧统重叠的部分多，与萧纲重叠的部分少；可知萧绎的文学观，虽与萧纲有相似的地方，但比较而言，更接近萧统。
如果把齐梁以来的文学观分为：
（一）“国史守旧派”；
（二）“儒学折衷派”；
（三）“审美新变派”，
那么，萧统、萧绎可归于“儒学折衷派”，尽管萧绎在很重要的文学审美特征的认识方面与萧统异而与萧纲同。
在另一个文学集团里，与萧统、萧绎走着不同道路的萧纲和萧子显的文学观念，则属于“审美新变派”，代表了齐梁文学发展方向的另一种新思潮。
萧绎与萧统接近，其共同的核心在儒学思想折衷及中和美学方面，两人的文学观不仅不兼容的地方，总体特色也不同。
萧统更多的时候体现“共性”，萧绎则体现“个性”；与萧统“兼容”的，“包罗”的，“集大成式”的编纂思想和著述态度相比，萧绎则有“个人”的、“独特”的，“私家著述”的特点；体现萧统特点的是《文选》，体现萧绎特点的是《金楼子》。
对文学的发展，萧绎、萧统有相似的观点。萧统的观点是在《文选序》里正面提出来的，他要选“文”，就必须说明“文”的发展演化问题；但萧统的论点，与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里说的“时运交替，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大致相同，没有特别的新意和独特的解会，只是儒学气味比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淡薄一些。划时代的《文选序》要求立论稳妥，立论稳妥就难以有新意和独特的解会。
萧绎则不同，萧绎没有正面论述文学的发展问题，但在他的《内典碑铭集林序》中，涉及到“论文之理”和“属词之体”：
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
由于时代的发展，时事的变化，文学，包括文学的体式也会发展变化，这是毫无疑义的。就这个结论，萧绎也与刘勰、萧统相同，但“论文之理”，即评论的理论、观念也会随时代、时事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却是萧绎个人极富创造意识的新见，是前人没有说过，后来的文论家也很少涉及，应值得我们珍视的，萧绎《金楼子》的论述，会突然有你想不到的精彩之处往往如是。
在文学思想方面，与萧统一样，萧绎也非常重视儒家的“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穆叔把人死后的“不朽”分为三等，第一是“立德”，第二是“立功”，第三是“立言”。“立言”的“言”，在《左传》的时代，指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政教言论，以后被人奉为圭臬，成为儒学中的经典，并深深地影响了萧绎，在萧绎的《金楼子》里，经常有关于儒家立功、修德的论述，如《立言》篇：
楚人畏荀卿之出境，汉氏追匡衡之入界，是知儒道宝
有可尊。故皇甫嵩手握百万之众而不反，岂非儒者之贵乎？
《书》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君子之用心也，恒须以济物为本，加之以立功，重之以修德，岂不美乎？
“立言”的思想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进化，至魏晋时代曹丕给予它新的涵义。
曹丕以“人的自觉”、“文的自觉”的思想观念和现代语汇对“立言”加以阐释，使之变成“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把文章的作用上升为可以超越时空、超越贫贱、超越自我个体生命和政治生命永恒而辉煌的事业。
曹丕的这一关于“文章”和“作者”的认识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划时代的意义至齐梁时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成为一种共识。
萧统从要求极严的属于子书的《典论》中，选出《论文》一篇，就是发现了其中的意义，要不是萧统《文选》选录，《典论·论文》很可能和《典论》的其他篇目一样湮没不彰；而萧绎则正面赞同曹丕的观点，不仅是赞同，而且是身体力行，不折不扣地照着做，《金楼子序》说：
余以天下为不贱焉，窃念臧文仲既殁，其言立于世；
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
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
萧绎明确说自己的“述作之志”，是受了曹丕《典论·论文》的影响。《金楼子》卷十三《杂记》篇又转述曹植《与杨德祖书》说：
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将采史官之实录，时俗之得失，
为一家之言，藏之名山，此外徒虚言耳。
在萧绎的一生中，读书和著书立说的时间，确实比他搞政务、搞军事的时间更长。对曹丕“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的紧迫感，萧绎同样有十分敏锐的感觉，《金楼子》第六卷《自序》篇中说：
人间之世，飘忽几何；如凿石见火，窥隙观电，萤睹朝而灭，露见日而消，岂可不自序也。
七句话，六句用了四只比喻，如火、如电、如萤、如露，写时间暂短，人世袂忽，反衬应抓紧时间立言，此时不写“自序”，更待何时也？不仅如此，萧绎对自己期许颇高，自视颇高，在儒学和著述上，大有不让前贤，舍我其谁的口气，《金楼子·立言》篇说：
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
扬雄作赋，有梦肠之谈；曹植为文，有反胃之论。生也有涯，智也无涯；以有涯之身，逐无涯之智，余将养性养神，获麟于金楼之制也。
把自己与周公、孔子、太史公放在同一个坐标上，并用与孔子的“获麟”比喻自己写作《金楼子》，萧绎正是在非常个性化语言中，通过对生命的失望表现自己对《金楼子》“绝笔”式的重视。
萧绎写作《金楼子》是为了立言，立言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立言”要求“言”对政治教化，对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萧绎非常重视这种作用，《立言》篇说：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
用“叙情志”与“敦风俗”两条标准，赞美由诸子发端，盛于两汉，迄于今日的私家著述的美者，表现了与萧统相类似的观点。即文学“美者”的价值，既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作用，又要能抒发情性，有娱宾遣兴的功能。兼顾社会作用和个人性情的两个方面，立论与萧统同样稳妥。
在“文”与“质”，“典”与“丽”的中和美学方面，萧绎的观点与萧统也别无二致。萧绎在《内典碑铭集林序》论述的中和美，包括“实”与“味”，“艳”与“华”，“质”与“野”，“博”与“繁”，“省”与“率”，“文”与“质”，“约”与“润”，以及这些美学范畴的对立统一与文章体制、风格的关系，甚至比萧统在《文选》和《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里论述得更详尽彻底：
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翻复博涉，体裁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文辞“繁”，文骨就“弱”，但过于“省”，又会感觉“草率”；“华丽”有余，就会失去体格，过于“质实”，文章又会淡而无味，做到美中和很难，所以要“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在诸多美学因素上保持均衡。
以上说的，除了表明萧绎与萧统同具儒家中和美的观念，还讲了如何在文中使用事类典故，典事和新意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前代和同时代文论家很少正面论述的。
钟嵘《诗品》论诗，反对在诗中用典事，但不反对在“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中运用1 ；但在“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中如何用典事？钟嵘没有说明；刘勰《文心雕龙》专设《事类》篇，讲事类与文章的关系；与钟嵘不同的是，他不仅赞成在文章中用事类，而且赞成在诗歌中用典事，把事类典故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2 。但是，刘勰主要强调文章用事类典故的重要性，对如何运用事类的方法仍然讲得很简单，也没有从美学范畴、对立统一的角度加以说明。
───────────────────────────
1 钟嵘《诗品序》云：“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2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
与刘勰相同的是，萧绎也认为文章中应该征引事类，否则文章的“新意”将“无所倚约”，但他对征引事类他理解得比较全面，深知引用不当引起的种种弊端。所以说明具体引用时的注意事项：譬如，引用的事类要广博，但意思不能重复雷同；引用的事类要条理清晰，安排妥帖，但不能过于拘谨，以致显得呆板木然，“事似牵课”；应该信笔挥洒、“博涉”，但不能有伤整饬，使体制变形。总之，要“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明确“事（类）”、“言（辞）”与“意”、“理”的主、从关系和具体写作时层层推进，步步深入的方法。因此，萧绎关于事类的论述，对刘勰的《文心雕龙·事类》篇无疑是一个补充。
没有证据说萧绎的立言思想来源于萧统，也没有证据说萧绎写作《金楼子》是受了萧统编纂《文选》的影响。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