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庄厚土丨杨敬秀：刘绍宽的法律思想——读《东瀛观学记》

2024-12-15 21:3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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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庄厚土丨杨敬秀：刘绍宽的法律思想——读《东瀛观学记》

【编者按】
“舥艚公社”公众号开设专栏“厚庄厚土”，专门刊发研究和涉及刘绍宽先生的文章。
刘绍宽，字次饶，号厚庄。厚庄是一个人，是一摞文献，更是一个厚厚的村庄，厚庄是温州（特别是龙港）这一片倾注了众多像先生这样贤达之士的智慧和情感的厚土！厚庄先生心无旁骛，淡泊名利，扎根乡土，造福乡梓，因热爱而坚韧，因坚韧而厚重。厚庄先生是龙港最具代表性的精神面相。
本期推出龙港市刘绍宽研究会会员、龙港市第一中学高级教师杨敬秀的最新力作“刘绍宽的法律思想——读《东瀛观学记》”，以飨共勉。

厚庄厚土丨杨敬秀：刘绍宽的法律思想——读《东瀛观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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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宽，字次饶，号厚庄，吾白沙乡贤也。生于龙港刘店，长于张家堡。陈谧称其人，“立身纯正，待人和易，士乐从之。”（《刘绍宽传》）百十年前，刘绍宽正值年富力强，乃东渡扶桑，观学于日本。自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

年）农历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廿五日，“计往来共七十日”，足迹大半在东京，自大学到小学，靡不周历，“应时记录，积稿盈箧”。既观且学，更兼有深度思考。回国后，“裒辑其精要，为《观学记》以饷学者”。（孙怡让）
孙怡让为之作序。序中说，“其大指在于研究师范以成教员，而多设蒙学以陶铸少年学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其论之精者，与《周官经》、大小戴《记》多相符合，信不刊之作也。”
今读其文，亦想见其为人。甲辰之秋，八月既望，星月皎洁，沧海横流，先生飘然书剑，轻身一行，怀热肠而远游，竭智虑以教育，兴学务于江南，岂不壮哉！
先生在日本主要考察教育，亦涉猎其他领域。《东瀛观学记》中有若干则记述，体现了他的法律思想。现撮其要者概述如下。

厚庄厚土丨杨敬秀：刘绍宽的法律思想——读《东瀛观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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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八月十九日，船泊神户。“日人于通商各埠，皆设旅具检查场，凡外客到埠，无论何国人民，皆授检验。”这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是非常正常的，但在当时的清朝，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刘绍宽看到这种情形，“颇感吾华内地一有外人綦迹，官府辄无敢谁何，逊此岛国多矣。”就是说，在当时，有外国人进来，官府都不敢例行检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的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还包括其他非法人组织。而自然人，既包括本国人，也包括外国人，还包括无国籍人。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本国人之间的平等，也包括本国人与外国人（含无国籍人）之间的平等。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在经济领域，后来蔓延到其他领域，出现了超国民待遇的情况。在今天，在经济领域的规定已经有改善，但是在其他领域似乎愈演愈烈。
这种规定，既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与依法治国的战略背道而驰，应该予以改变。一百多年前的刘绍宽，在当天的日记上继续写道：日人自谓改定法律后，外人皆受约束，于此足见一斑。作为接受传统教育的士大夫，能够清醒地认识了这一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已经具备这一思想的萌芽，毕竟是难能可贵的。

厚庄厚土丨杨敬秀：刘绍宽的法律思想——读《东瀛观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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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民分立
九月初五日，刘绍宽参观了东京府地方裁判所的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
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金钱借贷事件，经界论，水论，人事，其关于权利义务而不触及刑法者，属于民事。”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强窃盗诈欺，若恐喝取财，殴打创伤杀人，谋故杀人，强奸和奸，失火放火，其他触刑法者，皆为刑事。”
关于民事审判，刘绍宽写道：“见讼者，两造皆用辩护士，并坐于室中对辩，上设公案三，列座五，判事三人，检事、书记各一人列坐参听之。”
这是对民庭结构的静态描述。两造，指原告和被告，辩护士，疑为诉讼代理人，判事，是指审判员，书记，应是书记员。
对法庭审理的描述：“两造各呈据契，互相研诘，旁坐观听者，举室肃然。”各呈据契和互相研诘，或是指法庭调查阶段的举证质证。
关于刑事审判，“则审判其丽于刑罚者，有吏监视甚严。审毕，吏为引置别室，以待再讯，或送监狱云。”
这种审判模式，是刘绍宽所未曾见的。“以视吾国之匍匐公庭，皂吏威吓者，相去远矣。”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逐渐脱亚入欧，在法律体系上引进大陆法系，先模仿法国法律，后学习德国法律，一改原有的“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的古代中华法系，走上了“公私分野、刑民分立”的近现代法律制度。
刘绍宽赴日的时代背景，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取得成效，而晚清刚刚开始法律变革。沈家本等人主持的重要机构“修订法律馆”，于1904年5月15日正式办公，尚处于翻译、介绍外国法律文本的阶段，本国很多法律尚未出台，而刘绍宽正是在这一年去的日本。
因此，刘绍宽所处的仍然是一个“刑民不分”的时代，他来到日本东京，也应该是第一次见到刑民分立的审判模式，也就是在一个法院里设立刑事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并独立于行政，即审判权不受行政权力的干预。
十月十一日，“祢津君来访，为购得《法典全书》《职员录》二书。”《法典全书》由九个部分组成，其中包括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可见，日本在法院里设立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是有法律依据的。
刑民分立，是人类司法制度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司法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标志。作为传统的文化人，超越了传统的束缚，予该项制度以高度评价，表现了刘绍宽的宽容和富有远见的胸襟。

厚庄厚土丨杨敬秀：刘绍宽的法律思想——读《东瀛观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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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讼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是儒家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
通过对日本司法制度的考察，刘绍宽认为，无讼作为一种理想状态，是不能急于求成的。否则，后果将会适得其反。
刘绍宽在日记中写道，日本控诉院有七，地方裁判有四十九，区裁判所有二百余。日本设立了这么多的审判机构，原因是什么呢？
在九月初五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大抵亲民之官愈多，则民情愈达，听讼一职，与民最亲，况人治进化，讼事愈多。”反过来说，案件增加，说明民情民意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再进一步说明亲民官吏的增多。因此，诉讼的增加并不可怕，相反，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
因此，“凡为官者，正在于善理讼，不急于使无讼，若强为抑之，则枉屈益深，民生益蹙，决非求治之道。”作为法官，应该善于审判案件，而不是杜绝案件的发生，不是拒绝受理案件。古有周厉王，杜绝国人发声，于是，国人莫敢言，只好“道路以目”，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样“强为抑之”的结果，案件不会凭空减少或消失，反而枉屈越来越深，民生也越来越穷蹙。
刘绍宽并不一般地反对无讼，而是认为通过设立法院，进行听讼，最终实现无讼。“日本多设裁判，正得其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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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宽手迹（《厚庄日记》第一页）林勇提供

四、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
九月初五日：“又查日本县府知事，为行政之官，属内务省，与裁判属司法省者，不相兼摄，故县府知事不理刑狱。”县府知事，属于行政，而裁判属于司法，两者不相兼摄，县府知事只行使行政权，没有司法权，行政与司法相互独立。刘绍宽日记里的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日本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的佐证。
古代日本属于中华法系，实行行政兼理司法的治理模式。自明治维新后，开始模仿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司法权逐渐从行政权中剥离开来，并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刘绍宽所看到的，是明治维新推行三十多年后的情形，新型的政体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国力日益强大，同时也逐渐走上了向外扩张的侵略道路，于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1895年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十年后，1904年，刘绍宽来到了日本。
两者一对比，刘绍宽发现其中的巨大差异。“吾国一县数百里，簿书鞅掌，与一切刑狱听断，皆于县令一人任之。其人又素无学习听讼之事，徒委幕胥上下其手，民情既不能达，况又县出巨案，官即处分，为官者自顾考成，于上则容隐讳饰，于下则弥缝阻抑，而民间益惨无天日矣。”
当时的清末县令，既管行政，又管司法。县令一人忙不过来，或者不懂审判案件，就交给手下人去审理，结果往往导致民情不能上达的情况。如果出现冤假错案，县令就会对上刻意隐瞒，对下百般打压。这真是惨无天日啊！这就是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于一体所必然造成的严重后果。对此，刘绍宽应该有着真切的感受。
孟德斯鸠说，“如果司法权与行政权在同一个人之手或同一机构之中，就不会有自由存在。”可以适用于刘绍宽当时所处的中国的情况。
刘绍宽在日记中写道：“彼此对照，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析疆增吏，固今政之所汲汲者乎？”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而我国的维新变法运动草草收场，以失败告终。中日两国变法的成败得失，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就迥然不同。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开来，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当时的中国，仍然停留在封建法律制度的框架内。两者一对比，优劣之分，一目了然。
此外，据九月廿三日的记载，刘绍宽还访问了东京监狱。关于刑罚的设立，他了解到封建五刑（笞杖徒流斩）已经废除，新的刑罚制度已经确立。犯罪按其危害程度分为三大类别：重罪、轻罪和违警罪，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不同的类别适用不同的刑罚。新制在明治十三年颁布，十五年实行。

厚庄厚土丨杨敬秀：刘绍宽的法律思想——读《东瀛观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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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敬秀，龙港市刘绍宽研究会会员，龙港市第一中学副校级协理员，高级教师。有文章发表于《厦门日报》《玉海文化研究》《乐清文史》《温州教育》《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现代教育科学》《教学与管理》等报刊。

厚庄厚土丨杨敬秀：刘绍宽的法律思想——读《东瀛观学记》

（转自：舥艚公社公众号原创：杨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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