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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新川——读邓宝斌《不忘新川》(秦川渭水)

2024-10-03 11:15阅读:
我与新川
——读邓宝斌《不忘新川》
(秦川渭水)


在百度搜当年我在第一个工作单位铜川市新川建材厂子弟学校的景皓、陈鼎学、谷安军、芮益、张玉琴等几位当年老师的近况,有幸在网上读到邓宝斌先生的《不忘新川》一文和其他美篇,深为邓宝斌先生的文笔优美和朴实所佩服。
对于铜川对于新川,我也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那是我走出学校门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一九六五年七月,我从渭南师范学校毕业后,和班上的十二名同学被分配到当时尚属渭南地区管辖的铜川市任教,大多数都被分配到铜川的大山沟里,而我有幸被分配到川口的新川建材厂子弟学校,人们通常亦称川口小学。学校就在川口铁路的北边,附近就是火车头调转方向的大三角形铁轨区,在学校区不时可以听到火车头在大三角形铁轨上调头时的鸣笛声和排气声。
新川建材厂是陕西省劳改局下辖的一家刑满就业人员厂子。当时的党委书记姓杨,大家都称呼他杨书记,是我们渭南县故市镇人,人很魁梧,微胖,也很威严。他的孩子当时在新川子弟学校的读三年级,就在我的班上。一次他和儿子在学校附近散步,被我遇到了,还站着聊了两句。那时的新川建材厂的领导们都很威严都很有权威。记得厂区在篮球场定期不定期播放电影,厂里的管教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在电影场的一边,就业人员要整队在另一边的规定片区观看。一天晚上放电影时,就业人员片区发生吵闹骚乱,影响到电影的放映。杨书记当时就站起来命令道:把闹事的给我抓起来,关禁闭三天。于是就有人被立即带走,电影场秩序顿时稳定下来,电影得以继续播放。
我当时任教的新川建材厂子弟学校,老师有景皓、陈鼎学、谷安军、芮益、张玉琴(女),加上我这个新来的总共六个人,他们几位都是比我有资历的老师。读先生的《不忘新川》一文,好像我在新川的几个月,先生似乎也还在新川子弟学校六年级读书。
我在新川子弟学校时,先生在《不忘新川》中记述的王锡根校长,当时似乎还尚未到位。学校是暂由景皓老师代理负责的,我们几个平时还是称他为景老师。当年我应征入伍离开新川学校时,我的行李是托付给陈鼎学老师在我当兵走后,给我寄回我的老家渭南的。同时,我也将我那时所有的图书资料,记得其中有当时的精装两卷本《列宁文选》,还有文学方面的书籍多本,记得当时《欧阳海之歌》刚完稿,首先发表在上海的《收获》杂志上,我新买了一本,也都留给了陈老师。陈老师在我离开铜川时,硬是塞给了我二十元钱,作为离别留念。要知道二十元钱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我当时进校,还未正式转正定级,几个月里每月只发三十三元钱。陈老师他们几个当时最多也就每月四十多块钱。文革初期,陈鼎学老师还曾经就当时铜川文革初期的情况,给我写过一封长达二十多页的信件,使我至今难忘。在新川时,芮益老师人比较清瘦干练,皮肤较白,人很风趣。一次和芮益老师聊天时,芮益老师说起了他们兄妹起名字的故事。他们兄妹三人,他为家里老大,父母给他起名“芮益”(一),其次为“芮尔”(二),老三则为“芮珊”(三),是个妹妹。至今令我难忘。从先生的《不忘新川》中,知道芮益老师已成故人,不胜感慨和怀念。谷安军老师在我当兵离开铜川时,送给我一张他的照片作为留念,还有厂里的李老春先生也送我一帧照片,至今六十年了,我还都一
直保存着。现将谷安军老师的照片复制发布在这里:
我与新川——读邓宝斌《不忘新川》(秦川渭水)
谷安军老师
我那时刚刚从学校毕业到新川子弟学校从事教学工作,既缺乏教学经验,也缺乏管理经验,性格又比较柔弱。一次上课时班上发生混乱,张玉琴老师听到我上课时班上秩序出现混乱,还亲自到我所在的三年级班上来帮我予以处理,她当时严肃的表情和犀利的语言,很快制止了当时的混乱现象,解了我的一时之围。张玉琴老师当时威严的神情,六十年了还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总之,我离开新川后,还是非常怀念当时的几位老师的,是他们再教学方面教了我,帮了我,使我在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上度过了难忘而又新鲜的四个月。
当时学校只有六名老师,因为人少而没有开火。每天放学后,老师们都要走过铁路,到半山腰的厂机关食堂去吃饭。记得每次吃完饭,我们常常会站在窑洞前的平场上,看着不远处山下川口的火车洞口,不时会有出洞或进洞的长长的运煤列车。那时我刚参加工作,还是很想念家,想念家乡的。因而有时也不免顿生感慨: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川口这个山洞,回到家乡的平原上去。我打小生长在关中大平原,没在山区生活过。刚到新川时,还不大适应山沟里的生活,看到周围都是被大山包围着,心里有时不免发急。曾不止一次的想到,我这一生如果长期在铜川工作下去,可能是一辈子都很难走出川口这个山洞了,那该是多么可怕多么可悲啊!怎么也没想到我的应征入伍,使我在十三名赴铜川任教的同学中,第一个走出了川口的这个火车洞子,第一个离开了四周都是大山的铜川。
我在新川子弟学校任教仅四个月,当年冬季征兵工作开始后,我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当时的铜川市红旗公社积极报名应征经十二月一日身体检查和九日复检合格,铜川市人民武装部于十二月十八日正式批准我入伍。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我们一百名新兵乘军列,实际上就是闷罐子车离开铜川,踏上奔赴西部边陲的从军征途。我在部队前后达二十六个年头,实际上二十五年时间,于一九九〇年十月因老伴身体有病,儿女又面临高考和中考,请求退出现役被批准,转业到兰州的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十四年半后到龄退休。退休之后,即随儿女在北京生活,安度晚年。
我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六日乘火车进入铜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兵离开铜川。此后几十年间,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过铜川,回到过新川。二〇〇一年六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前夕,我曾带领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二十多名党支部书记们赴延安“朝圣”,乘大巴车来回都曾经过铜川。由于数十年里铜川市变化太大,赴延安时,没怎么注意,铜川就过了。而从延安返回时,由北向南下山,老远还曾看到当年新川建材厂厂区半山腰上已经废弃了的那排窑洞。由于是集体行动,而不能停车去看看,心中不免遗憾。过了铜川到了耀州区,看到正在新建的铜川市区正在大规模的热火朝天的建设中。想象中新的铜川市区,一定会更加美丽,更加雄伟,更加现代化。
如今,当年我们同赴铜川任教的十多名同学,后来都陆续离开了铜川,调回到渭南地区相关区县或到西安市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他们都早已退休,进入耄耋之年。如今在铜川,还有一九六五年与我同时入伍,后陆续复员或转业回到铜川工作的近百名战友。他们也都是八十岁上下的老年人了。我常常想起他们,怀念他们。铜川也一直是我的挂念。
2024,10.2 京城百旺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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