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成举报人遭“报复”与我们息息相关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法制日报》6月19日）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案件呈上升趋势，手段不断升级，甚至多次发生雇凶杀人的恶性事件，更有一些被举报人利用职权，打着合法的旗号，强行将举报人撤职、调离，甚至打入监牢。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仅根据1991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就有1万多名举报人遭到各种打击报复，其中3人惨遭杀害。某市从1983年到1992年中有500多名举报人，而其中遭受打击报复的就有400人。郭光允，因举报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而遭受打击报复，被开除党籍、劳教两年；吕净一，因举报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而遭受打击报复，险遭灭门之灾，妻子被害，自己也受重伤……
江苏省曾搞过一次万份反腐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四成掌握了腐败问题线索的人愿意举报。湖北省检察机关曾刊登公告，请举报人领奖，但仍有100多万元举报奖金无人认领。原因就是举报人要付出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专家认为，我国对举报人的保护在立法领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疏漏。专家建议应制定完善各种单行法律法规，以构建完备的公民举报权保护体系。对此，应看到最高检材料显示70%举报人曾遭到不同程度打击报复背后的权利和成本困境。

举报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也是义务。要让公民放心举报，笔者以为，只有让公众心里感到踏实，举报的安全系数较高，不致威胁到举报者本身的利益，才能维护社会正义。其实，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举报措施和保护、奖励举报人的制度，以吸引公众积极投身监督活动之中。无数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有的甚至个人或全家惨遭杀害，起因都是由于泄密引起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泄密者客观上都起了帮凶的作用，假如对泄密问题不追究、不治罪，任凭主持公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