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克休的公文包、向小马倾诉的马车夫约纳和父亲逃离时留下的肉冻
张永渝
长春董辑往一个小群里发了一首《现代诗歌》,同时配有两小段文字——
——现代诗在中国,仍然处于多重误解和多重漠视之中,不但来自于读者和受众,也来自于从业者研究者和评论者。
——自觉的写作者,只能接受寂寞孤独乃至于俗世的失败者这一命定。
这两段文字给我很大触动。我想起博客里的一则片段,翻检出来,连缀成篇。
(一)装在毕克休的公文包里残忍的现实
《毕克休的公文包》是都德的一个短篇。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当年的能人——“疯疯癫癫的讽刺家”、“尖刻又可爱”的毕克休先生,变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瞎子,“像一只拔光了羽毛的鹭鸶”。一天,他与叙述主人公相遇,“我”请他吃早点,同时也听他倾诉——
“眼下在法国,却有四万个青年人对我们这个职业行当馋得流口水!在外省,每天都有一个火车头开动起来,给巴黎送来一批批糊涂虫,他们爱好文学,爱好印成白纸黑字的流言蜚语,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在文艺界,自吹自擂的文学集会此起彼伏,闲言碎语不绝于耳,争论吵架从未停歇。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种种怪事成堆,文字粪便不断排出,整个领域暗凄惨,像是地狱,但又缺少惊心动魄的气概。在这里,人们互相残杀、互相掠夺、互相坑害,文人才子们讨价还价、争财争利的噪门比小市民堆里的更高。尽管存在所有这一切,但文艺界里却到处有人饿死,比其他领域更多。”
——洞察世事的毕克休先生却没有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失去了最珍爱的女儿的监护权,我们看他醉后遗落的、当年“可以使人名誉扫地”、从不离身、自谓“装毒液”的公文包里还剩下什么——
“最后,一个封了口的大信封,从那里面露出两三根卷曲的黄头发,就像从小女孩的软帽下露出来
——现代诗在中国,仍然处于多重误解和多重漠视之中,不但来自于读者和受众,也来自于从业者研究者和评论者。
——自觉的写作者,只能接受寂寞孤独乃至于俗世的失败者这一命定。
这两段文字给我很大触动。我想起博客里的一则片段,翻检出来,连缀成篇。
(一)装在毕克休的公文包里残忍的现实
《毕克休的公文包》是都德的一个短篇。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当年的能人——“疯疯癫癫的讽刺家”、“尖刻又可爱”的毕克休先生,变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瞎子,“像一只拔光了羽毛的鹭鸶”。一天,他与叙述主人公相遇,“我”请他吃早点,同时也听他倾诉——
“眼下在法国,却有四万个青年人对我们这个职业行当馋得流口水!在外省,每天都有一个火车头开动起来,给巴黎送来一批批糊涂虫,他们爱好文学,爱好印成白纸黑字的流言蜚语,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在文艺界,自吹自擂的文学集会此起彼伏,闲言碎语不绝于耳,争论吵架从未停歇。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种种怪事成堆,文字粪便不断排出,整个领域暗凄惨,像是地狱,但又缺少惊心动魄的气概。在这里,人们互相残杀、互相掠夺、互相坑害,文人才子们讨价还价、争财争利的噪门比小市民堆里的更高。尽管存在所有这一切,但文艺界里却到处有人饿死,比其他领域更多。”
——洞察世事的毕克休先生却没有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失去了最珍爱的女儿的监护权,我们看他醉后遗落的、当年“可以使人名誉扫地”、从不离身、自谓“装毒液”的公文包里还剩下什么——
“最后,一个封了口的大信封,从那里面露出两三根卷曲的黄头发,就像从小女孩的软帽下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