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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民之性以养其民

2010-04-12 12:55阅读:
《种树郭橐驼传》是柳宗元写的一篇文章。本文题名为“传”,实际上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指出封建统治阶级如同“他植者”,有时打着爱民的幌子,行害民之实,由此规讽“长人者”为政不可扰民,害民,而应养民,惠民,顺应自然,让百姓休养生息。文章具体介绍了郭橐驼种树的种种方法和经验,并与“他植者”进行了鲜明的对比与反衬,以人喻人,设事明理,含蓄而又具体地阐述了“养人”的思想。今天读来,仍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养人术”即“育人术”,就是安抚百姓的方法,其核心思想就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所谓“天”就是客观自然规律,“顺木之天”就是要顺应树木生长的内在规律,不用人为的外力去骚扰之,捣乱之,折腾之。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完全可以无为而治,放任自流,关键还要在“致”字上下功夫。郭橐驼在种树时其实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文中“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养”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种好之后,他才撒手不管。这样才使得树木能够在顺应其“本性”的土壤里,得以枝繁叶茂,早实果多。
养民亦如此。从郭橐驼阐述的种树之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柳氏养人之理”:
一是养人者自身的品德与素质。会不会养人,首先取决于“长人者”自身有无必备的素质。文中的郭橐驼,在我看来应该是个好官的典型,或者说具有“长人者”为政必不可少的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他外形不美心灵却很美:既吃苦耐劳又勤劳善良,且兼有一技之长;既心胸大度又见识过人,面对人们的轻视嘲谑不自卑自怜,反而能坦然面对欣然接受;他专志专心于自己的种树职业,凭自己的真本事种出了硕茂的果木来,令长安“为观游及卖果者”甚至上层阶级的“豪富人”“窥视效慕”“争迎取养”;他既不居功自傲自以为是又不坚守种树秘方独霸乡里,而是毫不保留倾囊相授。从郭橐驼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顺应自然、宽厚爱民”的生活哲理和人生智慧,这是为官之人必备的基本道德、政治素质,具有这种素质的人,才能爱民如子,方可为官治民。因此,“长人者”们首先需要向郭橐驼学习,具备他身上所有的美德和素养,而不应是“他植者”的样子,这是养民的先决条件。
二是养人的方式方法。种树如同养人,种的方法很重要,关系到能不能种活树(人),能不能使树(人)长得“硕茂
”并“早实以蕃”。橐驼种树的绝技就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养人亦是如此。具体说来,这里包括这么几层意思:
首先是养人的前提条件,即要了解民生。种树要深谙树木的自然本性,养人要熟习百姓的民生疾苦。“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郭橐驼懂得树的本性在于“本、培、土、筑”,据此种树,无不鲜活。民的本性在于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现实问题等方面有无突出问题,能不能让其安居乐业,即种种民生问题。“长人者”唯有下基层,入民间,了解民情民意民生,才能制定出切合百姓实际的、科学而合理的养民政策,这是养民的前提条件。
其次是养人的具体做法,即要采用休养生息、与民为善的政策。郭橐驼种好树后“勿动勿虑,去不复顾。”让树顺其自然,自由生长。“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看似漠不关心,实则在关键时刻心底重视,暗中关心,“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知道什么时候该有所为,什么时候应有所不为。最终使树茁壮成长,枝繁叶茂,早实以蕃。这种爱树如子,似弃实置,不害其长,顺应树性树情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的态度和做法,才是最适合治养树的,更是适合养民的。可惜的是我们的许多“长人者”其实都是“他植者”,都没有学到郭橐驼的这一技半招,反而是在有意无意中害树害民。“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他们种树很盲目,不了解树的本性,对树的态度更是错误,“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这种做法与态度,其结果是使“木之性日以离矣。”用郭橐驼的话来总结,就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这里,“他植者”的做法与态度正是现实生活中某些昏官庸吏扰民、害民的真实写照。他们嘴上说的是爱民,手中做的却是害民。“若甚怜焉”却“好烦其令”,政令频出,使百姓“根拳土易”,从中榨取百姓的钱财。“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置民于死地而不顾,非得到榨光最后一点血汗为止。这样的为官治民,与“养民”已是相去甚远,他们违背了“顺民意、合民情”的原则,不是政为民所出,权为民所用,急民之所急,休养生息,量力而为,与民为善,而是强行榨取,不顾死活,还自欺欺人,沽名钓誉。联系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这一点尤其突出。
最后是养民的目的动机,即要抱着为民请命,造福于民的宗旨。橐驼种树一不贪钱二不图利三不求名,一心只为种好树着想,丝毫没有个人私念,“我知种树而已”。正因如此,才能心神一致、种得好树。为官者也应如此,必须抱着为民办好事,办实事,不图个人私利的目的和宗旨,才能两袖清风,为民请命,造福一方百姓,才是名副其实的“父母官”。
因此,综观柳氏的“养人”思想,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百姓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的本性及生长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更不能口是心非,满天过海。

为什么要养民?这源于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与作者的政治理想。
唐代经过安史之乱后,国力衰落,国运衰微,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本文是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发声而为言的。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仅有一点土地的农民,除了交纳正常的绢粟外,还要承受地方军政长官摊派下来的各种杂税。据《旧唐书·食货志》载,各地官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同时加紧对下层的盘剥,于是“通津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可以说,苛捐杂税、民不聊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柳宗元在文中直言“长人者”不顾百姓死活,只顾个人私利的种种罪恶。“若甚怜焉,而卒以祸”,他们借爱民之名,行扰民之实。“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在众百姓面前“好烦其令”——促耕,勖植,督获,缫绪,织缕,字幼孩,遂鸡豚。这些政令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昼夜勤作息”还完不成官府衙门摊派下来的任务。除此之外,广大人民还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鲜有暇日。“吾小人辍飱饔以劳史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这些都增加了下层百姓的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所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病且怠”也。关于中唐时期的苛捐杂税导致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柳宗元在他的《捕蛇者说》一文中有详细的揭露,并发出了“苛政猛于虎也”的悲鸣。
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身处中唐这样的黑暗时代,柳宗元清醒地认识到,唐王朝急需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来重振国力,老百姓也需要宽松的政治统治以求安居乐业。于是他用手中的笔,描写百姓的不幸遭遇,揭露社会的黑暗现实,评击官吏的昏庸腐败。为民请命,舍生忘死。他企图改良这个社会,于是和刘禹锡等人参加了“永贞革新” 运动,成为这一组织的核心人物。“永贞革新”是以王叔文为首的官僚士大夫为打击宦官势力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虽然王叔文集团执政仅146天,参与者均遭贬斥,但他们实行的改革措施,如罢宫市、出宫女、限制进奉、减免租税等,在当时是深得人心的。但柳宗元也为他的政治理想和追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一贬再贬,年仅47岁就死在柳州任上。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柳宗元参加的“永贞革新”的先声。他提出的“养民”思想,实际上是他内心深处关于改良社会、拯救百姓的政治主张的呐喊,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上下层百姓的深切同情,对国家前途的深深担忧,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积极作用。
总之,从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柳宗元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也看出了他“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柳氏主张为文应“明道”,“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联系本文,此“道”就是“养民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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