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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纂的《义县志》以及1935年金毓黻编纂的《奉天通志》，但这些文献记载均寥寥数语，或不言始建年代，或言建于开泰九年，或笼统为辽代。
义县嘉福寺塔的学术价值在20世纪30年代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最早全面研究义县嘉福寺塔的日本学者是村田治郎，他于昭和八年（1933年）在《满洲建筑协会杂志》发表文章《义县嘉福寺的佛塔》[4]一文，全面介绍了嘉福寺塔及所在高台上的嘉福寺。在他之后，日本学者关野贞和竹岛卓一在昭和十年（1935年）出版的《辽金时代佛教建筑及其佛像》[5]一书中，再次介绍了该塔，并配以详细的照片。上述两位日本学者，均认为该塔是辽金时期的建筑，但没有明确具体的始建年代。198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曹汛先生发表了《义县广胜寺塔及其建造年代》一文，根据在塔附近出土辽乾统七年（1107年）宜州广胜寺沙门可炬建石经幢，认定该塔修建于辽乾统七年（1107年）或略前一点[6]。在此之后，再无专门介绍和研究该塔的文章，一些介绍塔史的书籍和文章中大多简单进行介绍，均持曹汛先生的观点，这里不一一列举。该塔名为广胜寺塔，建于辽乾统七年似成定论。
笔者经过认真考察，认为曹汛先生的论证存在以下问题：
1、宜州广胜寺经幢的实际出土地点与曹汛先生记述有所出入。笔者于2011年到义县现场调查经幢出土位置，据义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刘剑同志介绍，经幢是其同学王志昌所挖出，经幢的实际出土地点位于塔东南方向，距塔约300米左右，并非曹汛先生记述的“塔前100米”。
经幢出土的位置距塔有300米左右，那么塔所在的位置是不是辽代的广胜寺，就很值得商榷了。辽代崇信佛教，到了晚期道宗、天祚帝时，对佛教的崇祀已达疯狂程度，“海内塔庙林立相望”。州城之内寺院比邻。据元大德七年碑记载，“（奉国寺）亦可谓东胜事之甲也。未几，义起，辽金遗刹毁殆尽，独奉国孓然而在。”[7]金末元初战乱，除奉国寺得以独善外，其余寺庙全部被毁。上述记载说明辽金时期，宜州的寺院绝可能不仅仅是奉国寺和广胜寺两个寺院。
明代义州城为依辽金时期宜州城旧址所建，据《辽东志》记载，义州城“洪武间指挥使何浩仍旧修筑……宣德间都指挥楚勇甃砖，周围九里一十步”[8]，据此推算，辽代宜州城东西宽不过二里稍多一点，合现在1100米左右。现塔在城的西南角，距其东南300米远处之地如果是广胜寺的话，那么现塔的位置是否仍是广胜寺范围，就很难说了。按民国时期义县地图显示及当地百姓介绍，嘉福寺塔位于城的西南角，距南城墙不足百米，广胜寺经幢出土于其东南方向300米处，处于义县县城的城外，明清的义州县城是在辽金土城的基址上兴建的，因此，宜州广胜寺经幢出土地点即在辽宜州城城外，按照一般塔寺的修建规律来说，绝不会将寺和塔分建于城里和城外的。因此，据经幢而定此塔为广胜寺塔在没有新的证据证明之前，似乎并不充分。笔者认为，还是依清代寺院嘉福寺名，暂定塔名为嘉福寺塔，更为恰当一些。
2、曹汛先生幢塔同建的观点亦值得商榷。
曹汛先生在文章中写到：“幢与墓塔或墓葬必属同时，自当毫无疑义，就是在佛殿、佛塔之前建幢，一般也常属同时，幢兼起纪年碑刻之作用”，然后，举了两个例证，一为佛光寺大殿，二为抚顺高尔山城塔。佛光寺大殿与经幢经梁思成先生考证，虽属同时，但以佛光寺与塔类比，似乎并不恰当。辽代寺庙大多建得较早，而塔幢大量举建于道宗和天祚帝时期，多晚于寺庙。高尔山城塔附近确曾出土过题款为大安四年石幢，但该幢并非出土于塔旁，而是出土于抚顺城北民家土墙旁，后被日本人渡边三三收藏[9]。该幢与高尔山塔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由此论证高尔山塔为辽大安四年所建，有牵强附会之嫌。曹汛先生认为，“从高尔山塔的造型和雕刻上看，具有辽末特征，与大安四年时代相符”。笔者认为，高尔山塔不论是从造型和塔身砖雕上看，均无辽塔特点，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照片及现存塔来看，其更多的体现出金代和明代建塔特点。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抚顺市城建局曾对该塔进行大修，据维修塔的大连古建筑公司项目经理梁富群介绍，该塔砖均为素面，无一块辽代通用的沟纹砖，塔内有塔心室，在维修过程中，发现塔心室中立一木质塔心柱，柱上墨书大明万历款识。据此，笔者推断，高尔山城塔年代最早为金代所建，明代万历年间进行过大规模维修。因此，以高尔山塔与抚顺城北民家土墙旁出土大安四年幢作为例证，亦并不恰当。
综上所述，曹汛先生将义县嘉福寺塔定名为广胜寺塔，其始建于乾统七年或更早的观点因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并不能使人信服。
那么，嘉福寺塔到底始建于何时呢？
2008年，辽宁省启动“辽塔保护工程”，笔者于2011年7有幸参与了该塔的测绘和保护维修方案设计工作。在测绘过程中发现，该塔的一至四层与五至十三层，不论在建筑材料上，还是砌筑方法上均存在明显差别。该塔一至四层用砖，主要为辽代晚期典型的细沟纹砖，沟纹为七道细浅绳纹，围脊上饰以三道凹槽装饰成瓦条脊。五至十三层，均为素面砖，不见一块沟纹砖。围脊上没有一至四层雕出瓦条脊。一至四层砖质与五至十三层砖质，亦有一定差异，一至四层砖色青灰，硬度和密度高于五至十三层；五至十三层与一至四层相比，色泽略偏黄，硬度和密度略低于一至四层，从其砖上看，五至十三层砖与金元时期砖特征更为接近。
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结果呢？由于史料并无明确记载，无法从文献记载中找到答案。推测只有两种可能会造成此种结果，一是此塔为辽代晚期所建，建至四层，辽代灭亡，因战乱，此塔停工较长时间，金代时补建五至十三层，所用砖以及五至十三层檐造型发生的细微变化。第二种可能是，此塔为辽代建成，在1290年元代宁城路大地震中五至十三层损毁，震后进行了大规模恢复修缮。
如第二种推测可能成立，此塔在1290年大地震中五至十三层损毁，说明整个塔体结构松散、稳定性较差，一至四层应该或已倾斜，或存有较多结构性裂缝，即使元代以后对其进行了加固，也应存有加固后的痕迹，如断裂的青砖，元后剔补的青砖等残存。否则，绝无可能五至十三层齐刷刷的倒掉，而一至四层却完好无损。在测绘过程中发现，该塔一至四层塔体结构极为坚固，现存砖体均为辽代晚期砖体，未发现晚于辽代晚期补砌和剔补砖体存在（塔基座底部一周除外，因塔基座底部接近塔台地表，水气上浸，风化酥碱较重，据乾隆五十一年《义州重修嘉福寺及塔台碑记》载[10]，清乾隆六年和乾隆五十一年，曾包砌塔根），塔体既无任何倾斜，亦无任何结构性开裂缝隙存在。四至五层间，辽代砖体与金元时期砖体界限平齐，较为明显。因此，可以断言，辽代建塔，元代大地震损毁五至十三层，震后维修的推测是不成立的。
那么，义县嘉福寺塔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辽代末期创建，当修至四层时，因辽金战乱而停工，成为“半拉子工程”。金占领宜州后，继承了辽代未完工程，继续修建，将五至十三层补砌完工，整个塔的建设历时两个朝代。在测绘该塔时，在塔上残存的铜镜中发现两面刻款铜镜，其中一面为“义州弘政验记”，另一面为“西京官记”。这两面铜镜均为金代铜镜。据《金史.地理志》载“义州，下，崇义军节使。辽宜州，天德三年（1151年）更州名。户三万二百三十三。县三、镇一：弘政、开义、同昌。”[11]“西京”，此为金西京大同府，沿用辽代西京。此镜当为从山西大同携至义县。据此可知，此塔五至十三层的补建最早是在金天德三年（1151年）之后。
那么该塔到底是何时始建的呢？尽管没有明确历史文献记载，但可以根据当时的历史进行合理推断。
辽代绝大多数塔建于道宗和天祚帝时期，建塔的目的则是通过修建佛塔来祈福佑国。天庆四年，阿骨打起兵，辽金两国开始进入战争状态，由于辽朝晚期政治腐败，帝族后族争权，崇佞佛教，致使叛军四起，原来十分强大的契丹政权迅速土崩瓦解，金军所向披靡，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辽东京地区便被金国全部占领，并向辽中京地区进军。
面对政权的土崩瓦解，天祚帝一筹莫展，崇佞佛教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佛的保佑上，期望通过广建佛塔寺院来达到祈福佑国的目的。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修建了大量的佛塔，如天庆四年的沈阳辽滨塔、天庆九年的北京天宁寺塔等等，根据这些塔内出土的碑刻铭文，可以明确反映出天祚帝修塔祈福佑国的目的。除这些记载明确的塔外，还有大量的塔为天祚晚期修建，如辽宁绥中妙峰寺双塔的大塔，为天祚帝赐建的祈福佑国塔。在辽中京地区，还有许多塔是在辽末期匆忙兴建，在辽亡并未完工，留下了许多“半拉子工程”，有些工程金代进行了续建，有些则一直没有完工。如内蒙敖汉武安州塔、辽宁朝阳八棱观建州城塔、十八里堡榆州城塔、阜新红帽子成州城塔、内蒙宁城半截塔等等。内蒙敖汉武安州塔亦建于辽代天祚末年，塔一至三层砖体为拆除其他建筑所用青砖砌筑，砖大小不一，砌法杂乱，塔原拟建成带有廊道通往塔顶，后因辽灭亡而停建，金代在辽塔基础上，续建四至十三层，改变了原始设计，在四至十三层檐部不再施以仿木铺作，而以简单叠涩出檐，并将二层以上廊道全部砌死，形成只有塔身向上廊道的特殊格局。朝阳八棱观塔则修到十三层时，辽亡，塔顶和塔刹一直未完工。2010年以维修八棱观塔时，发现十三层顶时为平顶，没有任何因自然因素残损的痕迹，尽管塔身砖雕较为精细，但各层塔的角梁长短粗细不一，很多是旧的建筑构件改作的角梁，既反映出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又反映出时间仓促，紧急应付的施工需要，与辽代其他那些塔做工精细考究风格出入较大。十八里堡榆州城塔和八棱观塔相似，建至六层时，因辽亡而停工，后世亦未补建。阜新红帽子成州城塔建至十一层时，因辽亡而停工，后世亦未补建。内蒙宁城半截塔仅修建完塔身，中京便陷落，后世未补建。这些辽塔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并未修建至应有的高度和层数，如果上述塔全部竣工，即使因地震或自然风雨侵蚀，塔顶依旧会保留原有塔顶的痕迹，而上述这些塔，在顶部均为平砌，未完工迹象十分明显。
宜州位于通往兴中府和中京地区的前沿。“是岁（天庆七年），女直阿骨打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
在天庆六年发生一件事情，或许与建塔有关。《辽史.后妃传》载，“道宗惠妃萧氏，小字坦思，驸马都尉霞抹之妹。大康二年，乙辛誉之，选入掖庭，立为皇后……八年，皇孙延禧封梁王，降为惠妃，徒乾陵；斡特懒还其家。顷之其母燕国夫人压魅梁王，伏诛。贬妃为庶人，幽于宜州，诸弟没入兴圣宫。天庆六年，召还，封太皇太妃。”[15]根据《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记载，惠妃于乾统二年闰六月被降为庶人[16]，惠妃因受耶律乙辛牵连，自乾统二年被贬为庶人开始居于宜州至天庆六年召还，在宜州居住了十四年时间。这一点曹汛先生在文章中也注意到了，曹汛先生认为辽代后妃多佞佛，因此，推测为惠妃幽居宜州期间，乾统七年时建塔，与奉国寺大工程同期。但笔者认为，惠妃因受耶律乙辛牵连而被贬为庶人，天祚帝对耶律乙辛极为憎恨，在惠妃幽居宜州期间，随时有被赐死的危险，根本没有指挥调动他人修建佛塔寺庙的权力和财力。至天庆六年十二月乙亥时，天祚皇帝可能是为了平息帝后族之争，缓解内部矛盾，才良心发现，惠妃被召还，重新封为太皇太妃，因此，除天祚帝佞佛期望通过修建佛塔来祈福佑国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惠妃于天庆七年发愿修建佛塔祈福佑国，也是在情理之中。
在该塔塔身八面佛像中，东北面佛像最特殊，其佛头前倾，冠下发髻线明显，面庞细瘦，呈瓜子脸，低眉颌首，面带羞涩，腰部细瘦，呈女相，与其他七面佛像面庞宽阔圆润的男相形成鲜明对比。东北方向所朝正是显陵和萧氏家族所居的方位，此尊造像会不会是按照道宗惠妃萧坦思的形象雕刻的呢？
义县嘉福寺塔的学术价值在20世纪30年代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最早全面研究义县嘉福寺塔的日本学者是村田治郎，他于昭和八年（1933年）在《满洲建筑协会杂志》发表文章《义县嘉福寺的佛塔》[4]一文，全面介绍了嘉福寺塔及所在高台上的嘉福寺。在他之后，日本学者关野贞和竹岛卓一在昭和十年（1935年）出版的《辽金时代佛教建筑及其佛像》[5]一书中，再次介绍了该塔，并配以详细的照片。上述两位日本学者，均认为该塔是辽金时期的建筑，但没有明确具体的始建年代。198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曹汛先生发表了《义县广胜寺塔及其建造年代》一文，根据在塔附近出土辽乾统七年（1107年）宜州广胜寺沙门可炬建石经幢，认定该塔修建于辽乾统七年（1107年）或略前一点[6]。在此之后，再无专门介绍和研究该塔的文章，一些介绍塔史的书籍和文章中大多简单进行介绍，均持曹汛先生的观点，这里不一一列举。该塔名为广胜寺塔，建于辽乾统七年似成定论。
笔者经过认真考察，认为曹汛先生的论证存在以下问题：
1、宜州广胜寺经幢的实际出土地点与曹汛先生记述有所出入。笔者于2011年到义县现场调查经幢出土位置，据义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刘剑同志介绍，经幢是其同学王志昌所挖出，经幢的实际出土地点位于塔东南方向，距塔约300米左右，并非曹汛先生记述的“塔前100米”。
经幢出土的位置距塔有300米左右，那么塔所在的位置是不是辽代的广胜寺，就很值得商榷了。辽代崇信佛教，到了晚期道宗、天祚帝时，对佛教的崇祀已达疯狂程度，“海内塔庙林立相望”。州城之内寺院比邻。据元大德七年碑记载，“（奉国寺）亦可谓东胜事之甲也。未几，义起，辽金遗刹毁殆尽，独奉国孓然而在。”[7]金末元初战乱，除奉国寺得以独善外，其余寺庙全部被毁。上述记载说明辽金时期，宜州的寺院绝可能不仅仅是奉国寺和广胜寺两个寺院。
明代义州城为依辽金时期宜州城旧址所建，据《辽东志》记载，义州城“洪武间指挥使何浩仍旧修筑……宣德间都指挥楚勇甃砖，周围九里一十步”[8]，据此推算，辽代宜州城东西宽不过二里稍多一点，合现在1100米左右。现塔在城的西南角，距其东南300米远处之地如果是广胜寺的话，那么现塔的位置是否仍是广胜寺范围，就很难说了。按民国时期义县地图显示及当地百姓介绍，嘉福寺塔位于城的西南角，距南城墙不足百米，广胜寺经幢出土于其东南方向300米处，处于义县县城的城外，明清的义州县城是在辽金土城的基址上兴建的，因此，宜州广胜寺经幢出土地点即在辽宜州城城外，按照一般塔寺的修建规律来说，绝不会将寺和塔分建于城里和城外的。因此，据经幢而定此塔为广胜寺塔在没有新的证据证明之前，似乎并不充分。笔者认为，还是依清代寺院嘉福寺名，暂定塔名为嘉福寺塔，更为恰当一些。
2、曹汛先生幢塔同建的观点亦值得商榷。
曹汛先生在文章中写到：“幢与墓塔或墓葬必属同时，自当毫无疑义，就是在佛殿、佛塔之前建幢，一般也常属同时，幢兼起纪年碑刻之作用”，然后，举了两个例证，一为佛光寺大殿，二为抚顺高尔山城塔。佛光寺大殿与经幢经梁思成先生考证，虽属同时，但以佛光寺与塔类比，似乎并不恰当。辽代寺庙大多建得较早，而塔幢大量举建于道宗和天祚帝时期，多晚于寺庙。高尔山城塔附近确曾出土过题款为大安四年石幢，但该幢并非出土于塔旁，而是出土于抚顺城北民家土墙旁，后被日本人渡边三三收藏[9]。该幢与高尔山塔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由此论证高尔山塔为辽大安四年所建，有牵强附会之嫌。曹汛先生认为，“从高尔山塔的造型和雕刻上看，具有辽末特征，与大安四年时代相符”。笔者认为，高尔山塔不论是从造型和塔身砖雕上看，均无辽塔特点，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旧照片及现存塔来看，其更多的体现出金代和明代建塔特点。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抚顺市城建局曾对该塔进行大修，据维修塔的大连古建筑公司项目经理梁富群介绍，该塔砖均为素面，无一块辽代通用的沟纹砖，塔内有塔心室，在维修过程中，发现塔心室中立一木质塔心柱，柱上墨书大明万历款识。据此，笔者推断，高尔山城塔年代最早为金代所建，明代万历年间进行过大规模维修。因此，以高尔山塔与抚顺城北民家土墙旁出土大安四年幢作为例证，亦并不恰当。
综上所述，曹汛先生将义县嘉福寺塔定名为广胜寺塔，其始建于乾统七年或更早的观点因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并不能使人信服。
那么，嘉福寺塔到底始建于何时呢？
2008年，辽宁省启动“辽塔保护工程”，笔者于2011年7有幸参与了该塔的测绘和保护维修方案设计工作。在测绘过程中发现，该塔的一至四层与五至十三层，不论在建筑材料上，还是砌筑方法上均存在明显差别。该塔一至四层用砖，主要为辽代晚期典型的细沟纹砖，沟纹为七道细浅绳纹，围脊上饰以三道凹槽装饰成瓦条脊。五至十三层，均为素面砖，不见一块沟纹砖。围脊上没有一至四层雕出瓦条脊。一至四层砖质与五至十三层砖质，亦有一定差异，一至四层砖色青灰，硬度和密度高于五至十三层；五至十三层与一至四层相比，色泽略偏黄，硬度和密度略低于一至四层，从其砖上看，五至十三层砖与金元时期砖特征更为接近。
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结果呢？由于史料并无明确记载，无法从文献记载中找到答案。推测只有两种可能会造成此种结果，一是此塔为辽代晚期所建，建至四层，辽代灭亡，因战乱，此塔停工较长时间，金代时补建五至十三层，所用砖以及五至十三层檐造型发生的细微变化。第二种可能是，此塔为辽代建成，在1290年元代宁城路大地震中五至十三层损毁，震后进行了大规模恢复修缮。
如第二种推测可能成立，此塔在1290年大地震中五至十三层损毁，说明整个塔体结构松散、稳定性较差，一至四层应该或已倾斜，或存有较多结构性裂缝，即使元代以后对其进行了加固，也应存有加固后的痕迹，如断裂的青砖，元后剔补的青砖等残存。否则，绝无可能五至十三层齐刷刷的倒掉，而一至四层却完好无损。在测绘过程中发现，该塔一至四层塔体结构极为坚固，现存砖体均为辽代晚期砖体，未发现晚于辽代晚期补砌和剔补砖体存在（塔基座底部一周除外，因塔基座底部接近塔台地表，水气上浸，风化酥碱较重，据乾隆五十一年《义州重修嘉福寺及塔台碑记》载[10]，清乾隆六年和乾隆五十一年，曾包砌塔根），塔体既无任何倾斜，亦无任何结构性开裂缝隙存在。四至五层间，辽代砖体与金元时期砖体界限平齐，较为明显。因此，可以断言，辽代建塔，元代大地震损毁五至十三层，震后维修的推测是不成立的。
那么，义县嘉福寺塔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辽代末期创建，当修至四层时，因辽金战乱而停工，成为“半拉子工程”。金占领宜州后，继承了辽代未完工程，继续修建，将五至十三层补砌完工，整个塔的建设历时两个朝代。在测绘该塔时，在塔上残存的铜镜中发现两面刻款铜镜，其中一面为“义州弘政验记”，另一面为“西京官记”。这两面铜镜均为金代铜镜。据《金史.地理志》载“义州，下，崇义军节使。辽宜州，天德三年（1151年）更州名。户三万二百三十三。县三、镇一：弘政、开义、同昌。”[11]“西京”，此为金西京大同府，沿用辽代西京。此镜当为从山西大同携至义县。据此可知，此塔五至十三层的补建最早是在金天德三年（1151年）之后。
那么该塔到底是何时始建的呢？尽管没有明确历史文献记载，但可以根据当时的历史进行合理推断。
辽代绝大多数塔建于道宗和天祚帝时期，建塔的目的则是通过修建佛塔来祈福佑国。天庆四年，阿骨打起兵，辽金两国开始进入战争状态，由于辽朝晚期政治腐败，帝族后族争权，崇佞佛教，致使叛军四起，原来十分强大的契丹政权迅速土崩瓦解，金军所向披靡，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辽东京地区便被金国全部占领，并向辽中京地区进军。
面对政权的土崩瓦解，天祚帝一筹莫展，崇佞佛教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佛的保佑上，期望通过广建佛塔寺院来达到祈福佑国的目的。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修建了大量的佛塔，如天庆四年的沈阳辽滨塔、天庆九年的北京天宁寺塔等等，根据这些塔内出土的碑刻铭文，可以明确反映出天祚帝修塔祈福佑国的目的。除这些记载明确的塔外，还有大量的塔为天祚晚期修建，如辽宁绥中妙峰寺双塔的大塔，为天祚帝赐建的祈福佑国塔。在辽中京地区，还有许多塔是在辽末期匆忙兴建，在辽亡并未完工，留下了许多“半拉子工程”，有些工程金代进行了续建，有些则一直没有完工。如内蒙敖汉武安州塔、辽宁朝阳八棱观建州城塔、十八里堡榆州城塔、阜新红帽子成州城塔、内蒙宁城半截塔等等。内蒙敖汉武安州塔亦建于辽代天祚末年，塔一至三层砖体为拆除其他建筑所用青砖砌筑，砖大小不一，砌法杂乱，塔原拟建成带有廊道通往塔顶，后因辽灭亡而停建，金代在辽塔基础上，续建四至十三层，改变了原始设计，在四至十三层檐部不再施以仿木铺作，而以简单叠涩出檐，并将二层以上廊道全部砌死，形成只有塔身向上廊道的特殊格局。朝阳八棱观塔则修到十三层时，辽亡，塔顶和塔刹一直未完工。2010年以维修八棱观塔时，发现十三层顶时为平顶，没有任何因自然因素残损的痕迹，尽管塔身砖雕较为精细，但各层塔的角梁长短粗细不一，很多是旧的建筑构件改作的角梁，既反映出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又反映出时间仓促，紧急应付的施工需要，与辽代其他那些塔做工精细考究风格出入较大。十八里堡榆州城塔和八棱观塔相似，建至六层时，因辽亡而停工，后世亦未补建。阜新红帽子成州城塔建至十一层时，因辽亡而停工，后世亦未补建。内蒙宁城半截塔仅修建完塔身，中京便陷落，后世未补建。这些辽塔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并未修建至应有的高度和层数，如果上述塔全部竣工，即使因地震或自然风雨侵蚀，塔顶依旧会保留原有塔顶的痕迹，而上述这些塔，在顶部均为平砌，未完工迹象十分明显。
宜州位于通往兴中府和中京地区的前沿。“是岁（天庆七年），女直阿骨打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
在天庆六年发生一件事情，或许与建塔有关。《辽史.后妃传》载，“道宗惠妃萧氏，小字坦思，驸马都尉霞抹之妹。大康二年，乙辛誉之，选入掖庭，立为皇后……八年，皇孙延禧封梁王，降为惠妃，徒乾陵；斡特懒还其家。顷之其母燕国夫人压魅梁王，伏诛。贬妃为庶人，幽于宜州，诸弟没入兴圣宫。天庆六年，召还，封太皇太妃。”[15]根据《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记载，惠妃于乾统二年闰六月被降为庶人[16]，惠妃因受耶律乙辛牵连，自乾统二年被贬为庶人开始居于宜州至天庆六年召还，在宜州居住了十四年时间。这一点曹汛先生在文章中也注意到了，曹汛先生认为辽代后妃多佞佛，因此，推测为惠妃幽居宜州期间，乾统七年时建塔，与奉国寺大工程同期。但笔者认为，惠妃因受耶律乙辛牵连而被贬为庶人，天祚帝对耶律乙辛极为憎恨，在惠妃幽居宜州期间，随时有被赐死的危险，根本没有指挥调动他人修建佛塔寺庙的权力和财力。至天庆六年十二月乙亥时，天祚皇帝可能是为了平息帝后族之争，缓解内部矛盾，才良心发现，惠妃被召还，重新封为太皇太妃，因此，除天祚帝佞佛期望通过修建佛塔来祈福佑国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惠妃于天庆七年发愿修建佛塔祈福佑国，也是在情理之中。
在该塔塔身八面佛像中，东北面佛像最特殊，其佛头前倾，冠下发髻线明显，面庞细瘦，呈瓜子脸，低眉颌首，面带羞涩，腰部细瘦，呈女相，与其他七面佛像面庞宽阔圆润的男相形成鲜明对比。东北方向所朝正是显陵和萧氏家族所居的方位，此尊造像会不会是按照道宗惠妃萧坦思的形象雕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