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即政治上需要什么，我就能作出诗词，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等等都在泛意识形态化的大环境下溶化到虚无世界了。
比如,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下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描绘了四海之内《通知》广传，文革风起云涌的景象。
不料，这首诗问世仅五个月，“四人帮”便被绳之以法。获悉此讯，郭沫若随即挥毫，创作出《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这两首诗如下：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1976年5月12日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