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湾乐评人对23届金曲奖的批评
2012-07-10 11:35阅读：528
这是台湾歌词研究者、乐评人胡又天对第23届台湾金曲奖的批评，发在他自己的数码杂志《流行词话》029期。
关于这次金曲奖的入围和获奖名单，请参考我的这个博文：《第23届台湾金曲奖完全名单》http://liwan-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269821752012526112149551/
谈五月天与盛名之累的问题
五月天大胜被调侃说这天变“端五节”了；我看了一些他们演唱会和得奖作品片段，感觉硬撑的成份太多──自从十二年前他们成名后，第三张开始似乎就都在硬撑着“天团”的名头，作变化、作突破，为了要有新东西而端出新东西；他们也意识到了这盛名之累，于是后来的作品主题也大都是和各种盛名、虚名挣扎，而这恰巧是一个可以持续和拥趸作交流循环，把五月天传奇续写下去的题目。这回的〈诺亚方舟〉歌词“勇敢地向过去和未来告别／告别每段血缘身分地位”也重复了这样的呼告。但告别之后要怎样呢？“学会高飞”、
“航向了无限”，开辟一个空洞的想像空间就完了，很多歌都会这样写。
他们又说，想学披头四只出十张专辑，他们现在第八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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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末世主题就还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再写个返朴归真或大地新生之类的题中应有之义，皆在粉丝期望和商业逻辑的群体心理套数之中。因此，十几年来都有许多人不以五月天为然，因为五月天的发难、挑战都是安全的，顺着社会思潮（大陆叫“随大流”）、不开罪人的，这就不是“摇滚”，而是搓汤圆就粉丝了。但他们不会破坏自己的这种格局，这种已经养活、支撑着许多团队的格局。所以，如果五月天要有真正的突破，大概得到他们做完第十张以后才有可能；在那之前，他们必定也必须要继续为“五月天”这块招牌服务，而论者也都要顾虑这块招牌。
谈谢金燕与台语歌的问题
谢金燕得台语最佳歌手可谓实至名归，2000年以来，能唱出台语韵味、芬芳的女歌手，谢金燕、黄妃以外没几人。谢金燕、黄妃连平常说话、说国语都有一种特别的“嗲”腔，但一点也不装模作样刻意讨好谁，就是很自然地让人听着舒服。
谢金燕表示：她终于证明了她也可以唱抒情，不只会唱电音舞曲。这似是在回应一种“抒情高于电音”的刻板价值观，然而，当我听到网友推荐的谢金燕2006年舞曲代表作〈YOYO姐妹〉时，我特别注意到了她的咬字：“阮要跳舞阮不爱想彼多”，
“阮”的鼻音、“想”的突出，还有之后几句韵脚及最后“歹势啦”拉腔，都恰到好处──这些细节组成了这首歌的台味，和曲意紧密结合，精、气、神俱足，听起来感觉舒爽、漂亮，放在整部闽南语歌史上，都可说是一首在唱腔、声情上做到了“继往开来”的佳作。相对的，2010年翻唱韩国舞曲的王彩桦〈保庇〉在语言上的表现就很乏味，是靠选题取胜；到现在还没两年，我已经很少再听到人谈它了（当然，靠着三太子的主题，此曲应该还会继续待在庙会的选曲名单上）。
近年许多台语歌都没有发挥到台湾闽南语的声腔特色，听起来和国语、英语歌也没多大差别，有些乐团作品甚至索性让人声、歌词退居次要，改让编曲来主导整体场合效果的营造；这也没什么不可以，但“不去做”和“不会做”是两回事，如果新一辈作者都不懂如何发挥台语声腔特色，而其实还有听众期望“纯正”的台语歌新作，那问题就大了。谢金燕就是一个在纯正的基础上求新求变的歌手，这奖拿得应该。
谈罗思容与客语歌的问题
罗思容《揽花去》得奖，拿得好。我去年底买到这张，大为惊艳，可惜一直没抽出时间好好来评它几首，但我以后写论文一定会提到的。
客语相较于国、台、粤语，有一项不知该不该算劣势的性质，就是它的词汇还在农业社会，尚未太多地现代化、都市化，还很乡土。如称姑娘叫“细妹”，以前台语、粤语都有类似的讲法，现在大都改称“小姐”了，而客语还在讲。这很土，“土”不是贬义词（现在没有人敢鄙视“土”，然而也就不去辨析“土”的积极面与消极面），如果歌曲的场景就在乡下，这种土味可以让客语歌曲极为道地；但如果要写现代的、都会的事情，创作者可能就要面对词汇太“土”的问题了。近年有一些客语歌曲往都市发展，写劳工的钟永丰、林生祥《种树》算成功；但有一些想走流行路线，也来个舞曲、情歌什么的，听起来就不很舒适。
罗思容走的是另一条路。她延续现代文学、乡土社会和客语、民谣传统的脉络，深挖妇女的心境与处境。她年过四十才开始写歌，一出手便不凡。她没有创造什么新词或新曲风，而是参考了世界各地的民谣后（她在脸书上常分享各国女歌手名作），把既有的语言与唱腔带到了前人未及的深度，可与各种当代论述、议题并列，断非抱残守缺、闭门造车之比，文学、音乐、社会价值皆高。
有人说金曲奖可取消原住民与客语奖，我大不以为然。原住民歌曲可济我们汉人遗忘了的巫性与童真，而客语相对于已趋俗滥的国、台、粤语歌所能别出的苗头，还有许多没长出来，没被看见呢。
谈武雄与〈阿爸的虱目鱼〉
〈阿爸的虱目鱼〉得最佳作词，或许可说是社会写实路线的一次胜出，但我们不要强调哪条路线比较好，我们该问的是那作品有没有达到它在乎的目的、境界、主义等等，用他的逻辑和价值观来看，而不是以你我的逻辑和价值观去评判（要这样评也可以，但那就是另一回事）。那么，〈阿爸的虱目鱼〉做得如何？我听了好几遍，觉得立意、词句与萧煌奇的演绎不错，可是就好像还差点什么。可能是旋律、编曲急了一点，也或许是因为它在表露无奈、控诉社会、呈现矛盾（儿子不愿继承辛苦的养殖业，离家出走，混得不好，但还是挂念着父亲，挂念着自己原本的小名“虱目鱼”）之外，少了一点能让悲剧升华的要素，走不出去。但这也很难强求，因为现在全台湾社会就是都“走不出去”。
本期下面也转载武雄在网誌上发表的得奖感言，及先前对此曲及
“香蕉猴子风波”的说明文。他寄语批评唱片公司“只出得起香蕉的公司，当然只请得到猴子”，没想到颁奖典礼最后五月天在台上吃香蕉庆功，让一些人误以为他骂五月天猴子或者五月天和这句话对干，而这其实是两回事。误会稍后澄清了，然而误会的原因，即许多人不方便说出来的不同地位、兴趣的人们之间的心结，以及这个产业的问题，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杂谈
何国杰以《赛德克巴莱》电影配乐获奖，是我较不认同者。看过一些懂配乐、做配乐的人士写说，这部片的音乐很多地方都放得不对，没在适合的地方放出。我则是觉得它主题曲的编曲，几乎全走到好莱坞那样流行化交响乐的路子去了，如此是把赛德克古调套进西乐的编曲范式中，而不是让西乐迁就赛德克古调，使之有所更新；其语言特色，也就淹没在了众声部之中。我很看重这主从之别。
以莉·高露三十多岁得了新人奖，说明出名也不怕晚；她歌声、唱功的确好，唱Bossa
Nova或传统歌谣都能自然熨贴，在此浊世中葆有一方净土。不过我期望的向来比音色多一些，所以不喜欢太乾净的Bossa
Nova之类。
〈那些年〉得了个最佳单曲製作人，不错。几个月前我在尖沙咀一家茶餐厅吃东西，听到对面唱片行不断反复播放〈那些年〉的副歌──不是整首歌，而是“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一段，一直重复来回洗脑，太恐怖了。可见此片在香港之红，而那家唱片行老板八成年轻时有遗憾。
7
月2日中国时报报导〈袁惟仁：金曲奖烂透〉：“袁惟仁还说‘每年都说该增列录音奖项，却没一年做到’，王治平赞同，钟成虎则说：‘一首歌品质要好，关键在录音、混音还是后制，很难判断。’袁永兴说得更妙：‘奖要颁给录音师还是电脑？’”强者我学长说：“当然是要颁给人，录音混音可重要了，许多最佳演唱可能都该颁给混音师！”DJ我同届说：“最佳国语歌手奖，入围的有：Protools／
Logic／
Nuendo”（电脑程式名）学长又说终身成就奖该颁给Autotune。我没碰过那些软体，不过他们意思很好懂。
古时候科技不发达，录音要歌手和乐队一起录，出一点错就要报销重来，所以以前歌手的唱功不能不好；现在科技发达……然而我以为，除了门槛和品质的降低，更令人悲观的是唱片公司把关的机制、评判歌曲的标准之进一步异化。
KTV已经造成主流歌曲和歌唱节目品味“K歌化”，现在修音技术的泛滥，也已经出了很多玩弄音色变化，以为新潮的东西，而远离了歌曲和语言初始的、能感人又能让人敬重的元素。这样下去，许多有天赋也有努力的歌手，就难以不被此等扭曲的制作风气给做烂了。
胡又天《流行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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