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生态：走向人工自然的新范式

2011-09-19 10:19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704672233

摘要／当代城市可持续的讨论应走出“人工”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分析了以“景观”这种“人工化的自然”作为城市结构性载体，建立城市生态新秩序的可能性。提出了“设计生态”这一“人工自然”的新范式，并由此来重新组构大尺度的人为环境，缝合日益碎片化的城市肌理。

关键词／景观；生态设计；人工自然；设计生态；土地镶嵌体；结构性载体

1 引言（Introduction）
虽然是由于地球上森林的逐渐消亡才唤醒了人们对大自然的关注，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是：作为文明的创造者，我们更多的不是生活在树木组成的森林中，而是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组成的森林中。城市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同时又是主要环境问题的来源，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所面临重大压力和挑战之一，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些世界上半数以上人口的安身之地。自从19世纪以来，自然与城市的关系发生了彻底变化。面对全球性的城市蔓延与城乡复合体所形成的环境空

间以及因此产生的巨型尺度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纯粹的自然（原生态的自然），不说是无处可寻，至少可以说是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所谓“自然的灭亡”（Death of Nature）。按照哈佛大学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man）的说法，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土地嵌合体（Land Mosaics）的城市空间特征，因为受人为的影响、经营、设计和规划，当代的自然已失去其纯粹形式，已被技术的力量所穿透，而成为一种人造的环境^[1]。
然而长久以来，由于我们深陷“城市”与“自然”的矛盾之中，似乎这一对立的空间难以妥协，因而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为此，本文试图跳出这种“城市”与“自然”二元对立论，以景观这一“人工自然”为城市结构性的载体（Structuring Medium），提出“设计生态”这一新的命题，作为对快速城市化、全球化和日益抽象化的城市环境的一种回应，并希望以此重新组构大尺度的人为环境，缝合日益碎片化的城市肌理。

2 从纯自然、纯人工到人工自然(From Nature, Artificial to Artificial Nature)
回顾人类的发展历史，为了谋求比自然系统更高的生物生产力，人们一直在把原本自然的东西变得不自然，其中农业生产就是最好的例子：农作物本身是自然的，但它们的培育和种植方式可以是不自然的或是人工的，例如种植间距往往由收割机的宽度决定，所谓工业化的农业。
同时，由于近些年来经济的发展，与资源、能源匮乏矛盾的日益加剧，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活动、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参照自然界原有的循环式新陈代谢体系，来改变当今现行的线性体系，从而将纯人工的东西变得自然生态。例如，生态工业要求工业生产流程从传统工业的线性物流和能流的输入和排放模式转变为闭合性循环流程，即循环经济模式。其运行规则就是模仿自然系统的减量、再用和再生的3R循环式新陈代谢原则。
城市中的建筑和街道，曾经被现代主义认为是城市的机器。然而，借助于让自然做功的自然通风、天然采光；太阳能、雨水的收集与利用以及生态化补偿机制，建筑也可以变得自然生态。同样，应用景观的手段对街道的雨水进行收集，不仅可以很好地起到干旱与洪涝的调节作用，维持地上和地下水的平衡；同时将雨洪的收集和再利用的过程与人工湿地、绿地和公园系统相结合，可以成为城市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由此可见，“城市和基础设施可以像森林和河流一样生态” ¹⁾ （图1）。

设计生态：走向人工自然的新范式

图1“人工自然”的城市生态环境

通过模仿自然特性和借用自然元素来构建人工化的生态新秩序，从而创造近乎自然条件、混合人类使用与自然特征的人工环境。这将为从纯自然、纯人工到人工自然过度的行为和过程提供互动与交流、镶嵌与混入，直至相互融合的界面。“通过这一界面，当今城市得以阅读和展示；通过这一界面，当今城市得以建造和延展”²⁾。

3 从生态设计到设计生态（From Ecological Design to Design Ecology）
西蒙·范·迪·瑞恩(Sim Van Der Ryn)和斯图亚特·考恩(Stuart Cown)对生态设计的定义是: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强调人与自然过程的共生与合作关系；在设计方法上尽可能少地干扰和破坏自然环境、尽可能多地借助于自然自身能力，将设计融入自然过程中去，从而显著减少设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保持自然平衡^[2]。简单地说，生态设计是对自然过程的有效适应及结合，它需要对设计途径给环境带来的冲击进行全面的衡量，以求达到最小。麦克哈格的《结合自然的设计》，更是为使用土地的经营者和规划者提供一个土地的使用与生态系统之间“匹配”的操作方法。通过对经济、社会以及构成特定自然生态系统各个组分进行分析，判断各种发展事物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最终推荐出最合适的土地使用方案(图2)。

设计生态：走向人工自然的新范式

图2 麦克哈格的大峡谷规划

然而，上述这些生态设计理论似乎都不适用于当今的大都市。在当今的都市中，司空见惯的是错综复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筑以及人工化的河流与零星的公园。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土地马赛克（嵌合体）”，“纯粹自然”的环境已难觅踪迹，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更是无从说起。因此从方法论和操作的层面而言，只能“叠加自然因子”，而无法“叠加城市因子”的环境限制的适宜性分析和叠加图的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在面对当今全球城市环境议题时，已逐渐显露其局限性。
面对交错着自然、建筑和基础设施的混杂式土地镶嵌体，人们期待一种更现实的观点和方法来回应当前的挑战并启迪我们在设计上的实践。正如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所说：为应对日益抽象化的环境，人类需要发明一种有创造性的生态学来挑战缺乏创造力、同时带有科学偏见的传统生态学^[3]。詹姆斯•科纳所指的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生态学就是 “人工生态学”。因此，生态的介入必须从生态保护型的“生态设计”的所谓“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转变到生态创造型的“设计生态”，即 “设计创造自然”（Design by Creating Nature）。

4 设计生态：景观设计作为人工自然的新范式(Design Ecology: Landscape Design as New Paradigm of Artificial Nature)
“景观不是自然风景……它只是地球表面上人造的空间体系。不管其形状和大小怎样，它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自然空间，或自然环境的某个特征；它总是人造的，总是合成的，总是容易遭受突如其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化” 3) 。的确，作为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的载体、一种“人工自然”，景观能够将自然的和不自然的（人工的）联系成一个能行使功能的生态体系。并能在自然已经消解的城市中建立“人工生态学”与“城市形态学”的结合提供平台。当今的城市需要这样一种以“设计生态”的“人工自然”为基础的理论与实践工具，来重新组构大尺度的人为景观环境，并以此来缝合日益碎片化的城市肌理。
景观作为“人工自然”在城市设计领域中的最早案例是19世纪80年代奥姆斯特德设计的，被称为“蓝宝石项链”(Emerald Necklace)的波士顿后湾公园。19世纪中期为建设城区而填埋了后湾附近的泥河，导致了洪水的不断泛滥。奥姆斯特德最初的动机是想恢复潮汐沼泽地，以便控制洪水泛滥并改善水质。与当时流行的画境园林（Picturesque）不同，建成后的景观是由自然溪流、人工建造的河道和湿地、和作为城市循环体系的排洪通道共同组合而成，它既不是田园风光，也不是自然美景，更不像花园，而是一个利用自然体系原理，并把它应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中的一个工程与自然结合的产物。它向我们展示了由交通基础设施、雨洪工程、风景规划以及城市设计相互融合的景观生态控制体系（图 3）。

设计生态：走向人工自然的新范式

图 3 奥姆斯特德设计的波士顿后湾公园

奥姆斯特德是这样描述这种“人工自然”的生态体系的：“在人造都市的土地上它也许是一种新奇的东西，也许暂时会有认可的和合适性的问题……但它是由当地原有条件直接发展而来，与人口密集的社区的需要相一致。如果这样去考虑，在艺术的世界里它将是自然的，对于厌倦城市的人们来说，更欣赏纯朴的诗意情趣，而不是精致的公园” ^[4] 。
由荷兰西8设计事务所阿德里安·戈伊茨（Adriaan Geuze）设计的位于Zeeland 的防浪提项目，很好地诠释了生态过程中，“自然选择”及“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是当今运用景观设计作为生态介入的一次有益尝试。通过利用当地蚌类产业的废弃物（黑色和白色的贝壳），戈伊茨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来做为吸引深色和浅色的海鸟的觅食地的黑白相间的圩田景观。另外这个借助“人工自然”创造出来的圩田景观与周边大尺度的基础设施所组成的环境更加呼应：平行交替且重复出现的黑白相间贝壳带看起来不仅极富视觉冲击力，而且更像是周边基础设施的延续，从而将整个区域连成一个整体（图4）。

设计生态：走向人工自然的新范式

图4 西8事务所的东斯凯尔特防浪提项目

“组装的生态”(Assembled Ecology)是芝加哥林肯公园设计竞赛获胜方案，设计者以芝加哥典型的街区（Block）的尺度为蓝本，设计出了模块化的景观基础设施的组件，并以此构成城市边缘形态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基底。这种“组装的生态”模式确保了每个模块的自主性与完整性，只要未来这个组织体系的框架被维持和保留，人们就可以在各自的模块上安排各种活动和项目。因此，来自政治、文化、财政方面的不确定性对未来城市发展的压力将会被这个极具弹性的框架所缓解（图5、6）。不难看出，设计者试图通过这种由“人工自然”组成的可塑性的弹性体系来取代现代主义刚性的形式与结构，成为一种组织城市空间形态的更好途径^[5]。

设计生态：走向人工自然的新范式

设计生态：走向人工自然的新范式

图5、6 “组装的生态”- 芝加哥林肯公园设计竞赛获胜方案

6 结语（After Word）
21世纪城市设计的挑战在于寻找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形式。特别在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所特有的空间尺度巨大，而时间尺度急剧压缩的情形下，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显得刻不容缓。“自然已死，设计万岁”（Nature is Dead, Long Live Design）4)，面对自然已消解的城市状态， “设计生态”的“人工自然”新范式，是作为应对新形式的城市公共空间和一切非（不）自然的一种选择，隐含了我们对生态学的一种新的态度，是对“人地关系”重新进行审视和定义。同时，这种新范式还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进行“设计生态”的决策和方法。通过“城市形态学”与“人工生态学”的结合，寻求改变长久以来“城市”和“自然”对立和分离的状态，并由此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框架，来帮助我们看清当前全球性的城市蔓延和探索可持续的城市设计与发展策略等课题。
这种由人造的环境(Built Environment)、合成的自然(Synthetic Nature)、设计的或组装的生态(Designed or Assembled Ecology) 创造城市物质空间形态和结构的过程，就是景观设计作为一种“设计生态”的实践。与传统的“生态设计”不同，它是以景观作为城市结构性的载体，通过生态创造和修复等方式来积极地、正面的介入和干预人工环境的改变过程，其尺度超越了我们的视觉极限，其深度超越了地表的厚度，而其过程则是在整个“场域”上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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