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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江苏启东北部吕四文化系列讲座之三

2014-07-28 16:3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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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北部吕四文化系列讲座之三
文脉吕四
讲座之三，主要以明清为例，讲述明清两代吕四场的文化教育发展情况、本籍文士与寄寓人士之间唱和交游以及邑人著述等。
讲座之三，分为四个内容。
第一：弦歌百年-----从吕四文庙到鹤城书院
第二：草长莺飞-----姚园风雅与吕四美人石
第三：君子清韵---- 吕四逊志堂（进士府）与篑山楼
第四：四库增辉----《山堂肆考》与《海鸥集》
第一章节：弦歌百年----从吕四文庙到鹤城书院
所谓弦歌，就是礼乐教化和学习诵
读。古代传授《诗》学，均配以弦乐歌咏，故称弦歌。后世亦将儒学与书院的琅琅书声称为弦歌。
在古代，文庙是每个郡县最为辉煌的建筑，它是为“尊孔”而建，文庙一般修建在儒学里面，儒学则是地方官学，教学旨在传授儒家文化，祭祀则是弘扬儒家文化，由学尊庙，因庙表学，儒学与文庙是休戚与共互为一体的。
对于古代海门儒学与海门文庙的关系以及沿革规制，我曾撰写过相关文章《海门县学考述》，刊登于2014年第一期《江苏地方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以下。
吕四文庙，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一说雍正时期），由邑人刘椿龄创建。
刘氏创建吕四文庙，其原因有二。
其一，刘氏为了弘扬鹤城文风，激励鹤城士子登科入仕。
其二，当时古海门已经被裁撤并入通州（由县改为海门乡），海门文庙也已并入通州文庙，乡名犹存，乡学犹在，然文庙不可询之。故而刘氏在古海门的最后一块存土（吕四）修建文庙。
在讲述吕四文庙之前，有必要对吕四刘氏作浓墨讲解。
吕四刘氏，以漕运和盐运起家，在吕四置船从事海运和盐业，富甲通州，邑人以“刘百万”呼之。张謇先生所撰《刘君墓碣》载：“有清乾嘉之世，淮南北盐业之盛冠一国。而扬州所谓八大商者尤有名。南通吕四刘椿龄其一也”。
四刘氏，不但财力雄厚，而且以文学治行闻于当时，这也就是说，刘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逐铜臭的商人，而是儒商，属于绅商集于一体的家族。
清代文人李斗《扬州画舫录》称：“淮南藏书，以吕四刘氏为最。刘椿龄字华荫，刘宗鼎字贡九，皆名诸生”。
刘氏家族不但风雅绝伦，而且有悲天悯人和乐善好施的仁者风范，家族多次受到朝廷旌表，先后有11人得到朝廷封赠。张謇先生在《民国南通县图志》的“杂传”中高度赞誉了刘氏：“清二百数十年，吕四之旧族雄于资者，首推刘氏，数以财拯济乡人，吕四至今犹艳称之”。
吕四刘氏的义举，比比皆是。下面我就讲一个典型事例----焚券市义。
焚券市义，典出《战国策》。孟尝君的门客冯谖替他去薛地收债，对于无力偿还债务的民众，冯谖作了一个惊人举动，“焚无用虚债之券，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冯谖焚烧的只是区区债券，却让孟尝美名在薛地流传。
两千年后的清代乾隆年间，在吕四也上演了这一幕让人感怀的故事。
刘椿龄的祖父刘人凤，字舜仪，他非常热心于吕四的慈善公益事业，个人捐资修建吕四“仁寿桥”。乾隆16年，吕四场大饥，刘人凤派遣两个弟弟刘人麟、刘人骥前往江南太仓购米赈灾。
乾隆21年，吕四场又发生灾荒，刘人凤捐出数百石稻谷，与儿子刘志藩在吕四真武庙发放粮食。吕四场北发生火灾，二十余家房屋化为灰烬，妇孺露宿街头。刘人凤得知以后腾出府中全部空房让无家可归的人居住，翌日又紧急施工为灾民搭建房屋。
刘人凤临终之际，拉着两个儿子的手，让他们把乡民欠款的借据拿出来，然后当众焚毁，最后溘然长逝。义举传到通州，通州知州王敬亭大为感动，赐匾额“同善维风”，以表彰人凤之义举。
刘人凤的侄孙刘鹤龄，也颇有名望。刘鹤龄，字云皋，号阆书，为人谨约恭默，风度厚重。任工部屯田司员外郎，人称“刘屯君”。后改任户部浙江司郎中、湖北宜昌知府。《海曲拾遗》称他：“勤于政务，明折疑狱，有古循吏风。精书法，能文善画，政暇喜戏梅弄竹”。
刘鹤龄的妻子潘氏，以夫贵，被朝廷封为“恭人”（五品命妇封号）。潘恭人也非常仁德，吕四场濒临大海，饮水苦咸，尤其是夏天，饮水是一个大问题。潘恭人命人在吕四场内开挖了5口深井，供乡民饮用。寒冬腊月，她经常让家仆熬粥数锅，在夜深之时去街头巷尾查看有没有无家可归之人，若有，则施粥给他们，二不告诉他们是何人所施。
乾隆46年，海潮决堤，漂尸无数，潘恭人率领家人前往海堤为死者入殓，若有残活，则立即施救。乾隆51年和嘉庆3年，吕四两次大荒，到处是饥民，潘恭人命人在吕四设置凉亭多处作为救助点。潘恭人79岁卒于吕四，民众自发为其送行。
《两淮盐法志》取材严谨，很少为女性列传，而不吝笔墨为潘氏作传，潘氏仁义之举不言而明。
吕四文庙的始建者刘椿龄，就是刘鹤龄的从兄。
刘椿龄，与清代大儒扬州阮元相识。阮元所著《淮海英灵集》，收录淮扬通泰一带的名流文人艺文，通州部分就由刘椿龄搜集整理。
刘椿龄的小女儿名叫刘贞保，与通州徐氏联姻。刘椿龄的小女婿徐宗干，为晚清著名政治家。徐宗干（1796--1866），字伯桢，通州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历任曲阜知县、济宁知州、福建巡抚、闽浙总督，著有《斯未信斋文集》，病逝后被赐国谥“清惠”。他是南通州极少数拥有“国谥”的大吏之一。刘贞保“妻以夫贵”，道光三十年被诰封“淑人”，咸丰5年被诰赠“夫人”（正二品命妇） 徐宗干著述颇丰，除了《斯未信斋文集》以外，还有《虹玉堂日记》传世。在他的著述中，对于吕四岳父家所记很少，唯有一篇《古稳步记》颇为有趣。
《古稳步记》是徐宗干的一篇杂记。杂记讲述的内容是：徐宗干的岳父家赠送了一件稀世古玉给了徐宗干。这件古玉是他的岳父刘椿龄生前所佩。徐宗干在山东为官时候，衙署遭遇大火，所以物品化为灰烬，古玉完好无损。后来徐宗干调任泰安，古玉遗失以后又失而复得。最后作者感慨“此物不知历几劫矣”。
《古稳步记》
---徐宗干
 嘉庆壬申年补诸生，先大夫为议姻于吕四场刘仙培（椿龄）岳丈家，曾同往祝寿。逾年，岳父母相继殁，花团锦簇世界，一瞬而土崩瓦解矣。
先岳母在时，曾属老妪以先岳所遗生前佩戴之玉稳步一件贻余为纪念。大如酒盅，其形似钹钟，径围二寸，厚三分，上有方圆二小纽，而贯以索。温润如栗，丝丝血纹隐现，俗所谓牛毛纹也。归逢先大夫以示友人某。某曰：此稀世之珍。及恭人于归，仍付藏之。
越辛巳，余筮仙山左，补武城，恭人携子女来官舍。及壬午闰三月，不戒于火，衣裳器皿皆为烬。次日，偶往视之，有内役谢昆山者，以指掸灰，而稳步出。遗其一纽，其一已成炭，稳步尚未全泐也。拂拭出之，尚有光泽，而血纹皆成墨线矣。时时佩之，以志修省。后调任泰安，又遗失去，老妪于阶前水沟侧拾获还之。因珍藏箧中，仍付恭人，典守惟谨。
二十余年，由东而蜀、而闽。及乙巳奔丧归二年余，至丁未夏，始沐浴佩玉。恭人仍出授余为佩，摩挲玩弄，感慨系之。此物不知历几劫矣。火炎俱焚，亦一劫也。设非有昆山其人，安得此片玉哉。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刘椿龄病逝以后， 刘氏日渐衰微。到了刘椿龄的曾孙刘承恩手里，刘氏已经与一般市井百姓并无两样。刘承恩无奈由吕四迁往通州兴仁居住，以务农为业。
迁居兴仁以后，刘氏虽然没有了昔日的钟鸣鼎食，但是诗礼忠孝传家的传统没变。刘承恩的儿子刘旭初，勤于稼穑，努力持家，家境终于好转。刘旭初不但对待双亲孝顺，对于远在吕四的族亲也十分照顾，受到乡人赞誉，称其“刘孝子”。刘旭初病逝以后，张謇应其子刘叔璜所托，欣然撰写《刘君墓碣》。
刘旭初的“清名”，得到了通州士民的赞誉，张謇、范伯子、孙宝书、孙雄等名士纷纷撰文。现将我搜集的这几份文献影印件贴上，供有兴趣者参阅。
张謇撰书《刘君墓碣》

范伯子撰文《刘旭初之母寿序》。此文系范伯子为刘旭初之母陈孺人寿庆而作的寿序。
范伯子（1854--1905），通州人，清末桐城派文学家，与朱铭盘、张謇并称“通州三生”。

孙宝书撰文《刘旭初先生暨保恭人六十双寿序》。此文系刘旭初与妻子保氏六十寿庆时候，孙宝书所撰。
孙宝书（1856--1913），通州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官户部主事。积极协助张謇创办教育，担任通海五属中学（南通中学前身）第一任校长。

孙雄撰文《褒扬孝子南通刘公旭初家传》。
孙雄（1866-1935），常熟人，光绪二十年进士，任学部主事。民国著名藏书家，收藏古籍10万册，“眉韵楼”为其著述和藏书之地。
关于刘椿龄一族，啰啰嗦嗦讲了很多，主要是为吕四文庙这一内容作铺垫。下面开始归入正题，讲一下吕四文庙的规制与布局。
关于吕四文庙的规制与布局，民国时期邑人吴松涛先生的描述较为详细。下面这段即为吴氏所述。
“文昌宫，在南门城头之西，大门设棂星门，左右有门直入，有潘宫，桥下潘水池。大成殿明伦堂悬贡举之匾额：嘉惠士林、国朝旷典、重游潘水。至圣先师神主，四子十哲七十二贤之题额。”
吴氏的这段文字，文理欠通，粗读让人不知所云。不过仔细阅读和辨识，大概内容还是能知道。
吴氏文中的“潘宫”和“潘水桥”，应该是“泮宫”和“泮桥”之笔误。从吴氏文中，可知吕四文庙的规制与分布。
野鹤就尝试以吴氏所言作一解说：
“文昌宫，在南门城头之西”，这一句指的是吕四文庙位于鹤城南门之西。
“大门设棂星门，左右有门直入”，指的是吕四文庙大门为棂星门。棂星，又名文曲星，主天下之文章，是孔庙的第一道门，按规制应该是牌楼式。左右有门直入说明吕四文庙棂星门是一座牌楼建筑，正门禁闭，两侧通行，这和规制中“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是吻合的。
 “有潘宫，桥下潘水池。”，指的是吕四文庙内有泮宫和泮桥，这和规制也是吻合的。泮宫是指古代学宫，读书人入学的地方。泮桥则是学宫前面的泮池上的桥。古时称入学为“入泮”，泮池蓄水，暗含希望，寓意学子传圣人之智，跳跃龙门。
“大成殿明伦堂悬贡举之匾额”，指的是吕四文庙有大成殿和明伦堂。明伦堂还悬挂着：嘉惠士林、国朝旷典、重游潘水等匾额。这和封建规制也是吻合的。
 大成殿是文庙的主建筑，“大成”出自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一语，誉孔子是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明伦堂则是读书讲学之地，典出“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关于吕四文庙内悬挂的“重游泮水”匾额的来历，我会在下面阐述。
吕四文庙内悬挂的“重游泮水”匾额，究竟是为何人所立，匾额内容又是什么含义呢？ 这块匾额的主人是清代嘉庆年间吕四秀才丁伟。 重游泮水，是科举时代的一项恩典。根据明清典制，读书人考取秀才后要参加入学典礼，称为“游泮”，也叫“入庠”。如果该秀才在六十年以后依然活着，可以受邀再次与新秀才一起参加“游泮”典礼，这就叫“重游泮水”。 与“重游泮水”类似的，举人中举60年以后应邀参加新科举人宴会称为重宴鹿鸣，进士在60年后再次参加新科进士宴会称为重宴琼林。 整个清代，吕四场获得“重游泮水”殊荣的只有丁伟一人。重游泮水的时间跨度为60年，虽然秀才的数量是惊人的，但是要想获得重游是非常困难的。这要求考取秀才要早，去世要晚，古人的寿命都不长，因此难度颇大。 假定一个人考取秀才是在20岁，要想获得重游殊荣，必须是80岁。吕四秀才丁伟就在八旬高龄时获得了重游泮水资格。 丁伟，字渔山。通州吕四人，道光18年贡生，官浙江清河训导，以八旬高龄参加了“重游泮水”典礼，92岁病逝。吕四文庙大成殿为他悬挂“重游泮水”和“士林人瑞”两块匾额。

 丁伟这个人，事迹不清，功名也不高，仅仅是一个岁贡生，不过他的学生却比较厉害，就是光绪庚寅进士李磐硕。
李磐硕的会试朱卷（试卷），履历部分的“授业师”一栏中，丁伟的名字赫然立于其中，“丁渔山太老夫子（讳伟，岁贡生）。见下图。

吕四文庙的东南处，还有一座巍峨建筑，名叫文星阁。吕人则尊称“魁星楼”。
魁星楼，楼高两层（一说三层），六角形，异常壮观。楼内供奉魁星。魁星是二十八星宿中的“奎宿”，手执墨笔，脚踏金鳌，主宰着世间万千士子命运。


吕四魁星楼旁，就是那棵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郁郁葱葱的古银杏树，至今犹存。树冠如云下的魁星楼，风景异常美丽。
清代吕四秀才张绅就留下来一首《登文星阁纳凉》。诗曰：
“重楼高耸入云中，偶尔凭栏对晚风。到此清凉无点暑，恍疑身在广寒宫”。
清代状元胡长龄登临吕四魁星阁，遥望北天，波涛万顷，举目西眺，云蒸霞蔚。留下来诗篇《雨后登文星阁》。诗曰：
“危楼悬树梢，吟眺几人间。野水高于岸，溪云峭比山。僧归残雨外，鸟语夕阳间。我欲从渔父，依依未忍还”。

光绪十五年，吕四魁星楼遭遇了灭顶之灾，被雷火击中而焚毁，此后直到民国十年才重修。
那一次被雷火击中而引发的火灾非常大，据张謇撰写的《吕四文星阁铭》记载：“毁之日一切熞罊，犹顶与四柱并墙存耳”。也就是说这场雷火把魁星楼烧的只剩下楼顶和四柱了。
楼是残楼，却壮观不改，巍然不倒。海宁文人许幼平宦游吕四，将魁星楼喻作“浙之雷峰塔”。
光绪二十年，黄白河在《鹤署闲谭》中赞誉吕四魁星楼为“残楼夕照”，称其“煨烬之余，峨立不倚，斜阳夕照，倒影留辉”。
民国十年，张謇率领吕四士绅张容、李伯荪等人重修了吕四魁星楼。（注：张容为道光年间魁星楼的重修者张毂原的侄子，李伯荪为李磐硕之子）。
民国十五年，应吕人之请，张謇为之撰写《吕四文星阁铭》。
抗战时期，吕四文庙被作为日伪据点，魁星楼也成为革命志士被杀的刑场之一。弦歌已无，仅有阴风霍霍。苏中四分区税务管理局一分局局长夏宇宝（1918-1941）就被敌伪活埋在魁星楼西侧。
1947年，国民党军和吕四还乡团以及渔民自卫队反攻吕四，魁星楼和文庙被占据并架设岗哨。1948年，敌军逃离之前，将文庙与魁星楼拆除殆尽。
1948年，吕四解放前夕，魁星楼与文庙被还乡团拆除殆尽。
《吕四文星阁铭》
----张謇
吕四孔子庙之东南隅，有文星阁焉。清雍正时创于刘珩，道光时修于张毂原，同治时修于彭宝荣。三人者皆吕人也。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七日毁于雷火。民国十年五月，张謇率吕之人士复修之，至是三修矣。
往者故老为言，毁之日一切熞罊，犹顶与四柱并墙存耳。久之又久，历三十五年而复成于謇。址基墙宇阶戺棂楯窗牖户，罔复缮，罔复新。毁之前未尝至吕，不知如昔观如何。今固秩秩枚枚，跂跂翼翼，璀璀哙哙。据青皋，绝市尘，出平林，瞰澜沦，足以快吕人之登陟而延眺也。又五年，吕人属记，既记而为之铭。
第二章节----“鹤城书院与养真精舍”
开始讲“鹤城书院与养真精舍”。在讲述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张图片。
图片中的物品是一件青石匾额，为清代吕四鹤城书院的门额，也就是悬挂于正门的匾额，现收藏于南通市教育博物馆。
 匾额中的“鹤城书院”四个大字，系清代吕四乡贤张朴庄撰写。下面我对张朴庄作简短介绍。
 张朴庄，又名张宏熙，他是清代吕四场的一名附生（秀才），他的儿子就是《慕仙楼志》的作者张宗绪。道光29年，张宗绪考取拔贡，任内阁中书。按照清制，张宗绪请封三代，张朴庄被封赠为“文林郎、内阁中书加一级”。

下图为《张氏宗谱》中的张朴庄画像。
鹤城书院，于光绪初年开办，创办者是李磐硕的父亲李芸晖。创办地点是吕四城隍庙内。
鹤城书院，有厅堂三间，四周假山花卉，鸟语花香，士子诵读声与城隍庙的梵音相伴。由于书院创办者李芸晖先生自称“养真子”，而精舍又是书院雅称，故而鹤城书院又名“养真精舍”。
书院厅堂还挂有匾额“丈室”，由张謇手书，并有小字《鹤城书院丈室跋》，亦由张謇撰写。
《鹤城书院丈室跋》
----张謇

光绪初，草堂李先生设鹤城书院。依僧舍为之，讲艺之室，席间函丈，晚乃栖止。旁究内典，亦有似于释氏之居。兼通两家，以名一室。于雅记有徵焉。方丈之山，海上可望，抑亦可仰见先生之风。
这篇跋文短小精悍，虽不足百字，却将鹤城书院的创办情况与教学之道作了精辟介绍，跋文也流露出张謇本人对李芸晖的崇敬之情。
关于鹤城书院的创办背景和教学情况，张謇先生在《清故中宪大夫李公墓志铭》中讲的很清楚，“旧时滨海学子，墨守制艺，讲论无所，学风湮晦。公创鹤城书院，手定程课，稽经取史，虽至备鹜，亦躬自启诲，不倦于数。由是以来，士寐有学矣”。
这就说明，李芸晖不仅是书院创办者，还是教学者，书院课程和教学材料都是自己亲力亲为、亲自安排和精挑细选的。
据史载，除了李芸晖自己亲自讲课以外，致仕返乡的吕四官吏丁渔山、张宗绪也曾应邀在鹤城书院讲学。除此之外，博学的吕四盐官李匡济、陆燮也定期来鹤城书院视学和讲课。是时，四方贤隽负籍受业门下，趾踵相接，书声缭绕，弦歌齐鸣。
光绪二十六年，李芸晖病故。其长子李磐硕丁忧返乡。在吕四丁忧的三年中，李磐硕继承其父遗志，继续主持鹤城书院。
光绪三十二年，清廷颁布诏书，停止科举考试，下令府州县于城乡各地设立蒙小学堂，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鹤城书院的停办时间，史料无载，应该来说也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前后。
鹤城书院创办之前，吕四确实还存在过另一所书院-----东瀛书院。余东场四甲镇的书院是----东渐书院。通东地区的东渐书院，非常有名。东渐书院所在地----通源镇（今四甲镇），先后隶属于余西、余东两场。
东渐书院是由清代著名政治家李鸿章倡导兴办的。同治年间，余东灶民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举行了暴动，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调兵遣将，镇压了灶民暴动，屠杀了2000多名通东灶民，后来为了安抚灶民，遂在通源镇创办了东渐书院。
东渐书院是通东唯一的官办书院，当时的资金投入颇为丰厚。李鸿章捐钱400千，通州知州粱悦馨捐钱800千，余东典商捐钱600千，灶民富户彭维聪、彭宝荣捐钱1600千。创办以后，又拨发余东场每年荡田租钱148千、吕四等四盐场盐商每引捐钱340千作为东渐书院日常开支。
光绪年间，通州著名文学家、大诗人范伯子曾主持东渐书院，担任东渐书院院长。据说吕四进士李磐硕也曾在东渐书院讲过学。
东瀛书院与东渐书院一字之差，不过东瀛书院却在吕四场。
关于吕四东瀛书院，其准确位置已经无从得知。据史载，吕四东瀛书院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由吕四场大使魏大升创建。后来又由吕四场大使杨如本和江沆多次修缮。尤其是杨如本，对吕四东瀛书院颇有贡献。
杨如本，贵州人，举人出身，乾隆二十三年担任吕四场大使，当时距离魏大升离任已经10多年了，东瀛书院破败不堪，杨如本捐出自己的俸禄对东瀛书院进行维修，并聘请名师教学，杨如本对于吕四的文教是有建树的，《吕四场志》称“本场文学自如本始”也是恰如其分的。
“东渐”二字，取自《尚书》“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暨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其意思是：”东方到大海，西方到沙漠，还有南方、北方，都听从朝庭法令；皇上的声威恩德，传遍整个天下“。
这个名字的立意，与李鸿章当时的立场是吻合的。
第三章节----“吕四姚园和美人石”

姚园是清代吕四的一座颇具盛名的私家园林，始建于清代道光时期，园林始创者为吕四文士姚金鳌。 吕四“将就园”。园主为姚金鳌，故又被称为“姚园”。
姚金鳌，字遇六，号戴山，嘉庆元年秀才。姚金鳌修筑“将就园”的目的，主要是给子孙营造一个读书地方。
姚金鳌去世以后，将就园由其儿子姚学宽掌管。姚学宽，字敬存，道光八年秀才。经过姚氏两代的营建，将就园初具规模，不仅仅是一座姚氏子弟读书习文的场所，更是通东文士集会吟诗交游的场所。
彼时，将就园内，布局如画，曲池假山、楼阁复廊，处处溪流环绕，极尽园林之美，园中最令人瞩目者是一尊“美人石”。
吕四“将就园”，环境清幽，园主姚氏性雅善文，尤其喜欢结交文士，通州很多士人逗留于将就园，留下来瑰丽诗篇。尤以汤徽典和刘长华为最。
汤徽典，字哲猷，号穆门，通州平潮人。工于书法，善治印，著有《亦鹭余事》。道光初，汤徽典应姚金鳌之邀，在将就园作客，留下来诗篇《过姚戴山将就园》。
耳熟名园久系胸，仙居端合住仙翁。方塘倒影楼台侵，老树隔溪烟雨濛。春景到秋还绣错，玉人有石亦玲珑。爪痕惭愧霜天印，旧雨犹萦记忆中。
首句的“耳熟名园”，可见汤氏在来吕四之前，就已经听闻将就园了，这也说明将就园的声誉要早于汤氏作诗之时。他与园主姚金鳌以“旧雨”相称，可见也是故人。
 姚金鳌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接管了将就园。姚学宽也是一位风雅之人，他邀请了通州名儒刘长华先生来将就园“坐馆”，负责教授自己两个儿子姚荣椿和姚荣植的功课。
刘长华，字正芳，清代通州著名学人，著述等身，有《崇川书香录》、《贻馨堂集》、《汉晋迄明谥汇考》存世。
刘长华在吕四将就园坐馆期间，姚学宽的表兄潘贤书也经常来将就园，刘长华与潘贤书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友谊。
潘贤书，号梦坡，其父为吕四名士潘樵门（贡生，官安徽临淮训导）。潘贤书工于书法，尤其精于篆刻，著有《快雪轩诗草》。刘长华结束坐馆离开吕四的时候，潘贤书临摹了王羲之的《兰亭圣教序》赠送给刘长华。多年后，刘长华在《崇川书香录》中追忆了自己在吕四将就园的馆课生涯，对潘贤书表达了思念之情“忆丙申秋，余馆于姚君学宽将就园中，先生以中表戚不时过从。。。。。。所临右军兰亭圣教序赠余。。。睹物思人，终期永欢”。
 将就园内，景观繁多，有丽藻堂、双梧楼、鹤印轩、心远阁等。
刘长华在吕四将就园居住期间，对于起居环境多有吟诵，尤其是两组描写将就园的长诗，成为我们了解将就园真实景象的珍贵史料。这两组长诗为《姚氏将就园四景》和《将就园杂咏》。限于篇幅，长诗内容不再叙述。
 咸丰八年，浙江杭州人高颂禾来吕四担任盐场大使。这位盐官是江南文人，雅好吟咏，与吕四当地文士诗酒交欢，极一时之盛。而将就园则是咸丰年间高颂禾主政吕四期间与地方文人集会的主要场所。
当时，吕四文人张宗绪（李磐硕的老师）就是高颂禾主持的文人集会的常客，张宗绪的文集《小瑯嬛诗存》中，就有很多诗作是描写在将就园结社吟诵的场景。诸如《姚园折枝芍药》、《同人将就园看牡丹》、《将就园探梅》等。
下图为南通图书馆古籍部所藏《小瑯嬛诗存》（民国铅印本）

光绪三十一年，张謇先生创办了通州博物馆（今南通博物苑）。为了扩充博物馆的馆藏，光绪三十四年，张謇先生撰写了《通州博物馆敬征通属先辈诗文集书画及所藏金石古器启》。
宣统二年，吕四士绅李翰青将自己收藏的一尊“美人石”捐献给了通州博物馆。这尊美人石，正是将就园的旧物，至今仍被南通博物苑收藏着。美人石上镌刻着“吕四姚园美人石，清宣统二年李君翰青所赠”。
李君翰青是何许人也？姚园的美人石怎么会流落到他的手中？我来简单说一下。
这个李翰青，又叫李宗，光绪二十一年秀才，他就是进士李磐硕的胞弟。李氏和姚园乃是世交，又有姻亲关系。李翰青的姐夫姚荣棣，正是姚园第二任园主姚学宽的侄子。姚氏衰竭以后，亭台楼阁废为尘土，李氏乃书香望族，姚园的部分雅物就由李氏收藏。李翰青所捐的这尊名石，正是李氏收藏的姚园雅物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李磐硕去世以后，李氏后来也慢慢衰败了。假使李翰青当日没有捐献这尊美人石，我估计这尊名石留在吕四的结局也是灰飞烟灭，后人也就难以一见其面目。翰青公当日之举动，是吕四美人石之幸矣。
第四章节----“逊志堂（进士府）与篑山楼”
逊志堂是清末吕四进士李磐硕的府邸。篑山楼则是吕四南门的一座楼阁，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让我们先从逊志堂说起。
李磐硕是近代吕四乡贤群体的领军人物，他同时也是南通州近代教育和实业的重要人物之一。李磐硕的人格与学识来自于薪火相传的家学，研究李磐硕，首先要搞清楚他的家族在通东繁衍生息的史脉。
李磐硕家族，祖籍江苏高邮，明代弘治年间由高邮迁往通州海门县吕四场。这个家族以耕读传家，是一个文化型的士族。明清两代，从这个家族走出了2名进士，2名举人，10名贡生，获得秀才以上功名的多达54名。有两人因品德才学兼修而被朝廷征召到礼部供职。这在海角东疆之地的通州，是不多见的书香世家。

 吕四李氏的家风，并不仅仅局限于研读诸子、吟诵辞章、著述等身等表面形式。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在于培养文人的士气和风骨，就是孟子所说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精神。士气决定了文人的操守。吕四李氏历代先贤的操守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李磐硕的六世伯祖李存性，面对强敌临危不惧，给自己的生命划上完美的句号。

 李存性，字伯真，他是李磐硕的六世祖李存敬的胞弟。崇祯元年，李存性考取贡生，后来官任四川通江县令。
崇祯十七年，张献忠攻蜀，通江县被围困数日。面对张献忠的修书诱降，李存性严词拒绝。两日后，通江城被攻破。李存性与儿子李呈琬、李呈番力战而亡。李存性之妻吴氏穿上华服，怒斥贼军：“夫与子既死忠，吾为朝廷命妇，岂有偷生而不死节乎？”，遂投井而亡。同时殉难的还有家丁奴婢共计39人，可谓满门忠烈。李存性后来被入通州忠烈祠，接受历代通州官民春秋两祭。
通州忠烈祠是通州文庙的一部分。通州文庙位于今南通市人民中路，大部分不存，仅留下大成殿。
通州忠烈祠，又叫“通州忠义孝悌祠”，位于通州文庙明伦堂西南，始建于清代雍正四年，祭祀通州以及属县古海门、如皋、泰兴忠义孝悌之士。其中通州157人，古海门27人，如皋101人，泰兴32人。
通州忠义孝悌祠，岁以丁祭，也就是说一年春秋两祭，每年阴历二月与八月的第一个丁日祭祀。祭祀等级为“中祀”，国家遣官致祭，行“少牢”礼，祭品为“羊、豕（猪）”。
李磐硕的曾伯祖父李如林，字望峰，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善诗文，工书法，文体超逸，有《望峰诗钞》和《鸣远堂文集》。历任广西桂平知县、滨州知州、华亭教谕。李如林在桂平任职，政绩突出，深受当地民众爱戴。志书记载他离任时候，百姓“攀辕泣送”。

 下图为李如林存世的行书七言联。联面为“与物无争心似水，逢时自意气如春”。


李存性的儿媳妇吴氏的事迹也令人动容。
通江城被围困的时候，李存性的妻子吴氏、长子李呈琬、次子李呈番、次媳妇江氏都在通江，唯独长子李呈琬之妻吴氏在故乡。通江失陷以后，李存性满门三十九口全部殉难。
李存性的大儿媳妇吴氏出自通东名门。吴氏之父吴鼎初为崇祯12年贡生、天长县训导。吴氏之兄吴辰浩为崇祯8年贡生、开封知府。吴氏自幼秉承家学，温婉贤淑，且明大义。她得知丈夫与公公、婆婆、小叔子、妯娌、小姑皆殉难于通江，常以自己未能赴难为恨。后来，吴氏命令画工临摹了一张通江县衙署图，经常展阅哭泣，久而久之，画面上血泪痕痕，观者为之叹息，称之“湘妃泪图”。
吴氏在故里守节52年而终，州官感念李氏一门忠烈和吴氏之志坚如磐石，上表请求旌表为节妇，事迹载入《通州志》。
李磐硕家族秉承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当处于奋发有为之时，积极入仕，为求实现鲲鹏之志，甚至舍身成仁。李磐硕的五世祖李邦宪、六世伯祖李存性、七世伯祖李呈琬等就是鲜活的例子。
一旦兼济天下的理想无法实现，除了舍身成仁以外，李氏家族更多的则是退隐故里，清流自守，以此保全自己人格完整。这种处世原则在李璞圃、李芸晖、李磐硕祖孙三代身上得到了践行。把吕四李氏确定为“逊志堂”，不是凭空臆想的，而是有史料依据的。 依据之一：《张謇日记》 根据《张謇日记》记载：光绪二十九年，为磐硕题”逊志堂“榜。所谓“题榜”，就是在匾额题字。这就说明进士府的门额为”逊志堂“，而且是由张謇在光绪二十九年题写。
依据之二：《张謇存稿》收录的一份字据。 《张謇存稿》收录了一份1912年的土地出卖字据。见下图。这份字据的内容是：吕四富户彭小墀将20万步荡地卖给了张謇与李磐硕家。字据中有“李逊志堂”和“张尊素堂”字样。字据署名者之一的“李景升”就是李磐硕之子。


 李磐硕的祖父李璞圃，字锡邦，出身秀才。张謇在《清故中宪大夫李公墓志铭》中称李璞圃“澡厉节行而外砻圭角，里党推风传为长者”。
所谓圭角，就是圭玉的棱角，喻作锋芒。外砻圭角则说明了李璞圃是一位非常低调的人。李璞圃不但内敛低调，而且颇有才学。他科举受困后，遂放弃举子业，在乡里开设蒙馆，以乡村塾师为业。李璞圃虽是一名塾师，却笔耕不辍，著有《璞圃诗稿》和《读史节要》。《读史节要 》一书虽然未能传世，不过从篇名看，璞圃先生还是涉猎颇广。
李璞圃先生，有三子两女。长子就是李磐硕的父亲李芸晖，另外两个儿子是李元晖和李联晖。璞圃先生耳提面命，三个儿子都不满弱冠就已经是闻名于乡里的秀才了。
李磐硕家族与我族乃是通家之好。李璞圃的女婿，也就是李磐硕的姑父，正是我族十五世祖燕台公。璞圃公的长女与我族燕台公成婚不久，燕台公就英年早逝。李氏无子，燕台公的胞兄省三公将自己的长子过继给李氏为子。李氏含辛茹苦，侍奉翁姑，将继子抚养成人。后来其子感念李氏之德，上表州府请求旌表继母。
我族宗谱第十卷“节孝传”就记录了李氏的女德。详见下图。图一为“燕台公像图”，图二为“李氏孺人传”。



关于李磐硕的父亲李芸晖（李璞圃长子）
李芸晖（1827---1900），字伯香，号草堂，人称“草堂先生”。
吕四李氏家族是一个以文学治行闻名于通州的书香门第，虽然历代都有族人为官，所担任的也只是一些低微的学官（教谕训导），因此并非常人所说的“钟鼎豪门、官宦世家”。到了李芸晖的父亲李璞圃手里，李氏家族已经非常窘迫了，仅仅是“有书可读”，常常是“无米下锅”。
李芸晖的幼年，非常贫困了。贫困到什么地步？“徙居破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刻苦攻读诗文。由于刻苦攻读，李芸晖很早就考上秀才，后来又“为童子师”，也就是教授乡间蒙童以作谋生，这一切窘状并未使得李芸晖心灰意冷，《李公墓志铭》载：“家贫授徒，裁给事畜。顾虽甚穷约，不举责浼。曰：吾砺吾耻尔”。

 《论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在回也。
李芸晖以春秋先贤为榜样，身居破庙，心有壮志，”吾砺吾耻尔”，将逆境当做磨砺，并且后来言传身教于子女。这一段历练，也使得李芸晖接触了底层民众和了解了民间疾苦，为他后来“赈灾救民，开挖河道”埋下了伏笔。
同治十二年，李芸晖考取拔贡。拔贡是五贡之首，每隔十二年才举行一次，每个州县仅有一个名额，因此拔贡考试难度极高，其政治地位不亚于乡试解元。
李芸晖考取拔贡以后，保送入京。他性格耿直，不为五斗米曲腰。目睹了在京官员为了仕途曲意奉承和四处奔波的丑态，他实在无法忍受，“吾不堪此也”，为了清流自守，他毅然辞官返回故里。
李芸晖隐居吕四后，著书立说，创办书院，启蒙乡民。光绪乙亥年，沿海灾荒，他“倡施豆麦，活饿人逾千”。
光绪年间，水患频频，他不但倡议开挖蒿枝港（今吕复），并且亲自与民众一起深入一线施工，“躬与乡人乘桴顺流，委曲饥疲，量测高下，辟水道四千四百丈有奇”。
李芸晖的学识修养和义行，赢得了通州士民的敬重，把他与通州州城范如松、海门张彭年并称“通州三隐君子”。张謇所撰《民国南通县图志》称：“吾通近五十年，有隐君子三。其在治城者曰范荫堂先生如松，在海门者曰张润之先生彭年，在吕四场者曰李草堂先生芸晖。此三君子所居，士夫服其德，子弟率其教，众庶重其言。”。
这里的“在治城者曰范荫堂先生如松”，是晚期南通大诗人范伯子父亲范如松（通州州城人）。“在海门者曰张润之先生彭年”，是张謇父亲张彭年（寄寓海门的通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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