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镜外的楼道》 楼道清扫员的出现，使我解除了扔垃圾的烦扰和尴尬。因为清扫员每天定时都来，你只需晚睡前把垃圾放在自家门口便是。次日黄昏你出门散步，见那垃圾悄无声息地被清理走了，楼道干干净净的，不由一身地轻松。如果说先前的楼道脏得只配叫花子走，那么它如今洁净得似乎都能容欧洲的老贵族走了。下楼时望见流金溢彩的暮云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动，你完全可以穿一双浅色的平底软皮鞋去沾染青草的气息了。 有了清扫员之后，每逢午后，我都能听到楼道里传来清理垃圾的声音。这声音自顶层的七楼渐次传下，有笤帚扫楼道的刷刷声，也有用铁撮子撮垃圾的哗哗声，还有收拢垃圾袋时的声。有一次这声音出现在我的门口时，出于好奇，我从书房走向门口，透过门镜去望那个清扫员。 她穿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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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蓝袍子，戴着白口罩，包一块土黄色的头巾，正弯着腰从我家的垃圾袋里往出捡着什么。由于门镜蒙着灰尘，透过门镜所窥见的人被无限缩小了，而她的脸又被口罩占去了一半，所以她直起腰的一瞬，我还是望不清她的脸。只是从她额前探出的几缕长发和她的打扮上判断她是个女人，而从她转身的迟缓和佝偻的腰身上看出她是个老女人。我想起垃圾袋里有一盒没有开封而过了保质期的饼干，她也许是把它从中取了出来。
我有个坏习惯，有时去超市买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饼干、罐头、挂面、果脯、肉松、瓜子等等地装上一篮子，而从货架取东西时又很少能逐一地看保质期。有时买回它们，接着赶上外出，回来后就把这吃的东西遗忘了。等到想起它们，有一些已垂垂老矣，早已过了食用的最佳期限。其实超市里常卖一些保质期已经到了悬崖边缘的食品，比如一盒鲜奶的保质期是八个月，而你买的时候它往往还差半个月就过期了。超市卖这种食品就像乒乓球运动员打成功了擦边球，吃苦头的只能是消费者。你得忙三迭四地快些吃掉这些东西，否则只能把它们当垃圾处理掉。
我猜想楼道清扫员发现这盒饼干后，一定认为这家的女主人是个败家子。
她气力不济，隔着门，我能听见她沉重的喘息声。她的脚下放着两个大的塑料编织袋，一个脏得发黑，另一个则干净得泛白。她把我门口的垃圾袋系上口，投入那脏的编织袋中，然后将一个泛黄的砖头形状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入另一个袋子中，我猜那是过了期的饼干。清理完毕，她一手握着撮子，撮子上横着笤帚，一手拖着两个袋子，就像牵着一黑一白两条狗似的，吃力地离开我家门口，去另一户了。门镜后面的她和垃圾都消失了，我能看见的，是放垃圾地方的上方的窗口，米黄色的木格窗将外面的天空分成均匀的几格，有的格里的云彩浓些，有的则十分浅淡，还有的呢，干脆一丝云都没有。无云的那格窗子使人生发出要往上面贴点什么东西的欲望，是贴只剪纸的大公鸡好呢，还是贴上一枝画得格外灿烂的腊梅呢？
以后的时光，只要是午后，楼道里就会传来清理垃圾的声音，非常准时。我常常蹑手蹑脚走到门口，透过门镜去望这名楼道清扫员。无论什么天气，她总是穿着那件蓝袍子，包着土黄色的头巾，戴着白口罩。而她手里拖着的，也永远是一脏一洁两条袋子。那白袋子里装着些她从垃圾袋里捡出来的东西，我窥视到的就有报废了的电源线板、生了虫的米、被用得糟烂了的抹布、掉了底的拖鞋以及一些极难清洗的瓶瓶罐罐：腐乳罐、蜂蜜罐、醋瓶和油瓶。而脏的袋子里盛的则是垃圾，它通常胀鼓鼓的。每隔半个月，我会把积累的一些废旧报纸和刊物扔在门口，等着她收拾。她一般不把这些纸制品扔进袋中，而是精心地捋好，用绳子捆成十字花形状，单独提着，我知道这东西能当废品卖掉。我很喜欢站在门侧听她整理报刊的声音，哗啦啦的，就像风吹树叶的声音一样。她对待这样的垃圾很仔细，有时会把刊物的折痕小心抚平，那样子就像一个老奶奶满怀慈爱地擦拭掉淘气的小孙子脸上的污垢似的，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有好几次我想打开门，随便和她聊上几句，问问她家里都有些什么人，为什么到了颐养天年的年龄，她还要出来吃这种辛苦？可我不敢贸然开门，一则怕吓着她，二则我觉得透过门镜观察她是件饶有兴味的事情。我注意到，她在清理垃圾时是专心致志的，同一个考古学家欣赏精美的出土陶罐一样的专注。
我有个坏习惯，有时去超市买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饼干、罐头、挂面、果脯、肉松、瓜子等等地装上一篮子，而从货架取东西时又很少能逐一地看保质期。有时买回它们，接着赶上外出，回来后就把这吃的东西遗忘了。等到想起它们，有一些已垂垂老矣，早已过了食用的最佳期限。其实超市里常卖一些保质期已经到了悬崖边缘的食品，比如一盒鲜奶的保质期是八个月，而你买的时候它往往还差半个月就过期了。超市卖这种食品就像乒乓球运动员打成功了擦边球，吃苦头的只能是消费者。你得忙三迭四地快些吃掉这些东西，否则只能把它们当垃圾处理掉。
我猜想楼道清扫员发现这盒饼干后，一定认为这家的女主人是个败家子。
她气力不济，隔着门，我能听见她沉重的喘息声。她的脚下放着两个大的塑料编织袋，一个脏得发黑，另一个则干净得泛白。她把我门口的垃圾袋系上口，投入那脏的编织袋中，然后将一个泛黄的砖头形状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入另一个袋子中，我猜那是过了期的饼干。清理完毕，她一手握着撮子，撮子上横着笤帚，一手拖着两个袋子，就像牵着一黑一白两条狗似的，吃力地离开我家门口，去另一户了。门镜后面的她和垃圾都消失了，我能看见的，是放垃圾地方的上方的窗口，米黄色的木格窗将外面的天空分成均匀的几格，有的格里的云彩浓些，有的则十分浅淡，还有的呢，干脆一丝云都没有。无云的那格窗子使人生发出要往上面贴点什么东西的欲望，是贴只剪纸的大公鸡好呢，还是贴上一枝画得格外灿烂的腊梅呢？
以后的时光，只要是午后，楼道里就会传来清理垃圾的声音，非常准时。我常常蹑手蹑脚走到门口，透过门镜去望这名楼道清扫员。无论什么天气，她总是穿着那件蓝袍子，包着土黄色的头巾，戴着白口罩。而她手里拖着的，也永远是一脏一洁两条袋子。那白袋子里装着些她从垃圾袋里捡出来的东西，我窥视到的就有报废了的电源线板、生了虫的米、被用得糟烂了的抹布、掉了底的拖鞋以及一些极难清洗的瓶瓶罐罐：腐乳罐、蜂蜜罐、醋瓶和油瓶。而脏的袋子里盛的则是垃圾，它通常胀鼓鼓的。每隔半个月，我会把积累的一些废旧报纸和刊物扔在门口，等着她收拾。她一般不把这些纸制品扔进袋中，而是精心地捋好，用绳子捆成十字花形状，单独提着，我知道这东西能当废品卖掉。我很喜欢站在门侧听她整理报刊的声音，哗啦啦的，就像风吹树叶的声音一样。她对待这样的垃圾很仔细，有时会把刊物的折痕小心抚平，那样子就像一个老奶奶满怀慈爱地擦拭掉淘气的小孙子脸上的污垢似的，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有好几次我想打开门，随便和她聊上几句，问问她家里都有些什么人，为什么到了颐养天年的年龄，她还要出来吃这种辛苦？可我不敢贸然开门，一则怕吓着她，二则我觉得透过门镜观察她是件饶有兴味的事情。我注意到，她在清理垃圾时是专心致志的，同一个考古学家欣赏精美的出土陶罐一样的专注。
一直等到她打扫完垃圾，我站在阳台上望见她扛着大垃圾袋出了楼口，这才敢把门打开，将那个白色花盆捧回屋里。花盆里摆放着六个纸球，她一定是怕鸡蛋碎了，才把它们如此武装起来。我拿起一个，慢慢地剥下那一层层的纸。她把鸡蛋包得很严实，起码有六七层的纸护卫着。待纸脱落后，我掌心里闪现的是一只硕大的红皮鸡蛋，那蛋皮很有光泽，浮着血迹，足见生它时，那鸡是如何的吃力。我把另外五只鸡蛋逐一从纸中剥离出来，发现它们个个都很大，且蛋皮上均附着深浅不一的血迹，可见这些蛋是她精心挑选的。那蛋皮上的血迹很像飘逸的晚霞，鲜艳、明媚，给人带来震撼. 当晚我敲开两只鸡蛋炒了。那蛋黄果然非同寻常的金黄，比成熟的玉米颜色还要灿烂。而且，这鸡蛋比从菜市场买来的要香多了，味道非常醇，我从未吃过这么好的鸡蛋。我将剩下的四个鸡蛋放入冰箱冷藏，想着食欲不振的时候用它们来改善胃口。 又一个雨天，我午睡起床后站在阳台听雨，望见清扫员从街道一侧斜着走来。她没有打伞，侧着身子，想必浑身已被雨水淋湿了。这雨不是突然来的，中午就开始淅淅沥沥地下，她出门时应该有所准备，她没有打伞，是不是因为没有伞？我想起家中有一把黑伞的伞顶的黄铜杆断了，因为这是一把老式伞，不用折叠，伞把是半月形黄梨木的，秃了的伞顶就没了美感，所以已弃置多年。我飞速地在储藏室里翻出这把伞，打开门，将它扔在垃圾袋旁。在我关门的时候已经听见她上楼的脚步声了，我没有离开门口，等待她的出现。没见到她的影子时，她的脚步声先传来了，跟着是她的呼吸，最后才是她。她没有在六楼停留，直接上了七楼。她打扫垃圾，是自上而下。大约五分钟后，她来到六楼，在我的门口发现了那把伞。她把这伞提了起来，撑开，旋转着，确认它没有破绽之后，她收束了伞，用手抚摩着伞顶的断头处，就像抚摩亲人的伤口一样露出怜惜的神色，然后她望着我的门，犹豫了一番，终于伸出手来轻叩了几下。 我停顿了一刻才把门打开。 “哦，你真的在家。”她用手横托着那把伞说：“我看它没什么毛病，还能用，你怎么把它扔了？” “这伞坏了。”我指着伞的顶端说：“这儿断了一截黄铜杆，我嫌它难看，再说式样太笨，不能折叠，没法放进随身的包里，太不方便了。” “哎呀——”她惋惜地说：“其实它哪儿也没坏，你真的不要它了？” “你就把它当垃圾扔了得了。”我果决地说。 “那我就捡着用了。”她向后退了一步。由于戴着口罩，加之气息微弱，所以她说的每一句话都绵软无力。 “要不你进来坐一会儿，喝口水吧？”我说。 她把口罩右侧的拉带从耳朵上摘了下来，连连叫着：“不行不行，我身上太脏 她使劲喘了几口气，说：“一共是三座楼，十一条楼道，有一百多户人家。” “这么多呀？！”我惊叫道：“你每天要干几个小时的活呀？” “快的话两个来钟头，要是慢的话，总得仨点儿。”她说，“我装满了一大袋垃圾，就得把它背下楼去，然后再回来。这几来几去，就把时间给耽搁了 “你做这活儿，一个月可以得多少钱？”我问。 “二百来块。”她说。 “这么少啊！”我叫道，“我们每个月都要交七块钱的垃圾清理费，一百多户人家，少说也能收上八九百块钱，他们起码应该给你开四百块钱啊。”我愤愤不平地说。 “嗨，这二百多块钱我也知足了，够买粮食吃的了。”她说，“我这活是街道办事处见我家太困难，照顾我，才把它分派给我的。人家多留点是应该的。” 我没有仔细问她怎么个困难法，因为电话响了。我嘱咐她，以后我再扔在门口的东西，只管把它当垃圾收了便是。她以为我在责备她敲门打扰了我，便有些红了脸。 接过电话，她已经到五楼去了。我听着铁撮子在撮垃圾时“嚓——嚓——”的响声，心中很不平静。这声音宛若刀刃，每一下都切在我的心头，使它阵阵疼痛。~ 雨季过去后，一立秋，风就凉了。这时的天空无与伦比的晴朗。云彩很多，又很白，它们高高地飘在空中，有的像白象，有的像白海豹，还有的像大白鹅。我一般不舍得错过这时节的云彩，总要在阳台张望一刻。这样，我的日常生活又多了一项内容，除了窥视清扫员之外，还有望云彩。我发现在傍晚的时候，云彩往往掺杂了夕照的橙黄颜色，使它显得格外妖娆，而清扫员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楼道，这样我从门镜看她时，她背后的窗口泻进来的金色流云就把她映得格外明媚，她仿佛年轻了许多，也温柔了许多。我窥见她总是穿一双旧得磨出了洞的老绿色球鞋，就把一双半新的软皮平底黑皮鞋扔在门口。为了使它像垃圾，不至于引起她的怀疑，我将一只鞋底的前脸的胶皮用刀割去一小块，然后把光滑的鞋面划上几道刀痕，又用花盆的土使劲揉搓它，使之尘垢满面，这才把它们摆在门口。她在捡鞋的时候把它们捧在手中，然后用身上的蓝袍子蹭掉其上的灰尘，又摘下口罩运足一口气，朝它们身上吹了吹。仿佛这气息是春风，给了它们无穷的生机似的。她用一张旧报纸裹了那鞋，放进白色的编织袋中。不过其后我并没有望见她穿这鞋，这使我隐隐失望。她把那鞋送给别人了，还是她留着舍不得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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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有些愤怒了：“就因为她老吗？” “那倒不是。”小伙子说：“街道办事处原来看她家太困难，就把本该给年轻人的活分派给了她，可是她呢，一个快七十的人了，不好好伺候自己家的老头，又跟南安街一个卖旧书的老头搞上了，街道上的人就把她打发回家了。那卖旧书的老头不是有钱吗？让他养她好了！”小伙子说完，就去提那个刚被他放下的垃圾袋，这次我没有制止他。我问小伙子：“那个扫楼道的老太太自己有老伴啊？” “没有的话她也不应该去搞呀，她都这把年纪了，再说她自己家还有一个。那老头瘫了快二十年了，她可能伺候他伺候烦了。”小伙子发完牢骚，显然不想再耽搁时间，他提着聚集在一起的垃圾袋，去五楼了。与我同楼层的一号门近段时间家中无人，所以他轻松地绕过去了。小伙子收拾垃圾痛快多了，他不提什么大的编织袋，只是带着笤帚和撮子，把扫得的东西就近装进住户的垃圾袋中，然后把几个垃圾袋拴在一起，提着它们走，那样子很像开个体小饭店的厨子在菜市场买菜，买得七八袋后，能用一只手一并提走。应该承认，这样的楼道清扫员看上去更舒服一些，因为他年轻、有力气，看他做活心里服帖，没有负疚感。可是我却放心不下那老女人，难道她真的和南安街的老伯好上了？ 为了探个究竟，当积攒的刊物有了一定数量后，我提着它们到南安街去。那是个陈旧的冬日午后，天空灰蒙蒙的。冷风飕飕刮着，除了车声，几乎听不到人语。行人个个因寒冷而缩着脖子，他们的话似乎让寒风给冻结了。 南安街的旧杂货市场到了冬季冷清多了。市场里少见顾客，路上的白雪已被踩得又脏又乱，上面遗弃着烟头、纸屑、果皮以及谁家的宠物狗遗留下的粪便。老伯戴着一顶咖啡色呢毡帽，正站在旧书摊前给一些书套上白色透明的塑料袋。他见了我“哎呀”叫了一声，说是他本想这两天跟老梁去我那里认个门的，以后由他去我那里取刊物。我不知道老梁是谁，他就笑着说：“就是你领来的那个清扫楼道的老太太呀！”老伯说：“她跟我说她在家学做裁缝，不扫楼道了，以后让我自己取刊物。其实我也不该让她来送的，她身体不行，每回到了我这里要歇上半小时才能缓过乏来。”显然，清扫员没有跟老伯说出她不被雇用的真实理由，她一定是怕伤害了他。我先前还在疑惑他们之间是否萌生了感情，现在终于相信了。 老伯对我说，他跟老梁去过她家，她也真可怜，因为自小家穷，父母早亡，她就被过继给了姑姑。她姑姑家有个儿子，在亚麻厂烧锅炉。姑姑作主，把她聘给了自己的儿子。婚后他们生了一儿一女，都是痴呆。她姑姑不认为是近亲结婚使孩子痴呆了，而认为她天生是个丧门星，对她非打即骂。老梁生的女儿比儿子的痴要轻一些，智力虽有缺陷，但知道料理家务，她就把女儿嫁给外县的一个穷苦农家。而那个男孩子，他如今四十好几的人了，除了在街上闲逛和张嘴吃饭，连自己的衣裳都穿不利索。原先老梁的丈夫在亚麻厂还挣得一份工资，而且很健康，后来锅炉发生爆炸，他失去了双腿，在床上一躺就是二十年。先前单位还给医疗费和伤残补助金，及至前几年厂子效益不好，每个月只能领到二百多块钱，她带着一傻一残两个男人，把心都操碎了. “难怪她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来做事，真是不容易啊。”我感慨地说。 “咳，她那个表哥我也见了，真的就是个活死人，一天窝吃窝拉，连话都说不明白了。”老伯感叹道：“我一去，他不用好眼神看我，还故意把床头柜上的杯子碰到地上给打碎了，我真是可怜老梁，这女人这辈子太苦了。” “你常和她唠唠嗑，她心情兴许会好些。”我说。' “是，我隔三差五到她家帮她干点活儿。”老伯说：“有时候她也过来帮我卖书。她卖书不在行，能七折卖的书，她三折就给人家了。”说完，老伯哈哈笑了起来。 我跟老伯约好，以后刊物积攒到一定数量时，我就给他打电话，让他来我家取。他把电话号码给了我，而我将家中地址留给他。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老伯的手一直忙着，他将那些摆在书摊的旧书都套上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说是冬天风大，灰尘暴，容易把书吹变形和弄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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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南安街旧杂货市场的时候，我的心平静了许多。以后我不用再透过门镜去观察楼道清扫员了，我的垃圾也是真正的垃圾了。只是当楼道响起悠扬的口哨声时，我有些怅然若失。那个小伙子清理垃圾是不定时的，有时上午，有时午后，有时则是晚上。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吹着口哨，且吹的都是同一支曲子：《红梅花儿开》。在深冬时节，这曲子就是闪烁在残雪中的绿色，让人有领略到春日阳光的感觉。 那一年的春节，我是在海南岛度过的。正月初六从海口飞回我居住的城市时，正赶上降雪。从飞机上下来，看着渐渐被白雪覆盖的机场跑道，不由暗自庆幸。如果雪在我起飞时就下，那么很可能就不能正常降落了。换上羽绒服钻进出租车，看着北方萧瑟的原野被雪花一片一片地染白，看着那漫长的雪路，我不由想起了老伯和老梁，不知这个年他们过得可好？家里可否挂了通红的灯笼？我想休息一天后就去收发室把半月未取的邮件拿回来，好让老伯来取刊物 楼道里传来阵阵搓麻将的声音。此外，还有炖肉的香味飘扬着。大多数的北方人还沿袭着老辈人过年的传统：窝在家里纵情地玩、尽情地吃。所以一走进楼道，熟悉的年味就飘扬而来。当我提着旅行箱走到六楼时，见我家的门上贴着一个红地烫金的“福”字，这“福”字大极了，有半扇门那么宽。福字的边缘还有龙凤和牡丹的图案，看上去喜气洋洋的。是谁知道我没有在家过年，而为我的门贴了“福”字呢？当我放下旅行箱要掏钥匙的时候，又蓦然在墙角发现一只白色硬塑花盆，花盆上放着一些碎报纸。我俯身把那些碎报纸清理出来，发现盆底呈莲花形地均匀摆放着六个红色的纸球，我已经全然明白了，连忙开门将花盆捧进屋子。我展开每一个纸球后，呈现在我手里的就是一颗沉甸甸的、圆润的鸡蛋！只是这鸡蛋的外壳个个都用彩笔描画着图案，好像这鸡蛋也在张灯结彩过年一样。那图案一个是一对喜鹊栖息在碧绿的枝条上，一个是天蓝色窗棂下飘舞着的一对红灯笼，还有一个是一个小男孩左右手各提着一条金鲤鱼。另外三只蛋的图案是这样的：红牡丹上落着的一对彩蝶；绿色的湖水上凫游的一对鸳鸯；一个小女孩用双手托起的两个红苹果。 我似乎来到了一片鸟语花香的森林，无限的陶醉和幸福。还有什么礼物比它们更珍贵的呢？我把这六只彩蛋放入书柜，想着将来吃它们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戳一个小洞，让蛋汁慢慢流泻出来，使蛋壳完好无损，我要让它们成为我书柜中永久的一道风景。 时间嘀嗒嘀嗒地流逝了。又是春天了。我打开了封闭已久的窗户，又可以呼吸户外的空气了。摆旧书摊的老伯每隔半个月来取一次刊物，每回他都不进门，只是站在门口和我讲上几句话。从他那里，我能了解到老梁的情况。他说老梁现在气色很好，她的裁缝手艺虽然没有学到家，但剪纸却不错，常在家剪一些彩纸拿到工艺美术社去卖。春节时送我的六只彩蛋，就是她亲自画的。隔个两三天，她会到南安街帮助老伯卖旧书刊。我问过老伯，知道他的老伴早已去世，他是住在女儿家里。不知怎的，我在心里很盼望老梁的那个在床上躺了二十年的表哥丈夫早一点故去，我希望老梁在彩蛋上展示的图景能尽快出现在两个老人的生活中。 春天就像个年轻而壮健的大脚女人，走得刷刷的，很快就从我眼前过去了。而漫长的夏天则似一个年老的小脚女人，一步三叹地来了。我忙于长篇的写作，竟然疏忽了老伯已经很久没来取刊物了。当那些旧刊物越摞越高时，我才想起给老伯打电话。接电话的是老伯的女儿，她用很平淡的语气告诉我，老伯一个月前就故去了，让我以后不用再打电话了。放下电话，我愣怔了许久，有些不相信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我当即打车去了南安街旧杂货市场，果然不见了那个旧书摊。向旁边卖旧器皿的人问老伯去哪里了，那人一撇嘴对我说：“他到阎王爷那里报到去了，你要是不怕死，就去那里找。”说完，他又冷嘲热讽地说：“上了岁数的人了，偏要赶时髦，还闹了场婚外恋，我劝他他也不听。你以为身子骨像年轻人那样禁折腾啊，我看他这是自作自受！”从他的不平中，我能感受到老伯对老梁的浓浓深情。 老伯去了，老梁能否承受这样的打击？我不知道她的住处，只得向楼道清扫员打听。那个总是吹着《红梅花儿开》的小伙子对我说，他并不知道老太太住在哪里，让我去街道办事处问。到了街道办事处，值班的一个肥胖的妇女对我懒洋洋地说，老梁这个人好面子，怕别人去她家，见到她家的寒酸，所以从不说住处，只知道在亚麻厂一带住。 人的悲哀和同情心就像一枚枚被扔进河里的石子一样，一开始还有棱有角的，经过时间溪水的不间断的冲刷，它也就渐渐被磨得圆润了。我沉迷在写作中，只有偶尔在黄昏散步时会想起她来。想起她佝偻的身姿和苍白而塌陷的脸，想起她转身时无限缓慢的动作和沉重的喘息声。 中秋节的午后，我正打算到市场上买上一些水果，晚上用来祭月，在我将要开门的时候，忽然听到楼道里传来熟悉的脚步声。跟着，如拉风箱一样剧烈的喘息声飘扬过来。透过门镜，我见她渐渐飘移过来。她看上去比以前更弯曲了，这使她显得尤为衰朽不堪。她仍然穿着我所熟悉的蓝袍子，不过没有戴围巾和口罩，那稀疏而斑白的头发看上去格外凌乱。她怀中抱着一个牛皮纸包，她吃力地俯下身，把它放在我门口的墙角。 等她直起身时（事实上仍是弯着），她面对着我的门，我以为她会叩响，然而没有，她只是无限深情地望着它，就像一个人面对失而复得的心爱之物一样，目光充满了怀念和温情。我蓦然想起，这门上贴着烫金的“福”字，是她和老伯一起来贴上的，她一定是在凭吊那个“福”字。她的目光由温暖而变得湿漉漉，由湿漉漉而又变得凄凉和绝望。她一会儿退后一步看，这样她离我远了一些，我能看见她青色的打着好几块补丁的裤管；一会儿她又凑到近前看，这样我只能望见她那张苦楚、衰老的脸。她似乎很想哭泣的样子，我见她几次抽搐着脸，可是泪水却一滴也没有流下。我实在不忍心再看她情深意切地怀念那个“福”字时的目光，我转身回到书房，站在书柜前望着那六个一字排开的色彩鲜艳、图案妖娆的空蛋壳，泪水不由潸然而下。 那晚上的月亮一头钻进厚厚的云层里，一直没探出头来。我供在阳台上的水果，想必是它连看也没看上一眼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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