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社会观——对孙立平断裂社会的再思考
2014-04-28 21:23阅读：
前些日子读完孙立平教授的“断裂三部曲”（《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与《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心有所得，虽与作者原意大相径庭，但与思虑社会或有所助益，故不敢自珍于怀，呈于诸君，以求指正。这三本书虽然包罗万象，无所不谈，但绝非就事论事，追逐热点，而是包含了作者多年来研究中国社会的深入思考。我先就作者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然后再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孙立平在其《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提出了“断裂社会”的概念，这一概念的灵感来源于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的一次对话。当时孙立平问及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图海纳的回答是，“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赛。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他认为，现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四五百万人，其余都是掉队的了。坚持跑下去的，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孙立平认为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遂在对中国社会的不断思考中逐渐提炼出“断裂社会”的概念。
孙立平认为中国社会的断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中失业下岗人员大量增加。并且这些失业者几乎没有可能回到主导产业或新的就业岗位中去，他们也失去了与单位制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被社会转型永久淘汰的人；断裂的另一个层面发生在城乡之间。中国社会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与所造成的农业的细小规模使得农业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农村和农民显然无法与日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一体，难以加入城市化进程，农民因而成为被抛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最庞大的一个群体，人们常常说的“城乡
二元结构”其实是最大的社会断裂带之一；此外，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民工问题也映射出城市中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断裂。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被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他们不能享受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经常遭遇歧视和侮辱，被视为二等国民。这一切无疑会滋生社会仇恨，产生社会冲突（孙立平，2003）。
概括而言，断裂社会在现实意义上首先指明显的两极分化——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上层与下层，社会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几乎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世界。这种断裂的含义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既是经济层面的，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可以说，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而互相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与整合机制（孙立平，2006）。
断裂社会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特征，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难题。在“断裂三部曲”的后两部中，孙立平着力探讨了导致社会断裂的一系列社会失衡现象以及一个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弱势群体形成、社会冲突增加、信任结构崩塌、道德底线失守……，种种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全面失衡与失序，其实都缘于“社会权利的失衡”——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这种权利失衡不断地复制并再生产出巨大的社会不公正与社会的裂痕，日趋呈现出孙立平所表述的结构性的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进而出现行动层面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趋势，即社会裂痕不断扩大，鸿沟不断加深。
走出失衡与断裂社会的道路只能从制度的合理设定与安排中寻找。孙立平指出，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成为第三本书的论述主题。当一个社会分化出不同的利益主体、各利益群体之间的联盟与冲突不断发生时，如何使利益博弈合法化，如何使不同利益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成为可能，国家在利益博弈时代应为何种角色等等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利益博弈的机制和规则，国家作为有着相对独立利益与目标的主体，如何实现其超越性与公正性。
以上是孙立平关于断裂社会的主要观点，其实书中还有许多精彩的论点，鉴于篇幅原因不再一一摘抄，但是笔者强烈推荐大家去读一下原著。孙立平教授的观点逻辑严密，思维完整，环环相扣，读之淋漓痛快，读毕回味无穷。我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关于如何看待我们的社会。社会在我们眼中是什么样子，往往决定了我们思考社会的方式，有些人总是关注我们既有思维视角下的社会，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我们既有思维视角的来源，而这种忽视却成为遮蔽思想的最大障碍。以断裂社会为例，孙立平结合图海纳关于法国社会结构变化的看法，提出中国社会断裂的观点，不管图海纳还是孙立平都首先认为我们的社会具有“结构”的形式，不管是金字塔的等级还是断裂的鸿沟，都是一种图像式的语言表达。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理论也不外如是。
这种对于社会形式的先入看法，不仅局限了作者的理论框架，也给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与其说提供了新的视角不如说造成了更多的迷惑，我们越来越不清楚我们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了。而且，这种图像式的语言表达也很容易导致我们对于社会看法的简单化。当我们阅读“结构”“断裂”“网络”之类的语言时，往往会在大脑中产生一种想象：我们的社会就像金字塔，一层一层的；我们的社会就像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一块一块的；我们的社会就像一张渔网，一结一结的。当这种想象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我们眼中的社会也就永远成了那种模样，而我们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理论，也就只能反映我们思维中社会映像。
当然，我对于社会是什么样子并没有清晰的看法，我只是觉得我们所关注的不应仅仅是这种样子或是那种样子，而更应关注它为什么会成为这种或者那种样子。Drop
your tools 可能会让你无所适从，但也有可能使你的眼睛更明亮。
其次，关于如何看待既有的视角。我们暂时放下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争议，因为这个问题很难或者说不可能得出确定的答案，当下之际，我们首要关注的应是如何在既有的视角下看待你眼中的社会。古时有盲人摸象的故事，说的是几个盲人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就去摸象，结果摸到象牙的盲人说大象长得像萝卜，摸到大象耳朵的盲人说大象像簸箕，摸到象腿的盲人说大象像柱子，摸到大象尾巴的盲人说大象像绳子，几个人争执不休，都觉得自己才是对的。在明眼人看来，大象就是那个样子，而固执己见的盲人却永远不知道它的全貌。
如果把我们的社会比喻成大象，或者你说是马，是牛，是猪，是什么你知道的东西都可以，前文我们已经提到暂时先放下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争议，总之它有个你认可的样子就行。但是在拟象的社会面前，我们和摸象的盲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盲人，因为他们身边还有明眼人嘲笑他们的观点，而我们却不会承认有这样的存在，除非你搬出上帝来。古人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那么我们在以有涯随无涯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们就是那摸象的盲人，哪怕我们认定社会有个什么样子，也绝不敢妄称自己已经看到了它的样子。
因此，在既有视角下，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视野的局限性。如果社会真是结构的，断裂的，网络的，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所能看到的，恐怕也只有金字塔的几块石，黄土高原上的几条沟，一张渔网中的几个孔。
最后，谈一下作为实践意义的社会观。我在上文所提到的想法并非鲜见，诸多先贤大师早有洞见，但是他们依旧孜孜不倦地构建自己的社会观，所为者何？如果我们把他们的理论放在其所处的时代就会很容易找到答案。从孙立平多年来所从事的研究课题可以看到，农民、失业下岗工人、新失业群体、流动农民工、城市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一直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孙教授所提出的断裂社会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构建，更是面向日常生活面向广大群众的社会关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在放下争议认识局限的同时，我们更要面向社会现实，积极创建作为实践意义的社会观。
对于如何看待我们的社会，如何看待既有的视角，只要我们不是执意创建一种或宏大或精致的理论模型，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答案。不同的学术追求与生活面向，又催生无数新的理论观点。就我个人而言，则力求从农业入手，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社会视角，至于能否得到社会认可乃至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则在于理论与现实的契合程度。
现在人们谈起农业，往往不假思索就把它认为是一种产业，和工业一样位于社会产业结构的序列。正是基于这种社会产业结构的潜在视角，农业被牢牢地捆在产业运行的战车上，人们面对农业问题时也往往在这种视角的框架下寻求对策。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视角下的对策远远不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改变看待社会的方式，因为社会早已不是我们眼中的样子。
有人说社会是建构的，有人说社会是沟通的，也有人说社会是流动的，无形的，总之，几乎没有人认为社会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农业在社会中也不总是以一种产业的面貌出现，我认为要解决当今农业乃至整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如农业萧条、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城市病、文化失落……，都必须首先要解决农业的“去产业化”问题。只有从农业的去产业化开始，我们才能逐渐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视角，进而发掘农业的多元综合价值，重新塑造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新社会观点。
有人说这种说法包含了太多的乌托邦色彩，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才疏学浅，目前尚未建构起一个结实的平台。任何关于社会的思考都必须来源于社会，实践于社会，时刻保持与生活，与日常世界的对话，理论才能茁壮成长并保持恒久的生命力，这也是我下一步要坚持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