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重山回忆与蓝春霖先生的几次人生交集（秦川渭水）
2022-06-26 17:18阅读：
中国生物制品史人物史料：
白重山回忆与蓝春霖先生的几次人生交集
题记：
近日整理藏书资料，无意间发现有白重山回忆他和中国生物制品著名老专家蓝春霖先生几次人生交集的几页旧纸，觉得还有点史料价值。
前几年，旅居美国的蓝春霖先生的长子蓝克坚先生，曾与笔者有过多次关于蓝春霖先生的邮件往还。蓝克坚先生在美国，还曾追寻乃父的足迹，对其父亲在美国的求学及科学考察进行过调查寻访，并写过一篇《追寻微生物学家蓝春霖往事》的文章，还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笔者鉴赏。
蓝春霖、白重山先生，都早已是故人。关于他们从事生物制品科学事业的研究和生产情况，除了相关专业研究人员外，如今已少有人关注了。故笔者将白重山回忆其与蓝春霖先生的人生交集，略作整理，发布在这里，以供关心中国生物制品科学史的同好们参阅。
秦川渭水 2022,6,25
京海百旺府
关于白重山、蓝春霖的人物简介：
白重山，北平市人，中国生物制品界血清生产专家。出生于1909年，毕业于北平疗养院护士班。1930年9月，进入北平中央防疫处开始从事血清菌苗的实验与生产工作。1936年随中央防疫处迁到南京，继续从事血清生产工作。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白重山随中央防疫处先是迁往湖南长沙，随之又于1939年迁往云南昆明。1940年国民政府投资，由国民政府前卫生署长刘瑞恒和前中央防疫处处长陈宗贤在香港创办香港协和药品公司，白重山应原中央防疫处陈宗贤处长之邀前往
香港，在香港协和药品公司血清菌苗厂从事血清生产工作。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白重山不愿为日军所用，遂辗转返回国内。1947年，白重山来到大西北，在西北防疫处（当时称西北生物学制品实验厂）先后担任技士、技佐、副技师和技师和西北防疫处血清室主任等职。1949年8月26日，古城兰州解放。西北防疫处获得新生，先后隶属于第一野战军卫生部、西北军区卫生部、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和中央卫生部，最后定名为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白重山继续担任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清室技师、主任，主持血清生产工作。笔者博客有《白重山先生》一文予以介绍。
蓝春霖，中国生物制品界著名专家。1904年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县一户畲族家庭，曾任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疫苗室、血液制剂室、图书资料室主任，技术科科长职务；还曾担任甘肃省第三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甘肃省第四界委员会委员。1930年６月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州柏克大学，获理化学士学位。同年８月入堪萨斯州州立大学研究院，专攻细菌学和免疫学，1931年获微生物学硕士学位，1933年获预备博士学位，1947年堪萨斯州州立大学研究院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33年８月，蓝春霖学成回国，受聘于民国中央卫生署防疫检验系技士兼检验股主任，分管过培养基工作。1934年11月担任北京中央防疫处技士兼任南京分处筹备主任。1936年5月任中央防疫处南京制造所技正，1937年12月兼任血清部主任。1937年６月，中央防疫处决定设立广州分处，蓝春霖代理广州分处处长，负责分处筹设工作。1938年１月广州沦陷，蓝春霖随中央防疫处迁往长沙，广州分处也自行消失。1938年３月，蓝春霖调任桂林陆军军医学校一等军医正上校主任教官，并兼任广州市卫生实验所所长。1939年４月，担任上海信谊血清厂厂长兼总技师。1940年５月，受聘担任上海中法血清菌苗厂厂长兼总技师。1946年９月，任上海市卫生局卫生实验所所长。1949年任上海中法血清菌苗厂厂长兼总技师。新中国成立初期，蓝春霖带领中法血清厂与其他六家私营生物制品厂和实验所，合并入中央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蓝春霖担任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技师，还曾担任流行病学科科长兼研究室主任，血清室主任，生产科科长等职。1956
年８月，蓝春霖先生应党和国家关于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举家迁来地处兰州的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担任主任技师并先后任疫苗室主任、技术科科长、图书资料室、血液制剂室主任等职，1985年因年事已高退职休养，1993
年６月因病在兰州逝世，享年90岁。笔者博客有《中国生物制品著名专家蓝春霖先生》等文予以介绍。
白重山回忆与蓝春霖先生的几次人生交集
我一生从事生物制品的血清生产工作，同蓝春霖先生有过多次工作上的交集，特记述如下：
我本人系1930年9月，投入北京中央防疫处，从事血清生产工作。
记得是在1933年，蓝春霖先生自南京来到北京中央防疫处实习。当时我在中央防疫处血清室工作，蓝春霖先生在血清室实习有数月之久。在他将结束实习离开北京时，曾请过我们血清室的工作人员吃饭饮酒（当时没有室主任），参加的有现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的钟昆。他实习结束后，离开北京后回到南京卫生署。
我在1936年由北京中央防疫处调到南京，到当时成立的中央防疫处南京制造所工作，地址在南京黄浦路。据闻该分所的建设是蓝春霖设计的。我调到南京制造所的血清室时，蓝春霖为该室主任。在1936年的圣诞节蓝春霖见我生活清苦，曾私人赠过我拾元钱。
历时不久，中央防疫处要在广州又成立分所，蓝春霖被调到广州负责筹建广州分所。日本轰炸南京后，中央防疫处迁到长沙，用湖南卫生实验处的新址工作，广州沦陷后蓝春霖回到长沙本处。在长沙不久，他拉走了关铁铭、牟庆荣、张家振三人（新中国成立后三人都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离开了中央防疫处。中央防疫处在长沙呆了一年，于1939年初再次迁到云南昆明，时陈宗贤出国考察已离任，由汤飞凡已担任中央防疫处处长。
1940年我随前中央防疫处处长陈宗贤到他与国民政府前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在香港创办的香港协合药品公司血清疫苗厂从事血清的生产工作。曾听陈宗贤处长说，蓝春霖曾向香港协合药品公司谈销售他们生产的血清，当时协合药品公司没有要。
若干年并未与蓝春霖先生见过面，只知他在上海，先是在信谊药厂，以后又在中法药厂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
1947年我来到西北，在当时的西北生物学制品实验厂，即当年的西北防疫处（新中国成立后与从晋南来的晋绥卫生试验所合并为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从事血清的生产工作。1949年蓝春霖先生曾到西北来过一次，听说是陪同国民政府的一位兽医专家赴青海视察。具体是干什么来的，则不知其详。
1956年，蓝春霖响应党和人民政府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举家由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迁来兰州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我们又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过几年，直到退休终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