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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国和国

2019-01-04 10:16阅读:
纪国和㠱国
作者:李 沣、任怀国
纪国和㠱国都是姜姓国,都在今山东地,但这两个古国,是一国还是两国,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都无十分确切的记载,因此史家的分析判断多有分岐,其认知,似乎至今还没有完全统一。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一些梳理和探讨。
一、关于纪国
《左传隐公元年》八月,“纪人伐夷”;二年九月,“伯姬归于纪”;《左传桓公六年》冬,“纪侯来朝”;《左传桓公八年》冬,“遂逆王后于纪”;《春秋经桓公十八年》冬十月,”齐师迁纪郱、纪鄑、纪郚。”
《左传》上述记载表明,春秋时的纪国曾伐夷,夷在城阳壮武县,今即墨地。伯姬是鲁国鲁惠公女,“伯姬归于纪”说明纪国与鲁国有婚姻关系。“逆王后于纪”说明纪国女为周桓王的王后,周王室与纪国通婚。“齐师迁纪郱、纪鄑、纪郚”,表明纪郱、纪鄑、纪郚都是纪邑,这三个纪邑分别在今临朐、昌邑、安丘,表明纪国版图很大,但后来都被齐国占领。
纪国之“纪”字,出于战国时,西周和春秋时有“己”无“纪”,因此文献中的纪国,实为己国。
纪国和国

青铜器有《貉子卣》、《貉子簋》,郭沫若说:“貉子即《己姜簋》之己侯貉子”,又说:“殆宗周初叶康、昭时器。”是说这些己侯貉子器均为周初康王、昭王时器。陈梦家也同意此说。

纪国和国
青铜器《己侯钟》,出自寿光纪台古纪国地。证明古纪国在今寿光地。陈梦家先生曰:“此己侯当是谮齐哀公于周的纪侯”,如此,该纪侯生活在周懿、夷王时代。
这些铜器与文献互证,可知今寿光地的纪国历史,从西周初期一直延续到春秋。而且纪侯与鲁国,与周王室都有婚姻关系。
1983年,贾效孔先生在今寿光益都侯城,发掘出殷商铜器64件,其中青铜鼎五件、爵五件、觚三件、卣两件、尊两件,这十七件铜器上均有“己竝”铭文。另外在一件刀和两件锛上,均有铭文“己”字。这说明在殷商时期,古纪国就存在,就在今寿光地。殷商时期,“竝”就是纪国的一个邑,亦即后来的“纪郱
除此之外,殷商甲骨刻辞里也有己(纪)国族的事迹。如武丁时期的卜辞有:
丙寅,二,自己入。(《合集》21857,第一期附)
甲午卜,贞:己中酒正,在十月二。(《合集》41322
③王占曰:其亦卣雨。隹己。□。(《合集》14468
④辛其雨,吉己。(王本兴《甲骨文拓片精选》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疾隹己。(《合集》02505)》14357
⑥己亥卜,己贞,子商妾娩,不其嘉。(《合集》14036
……己侯……死。(《合集》40621
⑨御于己,正。(《合集》15139
“自己入”的“己”,是国名,是己国向商王进贡;“己中酒正”,丁山先生说:“酒正者,酒人之长也”;“隹己”、“吉己”、“御于己”中的“己,指己国、己地。卜辞中有“王占曰”,说明商王亲自占卜其雨对己国的利敝。卜辞表明“己”也是人名,而且位贞人。卜辞很明确,己侯名,死了。总之,这些卜辞说明,在武丁时期,己国族与商王关系就很密切,或向商王进贡,或在商朝任职(是商朝的贞人或酒正),而且商王还亲自占卜过问己国之事。这些卜辞与寿光益都侯城的殷商己、己竝器可互相印证,武丁时位于山东寿光的古己国就已存在,并且与商王有很紧密的关系。
二、关于㠱国
史上最早提及“㠱国”的是东汉经史学家卫宏。卫宏说:“㠱,古国名。与杞同。”宋时的《集韵》、《类篇》及薛尚功也沿用此说。
卫宏,东汉山东郯城人,先从师谢曼卿学《毛诗》,后随杜林学《古文尚书》。由于卫宏对殷周彝器铭文似乎缺乏关注,他提及的国名“㠱”,看来出自文献。但来自何文献,史无载。总之,从卫宏开始一直到清朝,如(清)许瀚、陈介祺等经史学家,都只知道也都认为“㠱”是个古国,与“杞”同。
㠱、杞一国说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324月,董作宾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其中说到:“如杞侯在武丁时作杞,到帝辛时便作㠱,杞、㠱,古今字。”也就是说㠱国即杞国,㠱、杞一为国,与卫宏说同。
但到了(清)方濬益《缀遗斋彝器考释》中,对此问题的考释发生了变化。方氏认为:杞为夏后姒姓国,㠱为姜姓国,两者不是一国,并对铜器《王妇匜》考释中说:“王妇㠱孟姜”中的“㠱”,即经传之‘纪’。”他把“㠱”和“杞”分开,而把“㠱”的“纪”连在一起,视为一国。《 缀遗斋彝器考释》一书,方氏写了很久,但一直到死也没有出版。方氏死后五年,也就是1935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石印本。
可能受《缀遗斋彝器考释》一书的启发,董作宾先生在1936年写的《五等爵在殷商》一文中,对铜器中的“㠱”的说法发生了变化,认为㠱侯之“㠱”,即经传中的纪国之“纪”。同样,杨树达先生在1949年八月写的《王妇匜跋》中详细引用了方益的论证后也说:“此㠱即经传之纪,方氏之说当矣。”郭沫若在考证《㠱公壶》时也曰:“㠱亦是纪,同一纪国而作㠱若己者,亦犹句吴之作工㪭若攻吴。”
与情况相似、观点相同的还有曾毅公、陈梦家等。台湾学者高鸿晋的观点也与此同,他说:“己于商周两代,己加其为声符,用‘㠱’,意与己不殊,亦用为纪国之纪。”因此,在上个世纪初,古文字和经史学家,普遍认为甲、金文中的㠱国,亦即经传中的纪国。
19514月,山东黄县归城出土了8件东周“㠱器”,王献唐先生据此于1958年写成了《黄县㠱器》一文,申述了如下观点:
纪国历史,在经传史籍上从西周懿王开始,它的铜器也是从西周前期出现,当为商代旧国,周代重封。但是这一国名,经传史籍都作“纪”,金文作“己”,从来没有把“纪”写作“”的证据,更没有把“己”写作“”的证据。
㠱、纪两国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山东学者根据对文献的新理解和考古资料新发现,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对王献唐先生两国论的一些观点和立论依据进行了质疑或批判。
1984年,山东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恩田先生写了《纪、㠱、莱为一国说》,文中对王献唐先生㠱器“大体都是春秋期物……,没有一件为西周中期或初叶时器。”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传世《㠱仲作朋生壶》“从壶的形制、纹饰、铭文看,壶的年代应属于昭王时期,不会晚于穆王。可见㠱器中没有一件周早、中期时器的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与此相类的问题还有对黄县㠱器的断代问题,王献唐先生曰:“㠱国铜器情况,便不是这样,它有几件春秋时器,主要为黄县这一批。就盘、匜铭文书体看,已不是春秋前期,更谈不到最初的鲁隐公和桓公。既然在隐、桓以后,到第三代的庄公四年,纪便灭亡。如说㠱就是纪,难道灭亡以后,还能更改国号书体为“㠱”,再铸铜器吗?”意思是说,黄县这批铜器,是春秋晚期器,而春秋晚期,也就是到了鲁庄公时,即公元前690年纪国就灭亡了,纪国灭亡了他怎么能再铸这些铜器?
对黄县八器,王先生认为分四次铸造,“但我认为这只是春秋时器,与西周无涉。”但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一书中,把黄县㠱白组器定为周宣王时器。周宣王在位46年,取中的话是23年,即公元前805年。从公元前805年到公元前690年齐灭纪,中间有115年。因此王献唐先生关于黄县八器“与西周无涉”的论断不确,由此,“纪国灭亡了他怎么能再铸这些铜器?”的结论也不能成立。
对㠱、纪一国论还是两国论争论影响比较大的,是1969年烟台上夼村出土的两件铜器,即《㠱侯鼎》和《己华父鼎》。《㠱侯鼎》铭文为:“㠱侯易(赐)弟叟司戜弟叟作宝鼎。”《己华父鼎》铭文为:“己华父乍宝鼎子子孙孙永用”。对此,李步青、王锡平先生说:“㠱、己同出一墓,当为一家,即墓葬主名叟,号华父。因之,知㠱与己通用,同为一国之称,亦即文献记载之纪国。”
1983年李学勤先生在《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一文中也说:上夼村出土《己华父鼎》和《㠱侯鼎》,“‘己’、‘ 㠱’互见,证明‘㠱’在周金文里是纪的又一写法,而不是另一姜姓国。”高广仁、邵望平两先生在《(海岱)山东古代文明》一书中,也重申了这一说法,即:“而‘己’、‘ 㠱’并用、通用。上夼的这一发现有助于解决考古、史学界一个疑难问题,即卜辞、金文中的‘己’、‘ 㠱’和文献中的纪国是一国还是两国的问题。……烟台上夼的发现,才为重新肯定己、㠱一国之说提供了新证”
王献唐先生的己(纪)、㠱两国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于考古资料的新发现,似乎已被多数先秦史研究者否定,但有的学者仍然坚持王说,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完解决。坚持“两国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杜在忠和逢振镐两先生。逢振镐先生在2006年出版的《山东古国与姓氏》一书中,是把纪国和㠱国作为两个古国分别进行论述的,但书中对纪、㠱的关系支字未提。
杜在忠先生纪、㠱两国说的主要依据,还是王献唐先生的注音说。他说:
因为涉及古代的国别,主要是”己“与“”这两个字的关系。己与是一国,还是两国,有不同的见解由来已久。曾有不少前辈、专家认为己、同属一个国家。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黄县器出土已来,近几年在胶东的掖县、黄县等地也发现己器,甚至还有己、两器在一墓中共存的现象,这岂不更证明了己、一国的观点。笔者也曾一度认为这是有道理的。但是,由于寿光己器的新发现,再三思考,获得了新的启迪。笔者认为早年王献唐先生关于非己的研究成果颇有可取之处,他的独到之处是从古代音韵的研究入手,从而阐述了国非己国的新观点。认为己、在古时东方的读音相同,殷代卜辞和金文中早有,而其字为什么又在上面加一个己,这是因为‘古文字有一惯例:某一字音在某一时间或空间有了变化,新音和旧音交混,一些读旧音的要注明本读,每在字的一方,加注一个与旧音相同的字,使之一看知为何音,略等于近代的注音;但是新音的也可以如法标注与新音相同的字。字从己,就是一个注音字,凡用这个字的人,一定读如己,不读为今音若奇的其’。”

杜在忠先生坚持己、㠱两国说的主要依据,还是王献唐先生的“注音说”,即由于时间、空间的变化,一个字新、旧音交混,为了注明它的本读,在这个字的一旁加一个与旧音相同的字,略等于近代的注音。因此,要正确认识己与㠱的关系,必须对王氏的“注音说”进行深入全面地剖析。
对商末甲骨卜辞“㠱”字,判断为在“其”字上加注音“己”,目前看来只是种推测,并没有找到可靠的科学的依据。赵诚先生曰:“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甲骨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学术研究中一个接近空白的地区。”张之强先生曰:“夏商时代的语言真相由于文献不足,目前还很难说。所以讲上古音韵,只好断自周初。”在这种大背景下,王氏“注音说”的可靠性很值得商榷,可作一家之言,但不是定论。
对王献唐先生的“注音说”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山东考古研究所的王永波先生。王永波先生曰:“按,王氏(王献唐)分纪、㠱为两国很是,然其谓‘㠱’读如己却无裨于史实。首先,甲骨卜辞的‘其侯’与‘㠱侯’、青铜器铭文中的‘亚其’与‘亚㠱’学界已公认为早晚传承关系。王氏谓其到安阳后要保持本音,才于其上加己,缘何早到安阳的‘亚其’反倒不标己音?其二,‘㠱’为东方古国,与己(即纪)国同时同地,在文字极不发达的上古时期,两国称谓共用一音岂不生出很多混乱?”
王永波先生的质疑和驳论很有说服力。甲、金文显示,武丁时就有“其”、“亚其”、“其侯”。“其”在武丁时,就是地名、族名、人名。而学界普遍认为:“㠱”、“ 㠱族”、“ 㠱侯”的“㠱”字出现在帝乙、帝辛时。如王永波先生说的,为什么从武丁、祖庚、祖甲一直到武乙、文丁时,在这么长的时间段内,安阳的“其”、“亚其”族不在“其”上标“己”字,而到了帝乙、帝辛时才加“己”字?其二,在文字极不发达,读音极其混乱的古代,把纪国和㠱国的读音强行一致,即都读“己”音,岂不生更多混乱?
我想问题还不止于此,甲骨卜辞证明,在殷商时期,“己”是个重要国族,己是侯、是贞人又是酒正,商王多次亲为己国事占卜,也就是说己侯、己国族在殷商朝廷中具有重要政治地位,在殷商贞人、史官的档案中,都记录在案,把这样一个国族的族徽符号轻易加在另一个国族名上做为注音,这有违常识和礼制。
同样,“其”或“亚其”在商朝尤其武丁时期,是跟随妇好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国族。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也有大量记载,如:
己未卜,贞翌庚申告亚其入于一牛。(《合集》05685,一期。)
贞来,亚其,牢。(《合集》20371,一期附)
丙寅卜,骨贞,其入。(《甲骨续存补编》5792
贞多马,亚其有祸。(《合集》05710
④戊午卜,方出其受侯又。……侯其……。(《合集》06719
庚申卜,侯其立朕史人。(《合集》01022
庚戌卜,贞,今日亚其往来亡灾。(《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
亚其、其侯与商王关系如此密切,在殷商王朝中具有如此重的地位,在亚其或其侯的族名、人名上突然加一个“己“字,那么这个新出现的“㠱”,还是原来的“其国”吗?这个“㠱”跟“其”是什么关系?必然引起一系列疑问、追问。如同王永波先生说的,“岂不生更多混乱?”
问题还不止于此。在上古时期,“其”、“己”二字音同义通,王献唐先生在《山东古国考》中也引述了这一上古语言现象:“《诗扬之水》篇‘彼其之子’,郑笺:‘其或作记,或作己,读声相似。’‘其’亦作‘己’,证之音读如‘己’,作记亦同。《羔裘》篇‘彼其之子’,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左氏传》、《晏子春秋杂篇》及《韩诗外传》均引作‘彼己之子’。《侯人篇》‘彼其之子’《春秋》僖公二十四年传及《国语晋语》引作‘彼己之子’,证据甚多。……无论今古文经传,作‘其’也好,作‘记’也好,一律读‘己’,直传到现代。这样看,‘其’读若‘己’,是古代黄河流域东方一种音读。”21
王先生的这番考证说明,在上古时期,“其”、“己”二字音同,而且通用。照此说,上古“其”读若“己。既然古代“其”读“己”音,“其”、“己”通用,那在“其”字上特别加注音“己”有必要吗?
但王先生强调的一点是“其”读“己”音,是齐鲁间的读法。他说:“《尚书微子》篇:‘予颠若之何其?’《史记宋微子世家》集解引郑注:‘其,语助也,齐鲁之间声如姬。’,是齐鲁之间读‘其’如‘姬’音与‘己’正应。”也如前引的“‘其’读若‘己’,是古代黄河流域东方一种音读。”
“其”读若“己”只是齐鲁之间或曰“黄河流域东方”一种音读吗?否。
王先生在该书中就说:“本来黄河流域古代东西两方音读时有差别,其混合区域在双方交冲的河南。”又说“即‘其’,在东方相传读‘己’,但到安阳两音混合区域……。”即商都安阳是东西方两音混合区域,若理解不误的话,即是说殷都安阳“其”有两读,既读“奇”音又读“己”音,因从东夷首领颛顼由曲阜 徙商丘(帝丘,今河南濮阳)开始,帝喾、舜、伯益等大量东夷族人在今河南地域供职、生活。河南地域确实是东西方的语音混合区域。既然“其”在安阳有两读的话,还有必要专门加注音“己”吗?
其实,“其”读若“己”,不止齐鲁,河南安阳甚至山西、河北也如此。“彼其之子”,《国语晋语》也读“彼己之子”,《韩诗外传》也读“彼己之子”。《韩诗》创始人韩婴,西汉燕(今河北北部)人,对《韩诗》,经史学家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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