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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棠:最好的诗歌都是情诗

2016-08-06 20:22阅读:
  文/陈龙 孔德淇
  日前,诗人廖伟棠携新作《春盏》来到广州方所,与在场听众分享其对诗歌、爱情与婚姻的思考,并接受记者专访。
  “春盏”取寓春日孕毓万物的容器,内中承托的可能是酒,也可能是水、种子,可以滋长出万物。在廖伟棠看来,情诗的对象不独有爱情,还涵括了亲情、友情,甚至是对某些认可事物的执着之情。
  “最好的诗歌都是情诗。”廖伟棠说,若然没有对某个事物强烈的情感与不舍,根本不会花心血把过去的经历置换成诗的文字。

  记者:你生于广东,后来乔迁去了香港,在北京也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你是如何在诗歌中处理广东、香港、北京等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裂痕,或者是不同之处的?
  廖伟棠:我一直认为,艺术是可以超越这些界限的。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汉语诗人,置身于汉语的圈子里,而不是所谓的“香港诗人”或“台湾诗人”。有时较为讽刺的是,无论是中国诗歌年鉴,抑或台湾诗歌年鉴,总是习惯性把我的作品收录进去。因为我的很多诗集同在台湾出版,他们也把我视作台湾诗人,但我是很不在乎这样的身份的。我自觉跟杜甫、陈三立等古代诗人更为亲近,但不能据此认定我就是他朝诗人,与此道理是一致的。我向来挺藐视这种基于民族主义做出的划分。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认为有这种意识对于艺术本身是有好处的。艺术只能不断地扩大自身,而不是树立藩篱,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我不做,那个我不说。恰恰相反,我喜欢的艺术家都是把自己完全打开的。

  记者:你引用了蓝波的那句话。
  廖伟棠:对。“我不愿意成为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惠特曼对我影响也特别大。哪怕是一片树叶,他也可以写到诗里去。他的《草叶集》里即写到了码头工人、水手的生活。我认为诗歌应该是这么广博的,而不是一种洁癖式的。

廖伟棠:最好的诗歌都是情诗
廖伟棠

  记者:这本诗集把你多年创作的能够纳入情诗范畴的诗歌集结了起来?为何取名为《春盏》?似乎当中并没有出现这个词。
  廖伟棠:这个词是我生造出来的。我寄望于诗歌能够承接很多东西。这个“盏”可以是酒盏、茶盏,既可让人迷醉,也可让人清醒。前添“春”字,是希望它可以像春天一样滋生出很多东西来。在我的设想中,它表面上是情诗的集合,但“情”是广义上的,包括亲情、友情,甚至是对某些认可事物的执着之情。

  记者:你这次是跟余秀华一起出版的诗集,你如何看待这样一位新兴崛起的诗人?
  廖伟棠:我很喜欢她,曾为她写过五篇文章,加起来有一万余字。此外,她的台版诗集的序也是我所写的。我一直都不遗余力地推崇她,因为我觉得她现在得到的名声、利益都是她凭借自己的诗歌得来的,而不凭靠其他外在事物。成名以来的两年间,她的写作没有退步,没有因为外界瞩目而忘乎所以,也没有因此对诗意的要求稍加松懈。
  我最欣赏她对待苦难的从容态度,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势要战胜命运的心灵鸡汤式的阙词。她跟苦难并肩,她所面对的命运、现实跟她就像老朋友一样。这种态度太难能了,对她的诗歌创作也有极大的好处,因为一个诗人总不能始终带着怨气、悲哀去写作,而必须有各种情感在其身上作用。

  记者:你在序言中提到,你是在24岁的时候写下流传甚广的《一九二七年春》的,但后来你的一系列诗歌应该是受到了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或者欧洲诗人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尤其是你作为一名70后,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与50后、60后理应是不一样的。
  廖伟棠:诚如你所说,通过比较即可看出,70后与50后、60后不尽相同。50后生人同样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但他们的认同更多的是身份意义上的,历史上的俄罗斯也经历过与中国相近的专制年代。到了70后,他们表现更多的是艺术上的认同。当然,我们也共处于这个国家,像崔健说的,50后、60后、70后其实是同一代人。我非常认同这句话。
曼德斯塔姆、茨维塔耶娃,甚至包括更为早期的叶赛宁,都对我有所影响。那种纯粹的抒情气质,是俄罗斯诗歌和中国诗歌共同擅长的,更贴近于我,也更贴近于拥有汉语思维的人。我很欣赏曼德斯塔姆等诗人不断打磨自己的诗歌语言。他们不单是命运遭际与中国人相近,更多的也体现在语言遭际上。斯大林时代以后,俄国语言变成了一种宣传话语。文革后,我们也同样如此,我们改变语言的迫切性跟他们是一致的。在我看来,如何让古老的语言复活,如何让被粗糙的报纸语言、宣传话语糟蹋了的汉语重生,是作家的责任,也是诗人的义务。俄罗斯白银时代,曼德斯塔姆把俄语打磨得非常纯粹,似乎拥有了白银般的质地。即使他的诗歌被翻译为汉语,仍然是闪闪发亮的。

廖伟棠:最好的诗歌都是情诗

  记者:你的语言很华美,让许多读者自始至终认为你颇具才气。从中我看到了另一个影响你诗风的因素,即是中国的古典诗词。相较于余秀华这样的草根式诗人,这是非常纯正的。
  廖伟棠:15年来,我读得最多的应该就是古典诗词。古典诗词占了我家藏书的五分之一,几乎我所能买到的古代诗人的集子,我都买来拜读了。像《杜诗详注》,我前后已读过四遍。读的时候就感慨,汉语如此之美,究竟被埋没了多少。大家现在看古典诗词好比做研究,将其当做文物来看待。但实际上,这些诗词仍然是有生命力的。有时候,我会在诗歌中刻意使用一些很古的语词,像招魂一样,即是希望把古典诗词的灵魂唤醒。

  记者:你刚提到俄罗斯诗歌语言中的抒情性,确实在汉语中也极为常见。你的这部新作定性为情诗集,抒情性也非常显见,其中对于传统文学的汲取俯拾皆是,有的是在形式上做模仿,有的是语言本身跟古典诗词的简省特点相当接近。
廖伟棠:对的。最开始学习古典诗词的时候,我还做过很多将古典诗词翻译成现代诗的尝试。但我的翻译是主张把古诗词带到当代语境下的。比如我把《秋兴》八首译成《今生书》,呼应的是当下的事物。

  记者:很多诗人都会不同程度谈及古典诗词语言的现代性转化问题,也在着力解决此一问题。即便是作品较为粗糙的诗人,在诗中也会偶尔化用几句李白、杜甫的诗。
廖伟棠:你说得特别对。张枣、柏桦、钟鸣等即处理得相当出色,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是我化用古典诗词有别于同代其他诗人,我首先观照的是一个诗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如杜甫是怎样面对唐朝的,我就怎样面对现在的中国。我觉得这种态度较于形式更重要。
杜甫、陶渊明等面对这个世界时态度非常自如,这个世界进入到了他们的语言,里面交织着各种冲突、融合、握手言和。反而是有时候新时代的诗人在面对这个世界却显狼狈,甚至颇为痛苦、挣扎。我经常反思,何以古代诗人能做到如此?杜甫面对的世界一点也不比我们的简单,既然他们能做到,为什么我们却不可以?
  在诗集里,我提到了自己学习西方民谣的时候,感觉Bob Dylan和陶渊明特别像。这两个人并不跟这个世界保持某种紧张的关系,而是一看到这个世界就开始歌唱,开始说话。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一点。

廖伟棠:最好的诗歌都是情诗
廖伟棠新作《春盏》

  记者:看过你很多诗歌,我觉得你很本能地做了一些中西方的对比,比如你在写弗朗明哥的时候联想到了公孙大娘,还写到某个歌手的唱腔让你联想到了秦腔。
廖伟棠:其实是真的非常像,我才会产生这样的联想。首先是有了对秦腔的联想,然后才渐而回想起小时候看过的杜甫笔下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于是我开始尝试把杜甫、洛尔迦还有我自己,三个人的命运并列进去,纠合在二十行的诗句里。命运是弗朗明哥歌剧很重要的题旨,剧中经常写到那种突然袭来的命数。洛尔迦的很多诗歌也是写这个题材的。

  记者:在《春盏》里,你写到了很多感情,其中最明显、最纯正的情诗,当数你写给妻子曹疏影的。从两人缔结恋人关系开始,一直到结婚以后,你持续写了很多年。而且这些诗歌都有一个副标题——“给疏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写作过程?
廖伟棠:结了婚,生了孩子以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做命运共同体。从此,两个人的命运就捆绑在了一起。很多时候,她就是我,我就是她,共荣共辱。跟恋爱时期真的还不一样,但不一定就比恋爱差。
我挺反感“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种说法的。其实结婚过后对双方的要求更高,我特别喜欢里尔克对爱情下的一个定义,他说爱情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一见钟情就了事的事情。面对婚姻中另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面对着你自己。我觉得婚姻就是一场特别长的长途旅行,里面种种复杂的感受,当你用诗歌去表达的时候,真的不是一开始的那种爱情,已经不再那么简单了。

  记者:在艺术上,你跟曹疏影有一些互相汲取、互相促进的地方吗?
  廖伟棠:有很多。仔细读的人都能读出来,我们俩的诗歌风格很不相同,但很有意思的是,我们都是彼此的第一读者,却都不会尝试去影响对方。这一点我希望能够保持下去。
  
  记者:你这个结果与余秀华的是完全相反的。她做出离婚的举动,是因为她多年以前就有离婚的想法,只是受限于她自身特殊的生理条件。在她看来,未来的婚姻就是无望的,她也不指望有人能跟她再结婚。
  廖伟棠:很多诗人的婚姻最终都会走向破裂,我觉得我们能够这么长久地相处,可能是因为较早时候我们便达成一种共识:我们彼此对对方的感情都不要太过管束。比如,我有写情诗给别人,她也不会怎么样。

廖伟棠:最好的诗歌都是情诗

  记者:这种宽容度该是艺术家应有的。
  廖伟棠:但恰恰相反,中国的艺术家的妒意都比较重。

  记者:是的。我记得前几天看过阿乙的一篇小说,里面提到有一个作家他认为自己写得很好,他的潜意识里就希望得到妻子的赞美。但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小说家,能够写出比他更好的作品,他就怒火中烧。我觉得这就很典型。
  廖伟棠:我好像也有看到过,但这显然是虚构的。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认知:你爱一个人,还要去给她设限制,是没有意义的。人生既已如此短暂,何必处处设限?
  作为诗人,我们都想尽可能地体验人生,所以都会选择四处游走。她去意大利读书什么的,我也不会做任何干预。我高兴了,便去看她。她什么时候觉得该回来了就回来。这些事情都是很自然而然的。通过这些事件,我们的个人世界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丰富。当我们处在一起时,两个世界相加起来就更加广阔了。

  记者:某首诗中你也透露过,有人问你,是不是孩子出生以后你写得更温柔了一点。
  廖伟棠:那首诗写的是真事。我在大学里教写作,有一个学生是我的读者,他喜欢我以前写的作品,说我现在写的诗怎么那么温柔,然后我就写了那首诗回应他。
我觉得孩子是改变我最多的人,比我的妻子、我爱过的人还要多。无论从现实中,还是性格、心性上,他都让我跟这个世界更融合无间了。

  记者:有些诗歌不光写他,有的甚至是把他融入到了诗歌里面。
  廖伟棠:我以前面对世界和未来蛮颓废的,认为世界毁灭就毁灭吧,没有多大关系。但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觉得世界还是不要过快毁灭为好,让他多看看这个世界,说不定他们那一代可以改变它。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对世界是没什么救的了,不过是在尽一点绵力而已,真正的希望还是在他们那一代。
  从那以后,我对生死的问题思考更多了。有时候,我会想象,假如我死了以后,儿子想起我会怎么样;有的时候他问起我,我们死了会不会再相见。这些问题我都写到诗里去了。有了孩子以后,我觉得不只是为了自己活着,所以会更加珍惜生命。

廖伟棠:最好的诗歌都是情诗

  记者:除了你刚才说到的对古典诗词的吸收、致敬或者招魂,你的诗歌中还有一些类似歌谣的成分,有国外的,也有中国的,还包括一些西藏的。这种偏于民间和原始的语言表达方式,跟现在这种,尤其是90年代以来人们诗歌当中的现代性追求有没有矛盾?你没有想过走向更现代性的表达方式吗?
廖伟棠:其实我在使用歌谣的时候,业已把它们融进现代性里了。并且我认为,歌谣不一定就是简单的。像从前阅读《古诗源》《古宴曲》,会发现里面的隐喻、象征非常复杂。包括读《诗经》,会觉得它直击人心,自己一下子就被它击中。但要是让我尝试说出为什么被它击中,我就会发现自己无从解释,不是因为它简单,而是因它太深沉了,它的逻辑埋得太深了。
我被他们迷住以后就会想创作这样的诗。就像我被仓央嘉措迷住以后,我追问为什么仓央嘉措能够成为一位流行诗人,却又能够让我这样一个有着那么丰富阅读经验、写作经验的人也如此迷恋他呢?当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内核?后来我索性自己从英文版翻译了他的诗歌。在此期间,我去了三趟西藏,并且都是去到南面最边境的地方,即是为了了解他这样写作的原因。《春盏》里面有两组诗与他有关,尤其是第一组诗,是受了他的影响才去写的。

  记者:可否说在你的写作中,任何跟现代性、现代表达有关的诗歌,你都会还原到它原初的一种状态?
  廖伟棠:我觉得这是我内心的一种需要,血液里的一种需索,并不用刻意去这样做。比如说,若要问我跟口语派诗人更为亲近,还是与杜甫、姜夔更为亲近,我肯定认为是后者。在我看来,杜甫、姜夔才是我的同代人。

  记者:你说的这种发自血液里的对于古典诗词的自觉以及你所想追求的诗歌的美学风格从何而来?是不是小时候受到过传统文化的熏陶?
  廖伟棠:前天我刚回了一趟新兴县,在路上即兴写了一首诗。我觉得岭南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岭南的味道真的难以道明。我写了很多文章、很多诗去言说岭南那种世外感,似乎远离中心,但又确然保全着很多传统、温润的东西;又比如它的气候让人觉得很自适。我觉得这是真正有根所在的地方,且这种风土一度滋养着我。我庆幸自己十岁以前都生活于粤西的农村,我觉得这是我一辈子的财富,决定了我跟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的人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与北方生活的人不同,我会很珍视那些微小的物件,不去做高蹈的想象。
  其实很多诗人和艺术家是不屑于或者很反感这个尘世的,想象着会有乌托邦的存在。但相反,我是一个很认可尘世的诗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想象这个乌托邦,在滚滚红尘中就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当然也有着很多悲哀至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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