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有关北宋交子的几个问题

2015-02-06 13:0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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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乡旮里旯

[转载]有关北宋交子的几个问题

北宋交子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不仅在中国货币史上，而且在世界货币史上，都享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文献资料的简略，实物的遗缺，所以，我们对北宋交子的认识，至今仍有不少盲区。现就有关的几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一、交子诞生的原因
关于交子产生的原因，文献史料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中多数人的说法是：因为铁钱沉重，面值小，购买力低下，不便使用。文莹在《湘山野录》卷上中最早记录了此说，而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中讲得最具体，他说：“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于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此外，脱脱的《宋史·食货志》，费著的《楮币谱》，曾巩的《隆平集》，章如愚的《山堂群书考索》等等均持此说，可谓是主流说法。但也有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钱荒”，如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中说：“[景德二年二月庚辰]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陈均在《九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七中也持此说，即交子是因钱荒而产生的。主张这种说法的人虽然不多，但我们决不能忽视，更不可无视这一说的存在。
其实，“铁缗辎重”也好，民间钱少也好，都只是导致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

或者说只是起了诱导的作用。而交子在四川诞生的根本原因，或者说内在的实质性原因应该是：四川地区的经济发达，贸易发达，以及货币供应与之不相适应的矛盾。早在唐朝，四川已是经济繁荣，商业兴盛，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时人才会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入宋以后，成都周围地区，即益州的经济依然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不仅是农产品丰富，锦、纸、糖等产业，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从地理位置看，四川是内地和西蕃，西南夷，西夏等西部地区的贸易枢纽。更著以铁钱沉重，蜀道难行，因此在异地贸易中便有了交子应运而生的机遇，出现可以在异地兑现的交子当是情理中的事情。
所以，交子最初出现的时候，应该是“飞钱”的性质，是异地兑现的凭证，或者称之为异地兑现的票据，它的面额是根据实际需要临时填写的。所以它只是一种汇票，不是货币，更不是强制流通的纸币，并不在商品交易过程中起媒介的作用。使交子发生质的变化，由汇票的性质，支票的性质，转化为替代铁钱参与市场流通，行使某些货币职能，“钱荒”或许是直接的导火线。因为战乱，铁钱罢铸，民间钱少，于是才出现了私下以交子为市的现象，又因为私下为市，奸弊必出，才有了政府的干预。但是，交子一旦介入了市场，替代铁钱行使了货币职能，铁钱沉重难用等诸多弊病便更加显现出来，于是欲罢交子已经不再可能，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改造交子，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使之真正货币化，于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诞生了，这便是北宋的纸币——交子。

二、交子的演变和发展
如果上说不误，那么北宋交子从诞生、演变到发展，应是经历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交子诞生的初期。其主要用途是为了解决长途贸易中现钱搬运的繁难，所以它只是一种异地兑现的票据。在交子行使的过程中，它也可能担负了另外一种职责，即支票的职能，人们可以把暂时闲置的钱币存放于某商户处，并得到商户开具的票据(即交子)，证明存放钱币的数量，待要用钱的时候，便可凭此交子到商户兑现。总之，这个阶段是交子的非货币化时期。
第二阶段是“私以交子为市”时期。这个阶段，交子不仅具备汇票、支票的职能，而且已经替代铁钱行使了某些货币的职能。但交子的这一属性，是民间自发赋予的，它经历了由偶然顶替到习惯使用的过程，于是有实力的富商便私自发行交子。此时交子的印制和管理是不统一的，政府并不承认交子的货币职能。
第三阶段是十六富商连保发行时期。由于私以为市过程中出现的纠纷和弊端，引起政府的关注，政府开始干预，出面组织整顿，于是，便有了政府认可的十六户富商连保发行交子的事情。此时的交子已经有了统一的印制规格和发行制度，十六户富商对政府要担负一定的责任，益州地方政府已经承认交子在益州地区具有货币职能。
第四阶段是官交子时期。交子最终收归官办，由地方政府设置专门的机构——交子务来印制、发行和管理，最终实现货币化。
在交子发展的四个阶段中，前三个阶段是所谓的私交子时期，第四阶段则是官交子时期。在第一阶段，交子还不是货币，第二阶段以后，交子才逐步取得货币地位，最终成为政府正式发行的法定货币。

三、交子演进的时间
由于商业往来的发达，我国在唐朝就已经有频繁的异地贸易。包括内地和边疆地区的贸易，所以在唐朝已经出现了“飞钱”——异地兑现的票据。“飞钱”的行用，自唐朝开始，断断续续一直到北宋，所以四川交子的出现，应该是和飞钱会有渊源关系，也就是说，四川交子的第一个阶段，应是出现得比较早的。我们现在要关心的是，四川交子是什么时候才行使货币职能的，也就是什么时候才向第二阶段过渡的。
前引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1005)条下的记述已经作了答复，即：“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于是“私以交子为市”。因为“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泳与转运使黄观同议”。说明到景德二年，事情已经闹大了，甚至惊动了朝廷，这才专诏张泳和黄观共同商议，采取了应对的措施，当年便在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据此，我们不仅知道，景德二年以前，私交子已经行使某些货币职能，而且可以进一步知道，“私以交子为市”的事实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日。因为弊病不仅暴露，而且矛盾已经激化，否则作为偶发事件，是不会惊动朝廷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在太宗淳化四年至五年(993—994)，此事至景德二年(1005)约有十来年的时间，正好吻合，所以交子的第二阶段应该开始于十世纪末叶，即993年以后。
文莹在《湘山野录》卷上记录了一则张泳和彭乘交往的逸事，并说张泳在离任知益州时，为彭乘“留铁缗钞二百道为缣缃之助”。文中所说的“铁缗钞”自然是指当时的交子。我们从这段记述，可以得知，景德三年七月(1006)即张泳离任时，在益州，交子作为货币已是政府认可的事情，作为知益州的张泳不但自己使用交子，还留赠他人使用。若此事属实，那么，交子在景德三年应当已是处在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经过政府清理整顿，交子已由十六户富商连保发行，它已经不再是私下为市的事情。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景德二年二月针对私交子的那次议决，除了决定要铸景德大铁钱外，可能同时也对私交子要进行整顿，作出了决定，并付之了实施，使之逐步走向规范。若此，那么交子的第三个阶段当是起于景德二年(1005)。
至于官交子的发行时间，学界已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即仁宗天圣元年(1023)在益州设交子务，翌年正式发行官交子，从此罢免私家发行交子，益州地方政府发行的交子成为正式法定货币。此即北宋交子的第四个阶段。

四、交子的印制及其管理
北宋交子至今尚未发现有实物遗存，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只有一块北宋钞版。有人说是钱引版，有人说是崇宁小钞版，也有人说是南宋会子版，还有人对它的真伪存有疑问。所以对于北宋交子的制作情况，主要只能依赖文献史料的记载。
对十六富商连保时期的交子，李攸在《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按：“万”字衍)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縻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问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时，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据此记述，可以得知：一，十六富商连保发行交子，要向政府担负一定责任，政府对交子的发行也有一定的保护，发生挤兑时，政府会出面干预，虽不是如数兑现，却也会兑现七、八成；二，十六富商会定期聚首议事。交子采用统一的纸张，统一的版式，统一的图案，并都以红黑两色套印。但分别有富商各自发行，富商各自会有“隐密题号”，“以为私记”；三，交子在益州境内，可以“无远近行用”，持交子者可以随时兑现，在兑取现钱时，每贯要交付三十文，作为利钱；四，富商在“收入人户见钱”时，再给交子，面额则临时填写，不限多少。故此时的交子仍带有原始的一些痕迹，兼有存单、支票的性质；五，在此记述中，尚无提到交子设界之事，可见初始发行的交子是没有界限的。
关于官交子的情况，李攸在《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中引录了梓州提刑王继明和知益州薛田、转运使张若谷一起议定的奏文：“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在此奏之前，薛田等已奏：“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讫。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后经朝廷议决，即于天圣元年在益州设交子务，专管交子事务。《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记述：“自[天圣]二年二月为始，至三年二月终，凡为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其后每界视此数为准。”据此，并同相关史料综合分析，可以得知：一，官交子由政府的专设机构——交子务统一印制、发行和管理，民间不再经营；二，官交子由私交子改造演变而来，所以开始时还有私交子的一些痕迹。如交子上书有字号，人户纳入铁钱，付给交子，并要登记入簿，交子回兑时再“毁抹合同簿历。”又如，“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后来则演变为以旧交子换新交子的纸墨费。再如“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讫。”当然官交子的票面还加盖了益州交子务和益州观察使的两方官印；三，官交子的面额，“自一贯至十贯文”，分为十等。虽已有固定的面值，但仍是“书出钱数”，并不是事先印好的；四，对伪造交子者有一定的处罚措施。对告发者又有一定的奖赏；五，为保证交子的信誉，交子分界发行，每界有总额控制。
交子分界始于何时?文莹在《湘山野录》里明确说是祥符辛亥年，即大中祥符四年(1011)，章如愚等人也持此说，这大概是私交子开始设界的时间。官交子继续了分界的制度，界满要以旧交子更换新交子。交子以几年为界?有三年说，有二年说，但在后来实施过程中，并未严格执行开始时立下的规矩，甚至出现了两界同时行使的情况。至于每界发行交子的总额，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未能严格控制，尤其是到北宋后期，临时增发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导至交子的信誉危机，这在早期纸币史上，或许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五、交子的性质
北宋的交子，初始阶段不是货币，只是汇票或支票的性质。第二阶段的交子，民间虽已“私下为市”，但政府并不认可它的货币性质，所以从法定的意义上讲，它还不是真正的货币，但从经济意义上讲，它已经部分行使货币的职能。第三阶段的交子，由十六户富商连保发行，是政府认可的货币，而且是可兑现的纸币，具有银行兑换券的雏形，并不是政府依靠权力强制发行的纸币。第四阶段，官交子发行的初期，继续了第三阶段私交子的基本属性，政府又储备了一定数量的准备金，规定了发行总额，此时的交子仍具备兑换券的性质。但是，一旦由政府来掌控，交子的性质就避免不了要发生变化，最终使之转化为由政府依靠权力发行的法定纸币。

（转自《中國錢幣》2006.3-戴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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