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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名作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

2012-09-13 10:4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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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氏盘》全拓点击浏览大图）
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的西周青铜器文物珍品——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曾轰动一时。而这块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有人认为作器者为夨，又称作夨人盘。传清乾隆初年于陕西凤翔出土。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圆形，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内容为一篇土地转让契约，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清康熙时，扬州徐约齐以重金购自歙州程氏，后又归於扬州洪氏。清阮元曾翻铸此盘，也有铭文拓本传世。嘉庆十四年，仁宗五十大寿时，新任两江总督阿毓宝从扬州盐商购得此盘贡入内府。历经道、咸、光、宣四朝，因年久失查，不知所在，1924年逊清内务府清查时，发现於养心殿库房。1935年《散氏盘》随清宫其它文物移交北平故宫博物院，抗战时曾南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ont SIZE='2'> 散氏盘，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字迹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显得奇古生动，已开“草篆”之端。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虢季子白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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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季子白盘拓片（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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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季子白盘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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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宣王(前827～前782)时铸 8行 110字 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西周宣王时，虢季子白曾率“天师”伐“太原之戎”，得胜以后，在周庙受到周夷王的嘉奖。为了纪念这一盛事，特为铸造了此盘。据传，此盘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为西周著名重器。虢季子白盘内底部有铭文八行字。长篇铭文不仅有史料价值，也是先秦书法代表作经过辗转流传，解放后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虢季子白盘》器形宏大，纹饰精致，铭文很长，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军事的重要史料。铭文书法的艺术性十分突出。铭文字形较大，结构严谨，笔画圆润遒丽，布局和谐，体势在平正、凝重中流露出优美潇洒的韵致，已开《石鼓文》、《秦公簋》的先路，是西周金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书法艺术之精品。

侯马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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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共有5000余件，每件玉片大小不一，磨琢精致，用毛笔书写，字迹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相似，大部分是朱红色，也有小部分是黑色的，比较清晰。因为玉片大小不一，字数也有多有少，多的达200左右，少的只有十余字。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赵鞅与卿大夫订立的文字条约，要求参加盟誓的人都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不再扩充奴隶、土地、财产，不与敌人来往。
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晋国历史，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有重大意义。
盟书笔锋清丽，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
中山王三器
战国时期的中山，即春秋时期的鲜虞，本是戎狄部落的一支，过去有关的史籍记载很少。1974年以来，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出中山国重要遗址，遗址座落在平山县三汲公社东灵山和西灵山的南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中山王方壶、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鼎以及中山王圆壶合称中山三器。
　　“中山三器”行文流畅，文字精美，风格独特，是中国古文字的精品奇葩。铭文以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鼎最多，也最精美。铭文为刻款，体现了华美的书写风格。铭文章法随势附形，排列整齐。
　　从书法上欣赏：铭文绮丽多姿，典雅飘逸。笔划一丝不苟，线条下垂，纤细劲秀，布局均匀。字型修长优美，重心偏上，体势秀逸，摇曳多姿，极富装饰趣味。文字排列参差错落，穿插自如。圆转流畅，灵动自然。是战国晚期金文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
　　从刀法上欣赏：镌刻技巧精熟，运刀如笔。线条刻划生动，多姿多彩。用刀的轻重起伏，得心应手。行刀节奏的快慢徐疾，灵活多变。单刀、双刀交替使用，提按分明。刀法曲直变化，方圆皆备。转折处衔接准确，变化丰富。契刻用单刀利刃，尖入尖出，更显爽利劲健。线条组合上追求粗细、轻重、虚实变化。横、竖等主笔粗、重、实，其它副笔细、轻、虚，这就使通篇文字产生了强烈的韵律感。
　　中山王铭文的迷人魅力倾倒了无数爱好者，众多书法家和篆刻家纷纷效仿，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徐无闻先生，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专家和书法家。徐氏书写的中山王体书法作品，结构严谨，字形优美。线条挺劲，变化随意，小大由之，得心应手，潇洒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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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鼎实物战国时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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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鼎拓片（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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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鼎拓片局部(更详细资料[1][2][3][4][5][6][7][8])
　　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鼎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鼎》是1977年在西灵山一号大墓中出土的，鼎为铁足刻铭铜鼎，周身刻铭七七行，计四六九字。鼎系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十四年铸，是用以赏赐中山相賙的。
　　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鼎身刻有铭文469字。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
　　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鼎》铭文字数之多，仅次於西周《毛公鼎》，在战国铜器中更属罕见。铜鼎铭文的风格，按近三晋文字，字体修长，匀称流美，装饰意味十分浓厚，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
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鼎释文：
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于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昔者燕君子哙睿恰夫吾长为人宗干于天下之勿纠犹迷惑于子之而亡其邦为天下戮而皇在于少君乎昔者吾先考成王早弃群臣寡人幼童未通智唯傅是从天降休命于朕邦有厥忠臣喜克顺克卑亡不率仁敬顺天德以佐右寡人使智社稷之赁臣宗之义夙夜不懈以道寡人今方壮智天其德省其行亡不顺道考宅唯呜呼折哉社稷其庶乎厥业在只寡人闻之事如长事愚如智此易言而难行也非赁与忠其谁能之其谁能之唯吾老喜是克行之呜呼攸哉天其有于哉厥邦是以寡人赁之邦而去之游无遽惕之虑昔者吾先祖桓王邵考成王身勤社稷行四方以忧劳邦家今吾老喜亲帅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奋桴振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寡人庸其德嘉其力是以赐之厥命唯有死罪及三世不以明其德庸其工吾老喜奔走不听命寡惧其忽然不可得惮惮 恐损社稷之光是以寡许之谋虑从克有工智也诒死罪之有智为人臣之义也呜呼念之哉后人其庸之毋忘尔邦昔者吴人并越越人修教备赁五年复吴克并之至于今尔毋大而毋富而骄毋众而嚣邻邦难信仇人在旁呜呼念之哉子子孙孙永保定之毋替厥邦
　　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方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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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方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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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方壶铭文(更详细资料[1][2][3][4] )
　　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方壶 ,1978年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方体，小口，斜肩，腹两侧有一对环耳，这是战国中、晚期常见的方壶形式。它在造型上的突出特点是，使用了八条雕龙为装饰。在壶盖上有四个抽象的龙形钮，在壶肩四棱上各雕塑有一条小龙，龙头冲上，独角大耳，颈背生鬃，长尾。这些龙装饰的使用，为光素无花纹因而略显呆板的壶体增加了活泼气氛，而龙身无繁缛的花纹，与壶体协调相称，共同构成一种素雅明快之美感。
　　该壶最受学术界珍视之处，是它的四个光平的腹壁上，用纤细的笔道、工整优美的篆书，刻下的长达四百四十八个字的铭文。根据铭文的记载，这是一件中山国王命令其相邦（相国）铸造的酒器。该壶铭文云：“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意即选择燕国优质铜，铸造铜壶，按照禋祀的礼仪规定装酒，用于祭祀上帝和祖先。在铭文中说该器叫做彝壶，用来盛祭祀上帝、祖先的酒。到了汉代，人们给这种方体铜壶起了个专名叫做“钫”。

　　中山王圆壶 ( [转载]篆书入门（三） [转载]篆书入门（三）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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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圆壶 ( [转载]篆书入门（三） [转载]篆书入门（三）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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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圆壶 ( [转载]篆书入门（三） [转载]篆书入门（三）壶) 铭文局部(更详细资料[1][2][3] )
　　中山王圆壶为中山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的嗣王 [转载]篆书入门（三） [转载]篆书入门（三）为先王所作。圆壶为短颈鼓腹,两侧有二铺首，圈足，有盖，盖饰三钮,通高44.5厘米，腹径32厘米，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
附录：
中山王墓出土情况简介
　　战国时代群雄并起，相互割据称霸，曾出现包括秦、楚、齐、燕、韩、赵、魏在内的战国七雄。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国家能否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国的军事实力，北方小国中山拥有强悍的军队号称“千乘之国”而成为曾经左右政局变化的关键因素，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生存，后期周旋于七雄之间，国君曾经称王。《战国策》有《中山策》，当时的纵横策士，颇看重中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实力，说明中山国足以立身于七雄之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山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从出土的文物看，后期中山国虽然仍保留某种程度的戎狄之风，但已经华化，中山国的青铜铸器也有很高的工艺水平，这说明华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但是有关中山国的历史，史书中无详细记载，中山王墓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补足了这一缺陷，由此笼罩在上面的那一层面纱得以掀开。下面先简要的介绍中山国的历史，然后再主要以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出土情况（分为墓葬制度和出土器物两个部分）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 概述
　　中山国是由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白狄创立，最初被称为鲜虞，后称中山。公元七世纪左右，鲜虞向中原一带内迁，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在与中原强大势力的竞争中，鲜虞中山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曾经一度失国。大概三十年后，中山复国，桓公及其追随者从太行一带返回故土，并且迁都灵寿，公元323年，达到鼎盛状态，王昔与韩、赵、魏等国国君相继称王，之后在参与齐国对燕国的讨伐中，中山国占地掳物，迎立新君，并由此获得周天子的嘉奖。但是之后中山国处于衰败的过程中，势力一蹶不振，最终被赵国所灭，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太行脚下重振家园。关于这一段历史，史书中有所记载，但是仍然有许多疑问使得这一小国的历史不完整。新中国的考古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山国。这一墓葬考古的出土也是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1935年，平山县三汲乡南七汲村出土了一块刻有文字的“大河光石”，经过认定，三汲一带是战国中山国国王的园囿和陵墓所在地，中山国扑朔迷离的历史初露端倪。1956年当地农民在掘井时，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青铜车器，其后出土过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刀币。1973年，发现了古人修建陵墓时专门建造的封土，而如此壮观的形制，也只有王侯一级的人物才有资格“享用”。在附近地面上还有一些战国时期的陶片等，说明这里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墓葬。之后在墓南东侧发现车马坑1座，西侧由东向西排列有车马坑1座、杂殉坑1座，葬船坑一座；还分别在墓的东面、北面西侧和西面发现了陪葬墓6座。1976、1977年，经过整理确认，中山王墓的出土正式向外公布。
　　二 中山王墓葬制度
　　墓葬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物化形式，发展到东周，原来的一套制定严格的墓葬制度到此时已经遥遥欲坠，战国时期更加明显，而中山王墓的出土情况也正式反映了这一改变。中山国都城灵寿城及中山王墓地处河北省平山县，属于中原的边缘地带，由于民族融合，中山国与中原各国在文化面貌上基本一致，中山王墓及其陪葬墓在“随葬的铜器或者陶器，主要都有鼎、豆、壶、区（内为也）和鸟柱盘、筒形器等，基本组合与三晋墓葬相同，而铜器的形制尤为接近”。特别是墓地的布局情况与辉县固围村魏王室墓地及邯郸赵王陵墓地极为相同。中山国王墓分布在城西2公里的西灵山下和城内西北部的东灵山下。西灵山东西并列1、2号大墓，附近有建筑痕迹、车马坑、陪葬墓等。东灵山下主要有4座墓并列，其中1、2、6号为大型墓，3、4、5中型墓为王族近属的墓葬。下面以1号墓为例说明中山墓葬结构。1号墓是发掘墓葬中最大的一座，现存封土高度达15米左右，封土上的享堂已被复原为有回廊环绕的三层楼阁式覆瓦建筑。封土为方形，由下自上呈三级台阶式。第一台阶的内侧有散水，第二台阶上有回廊建筑残迹，有壁柱及檐柱撑起回廊的顶部，檐下散水以鹅卵石铺筑。墓室两侧有6座陪葬墓，陪葬者头皆向主墓，有棺有椁，陪葬墓的墓扩打破了大墓封土，随葬器物早晚不同，说明这些陪葬者不是杀殉，而是自然死亡后才被葬到大墓旁。南面的东西两侧各有车马坑1座，墓室南面有杂殉坑、葬船坑各一座。主室平面呈“中”字形，全室分为南、北墓道、椁室、东北库（面积较小，无随葬遗物）、东库（陈列青铜器和漆木器）、西库（陈列礼乐器和玉器）六个部分，椁室为石筑，室内积碳。葬具为二棺二椁。据推测，中山王墓共有五层木棺，棺椁的层数在古代中国实际上是身份的标志，五层棺椁限于国君使用。椁室内还出土了极珍贵的“兆域图”铜版，铜版上用金银嵌出了中山王陵园的规划图。由这六座墓葬形成陵园及与其他中原大墓的情况可见，战国中晚期，随着各国君权力的加强，有了一个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而且还有王后等陪葬墓，这也标志着东周墓葬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各以其族”的公墓制已走向了瓦解，国君单独的陵园制在逐渐形成。从墓葬中诸坑的分布来看，车马坑是典型的中原文化的产物，而杂殉坑仍然显现出强烈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气息，文化的包容能力可见一斑。
　　三 出土文物简况
　　（一）铜器：
　　战国的匠师们掌握了高难度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创造出独具特色、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它们不仅具有中原各国的特点，更兼具北方民主善于刻画动物形象，器具机动灵巧，便于携带的特点。不仅将人物和动物形象塑造得千资百态，生动逼真，而且将模型发乳炉中烘烤以增加强度。器物复杂则采用最先进的分筑法、失蜡法等工艺。中国青铜器时代礼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列鼎数量的规定，然而战国中期偏晚期，列鼎制已基本失去了对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中山王1号墓西库出土九件升鼎。“九个鼎形制不一。第三、五、七、九号鼎有刻铭，从器形上看，第七、八号鼎盖较平，其他鼎盖呈缓圆形隆起，第九号鼎是一个铁足大鼎，所以不是同时制作成一套的”。与九件升鼎配套的是六件陪鼎，但是墓中只发现五件。从王墓出土的乐器来看，1号墓的编钟数量减少，之年代更晚的6号墓竟然没有发现出土乐器。这两个墓主的身份和地位和族属完全相同，仅仅差别是年代，可见，随葬乐器的崩溃和铜礼制的崩溃在时间上是大体一致的。出土的青铜云雷纹编钟和石制编罄两者演奏时依次编排悬挂。墓中发现大量的青铜器，在1号墓中，有90件有铭文的铜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山三器”：中山王铜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两耳二三兽蹄足。方壶，方座，盖上有二立兽，边棱上四夔龙，腹部两铺首。嗣子（妾子）圆壶，两铺首，圈足，盖饰三钮。这三件铜器记载了中山国的历史，填补了文献的空白，其中前两器铭文相似，主要赞颂中山国相邦司马赒率师伐燕之事，并谴责燕王哙让位于燕相子之，叮嘱嗣王警惕此类事件在中山国发生。第三器中有王昔，四位先王的庙号（文、武、桓、威），从而衔接起了六代中山王系。这不仅涉及到中山族属的问题，而且有利于1号大墓年代的确定。十五盏连枝灯是古代铜灯的精品，由灯座和7节灯架组成。灯底座为透雕三只夔龙，在蟠曲飞跃中巧妙将外圈与中间柱座连接在一起。下方以三只双身虎承托底座，虎口各衔一圆环。每个灯枝顶端各托一圆形灯盏，灯枝上为短尾猴长臂的猿猴形象，各具形态，构思精巧。另有短发式，上身袒露，下着短衫，腰系宽带的家奴于灯座上右手抛食，做戏猴状。山字形器是中山国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其中一号墓出土5件，六号墓出土6件。器体呈山字形，顶部三锋作三角形，下部两侧成透空雷纹状，中间为圆筒状銎，其前后有方形楔孔。每件山字形器銎内均有朽木灰，由此可知，此器原应立于木柱上，木柱与銎间，由楔孔钉入木楔固定。銎的外侧下方刻有文字或符号，文字是铸作器物的机构和工匠的名称，符号是器物排列的位置。目前学者对山字形器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它是代表中山国的徽志；有的认为它是旗杆首；有的认为它是帐前所列之戟；有的推测它应排列帐前，或立于帐柱之上而围列帐周，并非宫殿前固定设置。与山形器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些小件帐的构件像铜橛、铜接扣、顶式帐帽、错金青铜牛屏风插座、挑叉、套管等，考古学家推测出的中山国王军帐气势恢弘。此外，还出土了一些中山国的兵器，可见千乘之国的威风。错金银龙凤方案，龙凤方案由四龙四凤四鹿组成，结构和造型复杂，底部圆形，下有四只梅花鹿为足，上有龙凤扭结盘绕，翼尾相接，内收外敞，打破了传统青铜器的常规，充分反映出中山国分铸工艺的高超。银首男佣灯也是中山国的照明工具，灯座为一男佣，身穿右衽宽袖云纹锦袍，腰系宽带。据分析，这应该是具有高级身份的内侍或庞臣，社会地位较高的士也应该穿这种服装。对比齐国贵族的照明工具人形双灯上的男佣，身穿短衫和长裤，是社会地位底下的士所穿的服装，可见当时的士这一阶层已出现分化。
　　（二）陶器
　　可与辉煌的青铜艺术相媲美的是出土的陶器，以抛光黑陶为主，造型优美，器物表面的花纹主要是压印和刻画的图案化植物和动物文饰。最富特色的是泥制黑陶的酒尊鸭形尊和鸟柱盘。
　　（三）玉器
　　中山王墓及其陪葬墓中出土的玉器达千余件，而且不仅包括明器，还有王曾经使用过的玉器。包括璧、环、璋等常见形象，装饰纹也有多种：谷纹、卷涡纹、云纹、方格纹等，还包括有单线刻、双钩、浅浮雕、圆雕、透雕等雕刻技法。兽头玉带钩和三龙环玉佩是常用的饰物，而头梳单圆吉，身穿在袖方格纹袍的玉人则反映了中山国小童的形象。
　　（四）琉璃器
　　出土较少，作为串珠和镶嵌用。在中山国，西方流入的和中国自制的两种琉璃都有[7]，镶嵌绿松石琉璃珠就是中国自制的。
　　（五）酒
　　中山酒是闻名遐迩的酒中名品。为中山王殉葬的各式青铜酒器中，有成对的酒器一个盛水一个盛酒，根据当时的制度都分装有不同的酒，而且保存得相当完整，酒呈深浅不同的绿色，开盖时散发着浓郁的酒香，实验结果显示中山酒是用奶汁或者粮食酿造。
　　（六）中山王兆域图
　　兆域图铜版“图上详注陵园各个部位发尺度，并附关于营建陵园的王命……长方形丘坪整齐的排列五个享堂，尺度则分为两级，居中的王堂和两侧的王后堂、哀后堂，均方200尺，相距百尺，两端间隔80尺的夫人堂和另一堂，则方百五尺。丘坪之外绕以内宫垣和中宫垣，前侧的两垣正中有门直达王堂，后部两垣之间又有四个方百尺的宫目前王陵四周的内宫垣和中宫垣还找不到痕迹，由诏命可知兆域图一式二份，一件随葬陵墓，一件收藏内府]兆域图的方向也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惯例符合。
　　（七）中山国货币
　　80年代，出土了多枚中山国石质刀币范，在古灵寿城铸铜器作坊也还发现多枚的陶、石质货币范，与在城东出土的直身“成白”刀币完全符合，由此也推翻了中山国不自铸货币的说法。并且有学者证明当时直身小刀币与平首小布钱同步使用上面过列出的几种器物中可见到中山国的初步情况，从总体上看，中山文物虽有一定独特风格，但从墓葬形制，从陶器与铜器的形制、文饰、装饰工艺手段，从铭文字体乃至从铭文中体现出来的儒家思想等方面看，中山国文化与中原华夏诸国文化（特别是三晋文化）已无明显差别。
秦公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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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簋拓片一（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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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簋拓片二（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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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簋实物（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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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

石鼓文 石鼓－吾车

　　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内容介绍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亦称“猎碣”。今中国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石鼓文的字体，上乘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乘《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法则，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明代大收藏家安国的十种石鼓文拓本，自称十鼓斋。其中最佳者北宋拓三本，仿军兵三阵命名为《先锋》、《中权》、《后劲》秘藏之。这些均是世界上保存字数最多、最好的拓本，现皆流传到日本，藏于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2006年春三本同时来华参加上海博物馆的《中日书法珍品展》。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为明代拓本，也非常珍贵。
[汇品]
　　唐 窦 臮：籀之状也，若生动而神凭，通自然而无涯。远则虹绅结络，迩则琼树离披。（《述书赋》）
　　清康有为：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广艺舟双楫》）
　　清康有为：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广艺舟双楫》）
秦诏量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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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为统一度量衡，向全国颁发了诏书。这篇诏书或在权、量（权即秤锤，量即升、斗）上直接凿刻，或直接浇铸于权，量之上，更多地则制成一片薄薄的“诏版”颁发各地使用，这就是《秦诏版》。
相传秦诏最初为李斯所书，不过设想一下全国那数不清的权量，上面的铭文当然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加上官吏们对下级的意识决不如对天子那样恭敬，所以与《泰山石刻》相反，秦诏铭文中虽然也有严肃、工整的，但大多数纵有行，横无格，字体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生动自然。更有率意者，出于民工手中，或缺笔少画，或任意简化，虽不合法度，却给人们以天真、稚拙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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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前2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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峄山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李斯书 高218厘米，宽84厘米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战乱，原石被野火焚毁。此石是宋太宗赵光义淳化四年（公元 993年）郑文宝根据原石拓本翻刻立石，碑阴有郑文宝题记。《峄山刻石》摹刻都甚多，而首推由宋代人所刻的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为最佳，现藏在西安碑林里。　　
　　在秦的统一事业之中，一个重大的功绩就是统一了文字。中国的汉字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从最早出现在陶器上的符号，刻划在兽骨龟甲上的甲骨文，和铸造在钟、鼎上的金文，以及到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文（大篆），只有在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李斯等人才用小篆统一了中国文字。李斯曾经说过：上古创造大篆字体，广为流传，但由于时间久远，人们多不能认识。所以现在删掉繁杂笔划，省略异体字形，改进成为小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字改革，对发展中国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十余年间，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先后五次远途巡视各地。秦王政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年），他出巡山东齐鲁故地登陶县的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时，登高远望，激情满怀，对群臣说道：“朕既到此，不可不加留铭，遗传后世。”李斯当即成文篆字，派人刻碑石于峄山之上。这就是著名的秦《峄山刻石》。　　
　　李斯的字在秦代是一流的。他还有一套书法理论，他在谈到用笔的方法时说：写字，用笔要急速回转，折画要快，象苍鹰俯冲盘旋一样。收笔好比游鱼得水，运笔就象景山行云，笔画的轻重、舒卷，应自然一体，大方美观。从《峄山石刻》可以看出，李斯的书法运笔坚劲畅达，线条圆润，结构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既具图案之美，又有飞动之势。书艺之高超掩灭先轨，散绝后贤，使一切写小篆的人皆难入其境，成为后世临摹学书之佳。
袁安碑

[转载]篆书入门（三）
　　
　　东汉篆书碑刻。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立。在今河南境内，碑石已残，每行末一字及碑额均已损佚，现存碑石高1.53米，宽0.74米，文共十行，满行存十五字，有穿在五六行之间、正当碑中，为汉碑之所仅见。此石于明万历间在偃师县辛村牛王庙中用作供案，因字在下面无人知为碑刻。1929年夏，村中一儿童仰卧其下纳凉，发现石上刻有文字，即告村人，村人任继斌遂以拓本流传行世。近时有翻刻本。书法结体微方，运笔圆匀，所存之字笔画皆极清晰，为学篆者取法善本。有影印本行世。
释文:
司徒公汝南女陽袁安召公，授《易》孟氏〔學〕。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十一月庚午，除給事謁者。五年四月乙□，遷東海陰平長。十年二月辛巳，遷東平〔任〕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太〕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建〕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僕。元和三年五〔月〕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孝和皇帝，加元服，詔公為賓。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薨。閏月庚午葬。
祀三公山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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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整拓本
　　“元初四年”是这块碑文开头的四个字，它告诉我们刻碑的时间是公元117年。在东汉众多的、以隶书为主的碑刻中它显得很特别，那就是以隶书的方法来写篆书。东汉已不是篆、隶书体的转变阶段，所以这种特征与秦隶中夹杂篆体是两回事。只要看一看《祀三公山碑》上时有在横画的末尾装上一个“现代”的波挑捺脚，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它如何尽力写成篆书的结构，终究打上了隶书时代的烙印。
　　《祀三公山碑》行间茂密，大小穿插，长短变化，由于行距相等而字距不等，因此具有变化中的整齐美。在单字的结构上它也不同一般，部首的组合，常常超越了常规，出人意料地夸大某一个局部，使许多字展现出一种拙笨的动态，形成了独特的风采。
　　在汉代的篆书中风格与它比较接近的还有《汉嵩山少室神道阙》，《王莽新嘉量》、《嵩山开母庙石阙》，以及碑的篆额，汉瓦当文，汉砖文等。这里刊出的《汉单于和亲方砖》结体古朴，也属汉篆中的佳作，这种平正方直的汉篆在汉又称缪篆，汉印中的文字亦包括在缪篆之中，因此《汉祀三公山碑》自出土以来，和其他汉代篆书的资料一起一直被篆刻家视为学习的典范。


参考黄惇庄希祖 刘诗等著的《历代书法名作赏析》（江苏美术出版社）
附录：祀三公山碑：隶势作篆二体兼通
　　《祀三公山碑》，全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称《大三公山碑》。清翁方纲考为东汉元初四年（117年）作。该碑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为元氏县令王治岐在元氏县城外访得，现存元氏县西北封龙山下。清王昶《金石萃编》记该碑：“碑高六尺九寸五分，广二尺五寸”。山东滕县曾有翻刻本，上海艺苑真赏社有影印本。上海书画出版社《篆隶》（上）、《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1）俱收入此碑。清刘熙载《艺概·书概》云：“《祀三公山碑》，篆之变也。”杨守敬《平碑记》评价此碑：“非篆非隶，盖兼两体而为之”。
　　《祀三公山碑》以方笔写篆书，开篆法用笔新境界。历来作篆皆尚中锋圆笔，求其浑雄婉通；作隶用方笔，取其峻利茂密。《祀三公山碑》起笔方截，尤显古拙生辣。转折处方圆兼用，小者用圆，大者用方，别开生面地展现了一种生涩峭厉的篆书体例。与用方重之笔相吻合的是，《祀三公山碑》在结字上一改篆书纵向延伸、修长的特征，易之以方折、紧敛的结字方法。这种以方为体的篆书结字形式，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显得宽绰雄强、稳重方博，呈现出一种宽宏浩大的气象，集合了瓦当文字与汉印文字的装饰之美。不同的是，瓦当文字与汉印文字是少数字派，而《祀三公山碑》则是一篇缜密绵长的文字巨作。字形虽方整，收笔处往往左右分开，造成横向开张之势，通过对弧形圆线的巧妙运用，将“蜾扁与缪篆相糅合”，浑穆中更显灵巧生动，让人觉得在方整的结体中仍荡漾着勃勃生机。
　　《祀三公山碑》章法独特，其虽产生于篆书和隶书十分成熟的年代，但其不囿陈规，未入流俗，大胆尝试极富新意的笔法与字法，构建宏大的章法，打破了结字惯常的对称和均衡，注意字形正侧、大小、疏密、虚实的对比，强调字形结体的自由与纵横观照，从局部到整体、从单纯到复杂，最终回归质朴之境，大大提高了全碑的视觉表现力和艺术魅力。同时，此碑字态拙朴无华，生涩的用笔结字透出冷峻肃穆的气息，使通篇格调更显古茂拙朴。在敛纵随心、纵横开合的挥洒中，有卓尔不群的艺术风采。如“年、山、陇、神、降、郭、公、令、大”等字，忽敛忽纵，每于环转扁方中以浑凝生动的笔线营造出万千气象，铸就此碑深邃悠远而又古劲烂漫的崇高意境，这是临习中需要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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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三公山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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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节临《祀三公山碑》
李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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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坟记》（左为碑阴右为碑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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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坟记》（局部）
　　《三坟记》，唐李季卿撰文，李阳冰篆书。唐大历二年(767年)立。碑文两面，共23行，行20字。原石早佚，宋代有重刻本，现存陕西省西安碑林。
　　此碑《三坟记碑》承李斯《峄山碑》玉筋笔法，以瘦劲取胜，结体纵势而修长，线条遒劲，笔画从头至尾粗细一致，婉曲翩然。《三坟记》为李阳冰代表作，在唐代篆书中，李阳冰成就最高的，谓之“铁线描。”清赵宦光云：“阳冰得大篆之圜而弱于骨，得小篆之柔而缓于筋。”清孙承泽又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今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然予曾于陆探微所画《金滕图》后见阳冰手书，遒劲中逸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庚子消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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