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仰视才见
2017-05-27 11:18阅读：
演讲中国·活的鲁迅
须仰视才见
阎晶明
99年前的5月，《新青年》月刊发表了鲁迅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冷峻，犀利，像一道闪电，穿透铁屋中的黑暗，照见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现代意识由此照进文学中国的现场。百年来，鲁迅之眼的审视，仍以其冷峻的反思和犀利的自省，鞭策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砥砺前行。
“须仰视才见”，是鲁迅小说《一件小事》里的一句话，是小说中的“我”感受到人力车夫愈走愈高大的背影后的感慨。在一定程度上，鲁迅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人力车夫”，他以甘愿蜡炬成灰的品格和默默付出的毅力，为民族性格的铸造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至今还记得30多年前的某个冬日，我坐在一间简陋的学生宿舍里，从一本学术刊物上读到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完全被震到了！鲁迅还可以这样研究？研究者还可以如此全情投入地去抒写对鲁迅的认知而全然不见“论文”的固定格式。可见鲁迅研究界在那时已经拥有很多了不起的才俊。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同时代作家郁达夫在缅怀文章《怀鲁迅》里，就有这样评价鲁迅且论及国人应当如何对待鲁迅的名言：“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作家叶圣陶的悼念文章《鲁迅先生的精神》表达了同样的认知：“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荣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而这个，就是中华民族解放终于能够成
功的凭证。”
当“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几乎成为一句谚语的时候，英国人对莎士比亚的讨论就设定了一个前提。鲁迅之于中国文化比起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文化，价值、意义、重要性或许更高更大，但人们对其认识却难得有一个基本确认的前提。
近10年来，我努力想从这样的角度进入鲁迅的人生和文学世界：他是在人间烟火中艰难生活的人，更是在凡俗世界里发出不凡声音的智者；他有时是靠一些微不足道的嗜好保持着生活的乐趣，又从这些琐屑中透露出豁达的人生观念；他注重工作和创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并从这些微小和纤细中发现大的意义和价值；他对自喻名流者不以为然，对才华和成就并不大、但具有诚挚情怀的青年给予热情鼓励；他笑一切自以为是者，谦逊地对待自己的名声和成绩，但若有人刻意前来贬损，又毫不留情地给予痛击；他厌倦影响创作和工作的烦扰，又自觉承担起生活的重压；他冷眼看世界，内心却燃烧着无尽的热情之火；他不拒绝为了养家而做“公务”和教书，却又坚守着不可动摇的内心理想。
他是痛苦的，更是清醒的，他体验着自己的苦痛，更关心世人的艰辛；他毫无情面地解剖别人，又时时更严苛地解剖自己；他敬重藤野先生的滴水之恩，也不回避对恩师章太炎由革命家“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的惋惜；他不宽恕任何一个论敌，但又要区分哪怕是一个群体甚至一个人不同时期的优劣差异，比如对刘半农，“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他与创造社格格不入，却又视郁达夫为朋友，因为郁达夫身上没有让他讨厌的“创造气”。
他爱青年，以至于不希望他们无谓地牺牲，青年中的世故者又最让他痛心；他有深邃的思想，却愿意为文学青年做琐碎的编辑工作；他热情译介“摩罗”诗人雪莱、拜伦，又倾心于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哲学；他劝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却又精心写下《中国小说史略》；他担忧娜拉出走以后无路可走，又担心世人庸居于自己的屋檐下不思进取，他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他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他的思想看似没有体系，他的精神却在始终坚持；如果时代进步到他所批判的弊端均已消灭，他情愿自己的文章速朽；他没有文人学者的习气，却从来都严谨地在书案前忙碌着；他没有博士、教授的头衔，却有一颗孜孜以求的进取的心。
鲁迅是鲜活生动的，活的鲁迅需要后人尽可能生动地表达出来。鲁迅还在，他是一个常人，却又为所有的常人们思考着命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当今时代，文学繁盛，但高原之上期待高峰出现；信息密集，但思想绝不能以心灵鸡汤替代。既做改革创新的呼吁者，又要脚踏实地做自己的事情；既要有与深邃思想匹配的宏大创作理想，又要珍惜甘做“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的接力者；既要有砥砺前行的勇气，又要深知“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这些都是鲁迅精神带给我们的启示和力量，是他甘愿做中国文化前行道路上的“人力车夫”的耐力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