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夤与《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
2010-05-03 10:36阅读：
作者：凌金祚
舟山博物馆有古籍若干，其中一部经学巨著，名曰《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是极其珍贵的舟山地方古文献。此书成稿于清同治九年，由清邑人胡夤所撰。全书（书稿）二十卷（约一百二十万字），分草本、正本二种（各二十卷）。由胡夤后裔胡泉庭于二○○二年八月捐献给博物馆。
为使今人进一步了解这部巨著，兹将胡夤及其著作简介如下：
一、胡夤其人
胡夤，字伯寅，号止三，又号子珊。定海城关人。清道光参将、抗英战将胡德耀之长子，晚清经学大家、邑人黄式三之高足弟子。夤天姿聪颖，性行朴诚，精算术，善鼓琴，因自号琴琴子。其人，事亲孝，爱弟如珍宝；济人急，周旋备至，品高德粹；协办公事，筹划妥善，才华横溢。年十四，遂初试第一，后优拔乡闱。后因世乱，变故多端，遂不得志，以乡贡士终。家贫无书，苦聚一生，得善本数万卷，终身为教。为学实事求是，不分汉宋，凡经、传、子、史，无不精研淹贯。年四十馀，自以数奇，遁世家居，惟主讲书院数年，肆业者多获谙经义，成才者枚不胜举。年五十四，患目疾，经医治，幸双目重明，遂号“明明子”。次年，矢志撰《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越五载乃成，计二十卷。又著《大衍集》、《明堂考》、《射侯考坿》、《切音启蒙》各一卷。书目载清光绪《定海厅志·艺文志》。《定海厅志·选举表》题名：“咸丰九年，岁贡”。嗣后，民国《定海县志》备载其名、事。《艺文志》称：“胡先生夤，字伯寅，号止三。从黄式三学，得其传。晚年瞽目重明，因自号明明子。遂发愤著书，於黄氏学多有发明。以岁贡生终。”《书目表》载，有《明堂考》一卷、《论语集解义疏》二十卷
、《切音启蒙》一卷、《大衍集》一卷，皆先生撰也。”
又载：“校金陵朱绪曾《昌国典咏》十卷，诸多精审，书未刊，有传钞本。”其名尚列民国《定海县志·文学》。
二、《义疏》的由出与初版
胡夤撰《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乃是其先师黄式三授命而作。黄式三，字薇香，定海人。清道光十二年岁贡生。清末著名的经学大师，一生著述颇丰。其治《易》、《春秋》，尤长于《礼》，所著《论语后案》，能持汉宋之平。曾为大吏幕宾，作《御外寇议》曰：“不从此言，数据年后必有大寇。”其后果验。另有《周季叙略》、《儆居集》等书十六馀种。胡夤在《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叙》中说：“薇香师之为《论语后案》也，全录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宋·朱子《论语集注》，当时予亦周为参酌。后又谓予曰：‘朱《注》乃功令所尊，间有不合之处，难於雠校，汝可为《集解》作义疏，采古今各说及朱《注》之是者，录为正义，仿《春秋谷梁传》之范解，不必拘疏不破注之例也。”
何为“义疏”？胡夤在《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条例》中解释说：“所谓义疏者，义谓‘正义’，以释本经；疏谓‘注疏’，以释《集解》。”所谓本经，是指史称“十三经”（《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谓之“十三经”）之一的《论语》。
黄式三与胡夤师弟子为何著《论语后案》、《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这需要从《论语》的由出和历史流传过程说起。
孔子的《论语》，《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於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即是说，《论语》是依据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记录，加以整理编纂而成的孔子的言论集。其成书时间约在战国时期。
汉初，《论语》流传本有三种出处、篇数、传播者各异。《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两篇，其余二十篇的章句也多于《鲁论语》。《古论语》二十一篇，无《问王》、《知道》两篇，但把《尧问篇》的《子张问》另分一篇，名曰《从政》，故有两个《子张篇》。《古论》篇次不同于《鲁论》、《齐论》，且文字不同者有四百余字。《古论》属于古文，其字皆科斗文字；《齐论》与《鲁论》属于今文，其字皆用秦汉时通行的篆书。至西汉末年，汉成帝的师傅、安昌侯张禹依据《鲁论语》的篇目，兼采齐说，善者从之，辑集成本，号为《张侯论》，盛行于世。当时，汉人为《古论》作注的有孔安国、马融两家，为《张侯论》作注的有包咸、周氏两家。东汉末年，郑玄又依《张侯论》，并参照《古论语》、《齐论语》，为《论语》作注，成为新的改订本，也就是现在通行各本的祖本。
汉代，《论语》被列为学者必读书目。汉以降，又成为历代学者研究的对象。千余年来，注家蜂起，久经不衰，训诂、注释、考证之书源源而出，真可谓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这些注本，倾注了历代学者的心血，反映了不同时代学术思想倾向，既有真知灼见，也有奇思异说，玉石俱存，瑕瑜互见。其中影响最大、最具学术价值的代表性著作，当属三国时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时梁代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和宋代邢昺的《论语注疏》、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唐代贾公彦的《论语疏》虽有名气，却不见传。何晏的《集解》是一部由何晏、孙邕、郑冲、曹羲、荀顗集体撰写的著作，它集汉代包咸、周氏、孔安国、马融、郑玄和三国魏王肃、周生烈、陈群等诸家之说（包括），保留了几个古本的原貌，是《论语》最早的集注本。皇《疏》是对何氏《集解》所作的注释，它采撷三国王弼、晋卫瓘、郭象、孙绰、范宁等十三家解说，掺杂了不少玄学内容，但它“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仍有可贵的参考价值。邢《疏》是对何氏《集解》的疏证，它“剪皇氏之枝蔓，而傅於义理”，侧重於章句训诂，又带有义理之学的特点”，被收入《十三经注疏》。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所撰《论语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的一部分。朱《集注》不依傍何晏的《论语集解》，重新集注，并多采北宋程颢、程颐及其弟子之说，兼采汉魏古注，着重阐发其理学思想，对研究《论语》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元明两代，特别是明代，虽盛行王阳明之学，但在《论语》注疏方面却没有著名的代表作，基本上是以朱子《集注》为本。
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本应不拘门派，客观地进行分析研究，吸取精华，排除糟粕，古为今用。但千余年来，历代学者各守师说，或宗汉，或宗宋，门户之见，学派之争，屡见于史。清一代，关于学术思想的门户、派别问题，梁启超先生说：“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子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话虽如此，但在事实上，门户之见、门派之争丝毫不逊于前代。梁氏自己也说：“乾隆之初，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呜者颇无颜色。道咸以后，清学分裂，分裂之导火线则在经学今古文之争。”应当说，古今学者并不反对学术争论，因为争论有助于学术进步。国学大师章太炎与梁启超曾围绕国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并认为这种争辩“很有色彩”，大有好处。他说：“学术的进步，是靠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愈增大。”而门户之见，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争辩，门户之见是判分两立，势不两立，全盘否定。定海经学大师黄式三及其弟子胡夤治学于道咸年间，他们的学术立场是取“中正”，学术思想是不分汉宋，不立门户，博采诸家之长。式三先生说：“自朱子《注》既出，六百馀年之儒说，群奉正宗。后之人补辑郑君之遗逸，考校何氏之异同，纷纷藉藉，各明专家。卒未闻有继汉轶魏、实能驾朱子上者。”他还说：“虽然汉魏诸说之醇，有存於何氏之《解》、皇氏之《疏》及陆氏（陆德明）《释文》诸书而不可尽废者；诸经注疏与子、史中，杂引经文及诸说解，有可拾其遗意而补其阙者；元、明数百年，遵朱子《注》，有能发明之而纠正之者；近日大儒实事求是，各尽所长，有考异文者、精训诂者、辨声类者、稽制度名物者、撰圣贤事迹者，有考譣身心、辨析王霸、学务见其大者，有不惑於异端、得复明析於儒之近异端、学务得其正者，凡此古今儒说之荟萃，苟有裨於经义。虽异於汉·郑君、宋·朱子，犹宜择其是而存之。试士者，或遵一说，以范举业；或亦不尽拘，况说经何可拘哉？”
胡夤说得更明白，他说：“近来名儒著述”，“较之唐宋旧疏，相去什百倍蓰；几欲拔赵帜，立汉帜，夺其符而易其军。”黄、胡之辞，无疑是针对当时学术研究中的陋习而发的。依照黄、胡夤的主张，对待古代学术，应不分汉宋，坚持实事求是，指正谬误，以求其正，博采众长，择善并蓄。黄式三撰《论语后案》，胡夤撰《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所遵循的就是这一原则。应当说，这是清代学术研究的主流思想。在这一思想支配下，随着清代考据学的兴起，经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涌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这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就《论语》研究方面，主要有黄式三、刘台拱、刘宝楠、方观旭、钱坫、包慎言、焦循、刘逢禄、宋翔凤、戴望、毛奇龄等学者的著述，其中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黄式三的《论语后案》当推成就卓著、集大成者。需要指出的是，被当今学术界称之为《论语》旧注中水平最高的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其中有不少内容采录了由黄式三所撰、胡夤为之“周为参酌”的《论语后案》。
所谓“周为参酌”，即是“周详斟酌”。据王逸明《定海黄式三黄以周年谱考》，黄式三于道光七年（1827）始创《后案》，十年（1830）稿甫毕，十六年（1836）作《后案原序》。张之洞《书目答问》称，《后案》以活字版初版于道光甲辰（二十四年。1844）。其时黄式三五十六，以周十七，胡夤三十余岁。根据《谱考》与胡夤《自序》，胡夤为式三先生《后案》“周为参酌”，时间当在道光十一年至道光十七年之间
。
式三先生撰就《论语后案》后，自感言未尽、意未了，需要通过“义疏”加以深化，于是遂命其弟子胡夤撰《论语集解义疏》。胡夤在《序》中说：“薇香师之为《后案》也，全录《集解》（何晏《论语集解》）、《集注》（朱子《论语集注》）。当时，予亦周为参酌。后又谓予曰：‘朱《注》乃功令所尊，间有不合之处，难於雠校，汝可为《集解》作义疏，采古今各说及朱《注》之是者，录为正义，仿《谷梁》（《春秋谷梁传》）之范解，不必拘疏不破注之例也。”而胡夤虽有心玉成，却行之谨慎。他在《序》中写道：“夫《论语》一书，圣人奉天命，而代宣其教於天下万世，所以为天立心，为生民立命者也。苟於此而稍有发明焉，功未必在禹下；若於此而或有舛谬焉，罪实将浮於桀纣。”“予於是益凛凛於畏天命，而不轻疏圣人之言也。”而且自以为“少年识见未定，不敢妄作。”且时逢战乱，定海失守，其父胡德耀蒙冤，胡夤奔走於督抚提镇各大宪府，为父洗冤。后在浙江提督李廷钰的干预下，其父冤事得释并复官，却不幸因伤重去世。胡夤说：“时予年三十馀。后缘家贫，奔走衣食，教授子弟。中间又遇粤匪海盗，变故多端，两次挈眷逃难，一遭回禄，光阴迅速，时与境迁，不觉忽忽已逾四十而至五十矣”。“迨五十而两目昏花，白昼不能书正楷，自悲潦倒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一无成就，将与草木同腐矣。五十四岁二月间，忽染风火目疾。有镇邑眼医王氏祖铭者，避乱居大沙。延请调治一月馀，不但风火尽祛，而目亦重明。遂於五十五岁三月间，矢志於天日，乞灵於父师，决意草创《论语疏》。迄今下帏四年矣。去年三月甫脱稿，盖其中有天焉。”可见，《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是胡夤历时五年，积平生之学、毕全部精力而成的一部力作。
《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撰成后，虽胡氏三代业儒，但缘于刻资甚巨，家贫无馀，故书稿一直珍藏于家。这也是胡夤与其巨著未能成名的一个重要原因。
嗣后，《义疏》先后载于地方志。光绪年间，定海直隶厅知事史致训、邑人黄以恭等修纂《定海厅志》时，首次将胡夤诸书目列入《艺文志》。至民国时期，书目又先后于民国九年、十二年列入汤濬、王昌科、孙尔瓒纂修的民国《定海县新志》和陈训正主编的民国《定海县志》。
《义疏》初版时在民国时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清举人、浙江著名出版家张寿镛在编纂《四明丛书》时，认为胡夤的著作是晚清学者研究《论语》的上乘之作，故由张氏与清举人孙尔瓒审定，特将胡夤的《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刻印成书。由于刻资殊巨，张氏自愿与胡氏后裔各出一半。胡氏虽出一半，即也是“罗雀掘鼠，筋疲力尽，不惜也。”谓古人出书之难，孙尔瓒曾感叹道：“呜呼！此著书难，刊书亦难也。”
《义疏》新生，海内外又有再版消息。台湾出版商曾应海内外学者要求，于1988年，以丛书形式（新文丰丛书集成编），出版过印数极少的数百种清、民国古籍（影印本），其中收有胡夤的《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大衍集》。从书标价为三十余万台币。1994年，上海书店循《丛书集成续编》之例，出版过古籍丛书一百部。此编选明、清、民国时古籍三千二百余种，分类编排，加以影印。所选《丛书》，以流传稀少，学术价值较高，以及研究工作实用为标准。胡夤的《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也入选此编。台湾与上海的版本，均以民国《四明丛书》为底本。上海书店鉴于印数少，成本高，故《丛书》标价为每套九千余元。由此可见，尽管胡夤著作印数不多，却亦说明此书的学术价值非同寻常古籍。
三、名家对胡夤《义疏》的评价
对于胡夤的《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清末民初浙东诸多经学家颇多赞辞。
张寿镛（张寿镛，字咏霓，一字伯颂，别署约园，鄞县人。光绪二十九年中举人。辛亥革命后，官至财政部次长。后任教职。著名藏书家、出版家，其有藏书处，名“约园”；平生致力于浙东地方文献和乡贤遗著的收集、校刊。曾编《四明丛书》）说：“定海黄儆居先生式三著《论语后案》，既录何晏《集解》，又录朱《注》全文，更缀以己意，而取皇侃《义疏》最多。其弟子胡伯寅先生夤，本其师说，著《论语集解义疏》，阅时五岁，为卷二十，荟萃众说，不立门户，洵足津逮后学，非成一家言者比也。寿镛受而读之。儆居之《后案》简而明，先生之《义疏》详而确。师弟子传授，既徵渊源，其有不苟同者，如东发之於紫阳不让也（东发，即黄震。宋庆元府慈溪人，字东发，学者称于越先生。宋度宗时，为史馆检阅，与修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学宗程、朱，又是朱熹弟子辅广的三传弟子。其思想既来源于程朱理学，又对理学有所修正）。”又说：“伯寅先生受儆居子嫡传，於礼制更多发挥，此尤足补皇《疏》之阙也。”他还说：伯寅先生“於黄氏学多有发明”，“余既景仰先生湛深经术，不偏汉亦不偏宋，卓然有以显於世。诸所著述，洵足为后学津逮。（洵：诚然；实在。津逮：谓由津渡而到达。常用以比喻为学的门径。）”
有称“浙东经学后劲”的清举人、邑人孙尔瓒说：“海内经学大家，浙人后劲，为俞曲園（俞樾，字荫甫，号曲園。经学大师）、孙仲容（孙诒让，字仲容。同治六年举人。晚清时期最有声望的经学家）暨定海黄氏父子（黄式三、黄以周）三家。乡前辈胡止三（胡夤）先生，实出黄氏之门。”
“若夫全书之内容，余於训诂之学，涉猎而不专，此书一出，海内经学家必有评衡之者，盖游、夏不敢赞一辞云。”
（“游夏不赞一辞”，语出《史记》、《孟子》朱《注》。《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举人孙尔瓒借用这句话，是说他和海内的经学家对前辈胡夤先生高水平的著作不敢妄加评论，提不出意见。）
定海举人陈一贯题碑盛赞胡氏三代道：“经师树望，理学传家”。“图书遗万卷，著作等三坟”。
浙东经学家、象山人俞赓夔诗曰：“皓首穷经数十年，明廷试士才一贡（指胡夤以贡生终）。《四书》管窥溯渊源，《六经》蠡测相伯仲（蠡测：以瓠瓢测量海水，比喻见识短浅，看不见事物的全貌）。茆堂亦自横虎皮，滃州重睹闢鹿洞（谓胡夤讲学，犹朱子讲学於白鹿洞）。”
号称浙东“博洽经史，著作宏富，白巖而后，一人而已”的经学家陈汉章说：“何氏《集解》列在学官，皇、邢二《疏》一伪一谫（谫：浅薄），刘氏更为《正义》，潘氏别作《笺疏》，未能如《义疏》不偏不倚也”，“拜登頟（頟，音同“额”。此处，义同“额”）诵，钦仰之至。”（《宁波市志》有载。1888年举人。应浙江巡抚征选考职，名列第七。宣统元年，应京师大学堂聘，赴京任教，为求翰林官衔，至京改作学生，就读经科，始入史学门。1913年毕业，继任北京大学国文、哲学、文学系教授，兼任高等警官学校、师范大学教职，曾获三等嘉禾章。1928年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三年后以老辞归，不复出。逝于北京。先后师事俞樾、黄元同，遍读汉唐以来先儒说经订史诸书，兼治汉学考据、襟学义理，著作甚富，有《缀学堂丛稿初集》、《十三经疏中疏》、《论语征知录》、《史通补释》、《诗学发微》等百余种。多赞助故里慈善教育事业，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任象山劝学所总董，奔走城乡，劝设小学30余所等。1922年庆聘主纂《象山县志》，又应聘纂《江苏通志》方物、金石二考。）
沪上晚清进士忻江明、定海学者方若、汤诰等也多有赞语。因篇幅关系，在此不一一列举。
今海内外出版部门与学者，认为胡夤的《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学术研究价值较高，故不惜血本，先后列入《丛书》出版的范围。但遗憾的是《丛书》印数甚少，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四、《义疏》准备再版
《论语》是我国古代儒家学说的经典，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思想。数千年来，它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研究的对象，成为人们思想、道德与行为的准绳；如今又是我们现代人了解和研究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等不可或缺的教科书。而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集两汉、三国诸家之说，保留了《论语》若干古本的原貌，是《论语》最早的集注本。黄式三的《论语后案》既录何晏《集解》，又录南宋朱子之《集注》全文，更缀以己意，而取皇侃《义疏》最多。据当代学术界称，清代学者对《论语》的研究水平，已超越了前人。而代表这一最高水平的刘宝楠，在其所著《论语正义》中，有不少内容是采撷了邑人黄式三《后案》的研究成果。《后案》的成书，邑人胡夤曾为之“周为参酌”，也自然反映了胡夤的学术水平。而且，据清末民初诸多经学家所称，胡夤的《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本其师说，荟萃众说，不立门户，不偏汉亦不偏宋，於黄氏学多有发明，卓然有以显於世，非成一家言者比，洵足为后学津逮。”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作为舟山历史文献的《论语集解义疏》，是我们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的著作。
据悉，本省由政府牵头，成立了浙江儒学研究会，省长吕祖善任会长。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目前，各地都在重视研究地方历史文献，整理和出版了不少古籍。浙江海洋学院已组织班子，对黄式三、黄以周著作进行整理与研究，并准备出书。目前，海院的这一研究课题已列入国家《清史》研究规划，并由本市财政预拨了三十万研究经费。
近几年来，博物馆在民间收集了若干地方历史文献，其中有胡夤著作、厉志著作与书画作品。这些著作与作品，可谓舟山地方性的历史文化珍品。由于年久日长，这些珍品已出现破损、蠹蛀现象，若不及时抢救，将对历史文化遗产造成损失。市博物馆，作为市文化局下属的文化单位，肩负着收藏、研究与教育三大职能，它有责任和义务对这些珍品抢救。
在市文化局的关心支持下，博物馆已聘请有关研究人员进行整理、校点工作，并准备再版。整理和出版《论语集解义疏》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古籍抡救，而且是对舟山历史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开发和弘扬。开发舟山历史文化资源，既可藉优秀历史文化育导后人，又有利于扩大舟山的知名度。
本文原载于2007年《舟山文博》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