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日记本扉页的一句话：从今天开始的生活，会怎样？
我的青春谁做主？
十六、七岁开始的原始记录，四年大学记了160余万字，除了个别错别字，一字未改，堪称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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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日记本扉页的一句话：从今天开始的生活，会怎样？
我的青春谁做主？
十六、七岁开始的原始记录，四年大学记了160余万字，除了个别错别字，一字未改，堪称原汁原味。
1981年3月12日（星期四）
中午放学时，我和白杨疾步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个干瘦的老头，上穿黑色布衣裳，下穿灰色裤子，右手提着乱七八糟的行李卷，左手拄着拐棍叫住了我们。他说：“大姐，我从XX地方来，钱和粮票都丢了，没钱买车票回去，请你们给我一点钱，我好买车票回去。”
听完他的话，我俩和气地对他说：“我们都是学生，哪有钱呀？”
我很想助这老头一臂之力，可惜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俩只好继续往家赶。但愿这可怜的老头能遇见好心人，帮他凑够回家的路费，让他阖家团圆吧！
1981年3月13日（星期五）
一个白头翁，身子蜷缩着。靠在马路边的墙上蹲着，眼睛半睁不开的，一只手放在衣袋里，另一只手端着一个瓷碗，碗里有些钱和粮票。每当行人走过时，他就用可怜巴巴的声音说：“行行好吧！”
又是一个乞丐！我惊叹了。最近这些乞丐在广州街头屡见不鲜，他们之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有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还有儿童。这些人也许都是从外省来的，或是家乡遭受自然灾害或遇到不幸，他们流落在异乡的街头，晚上睡在马路上，靠别人的私舍过日子……
看到这些惨象，我想了很多，但怎么也想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竟然会和乞丐联系在一起，这话说得过去吗？每当我看到这些人，有时我会掏出自己仅有的几分零钱，轻轻放在他（她）手里，他们总是千谢万谢，可我就像躲避我的仇人似的快步离开，心里却在祈求他们的原谅：“原谅我没有更多的钱支援你们。”有时我会悄悄从他们身边溜过，不愿意看到这惨状，不愿意让自己头脑打上这烙印，更不愿意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
这些乞丐在中国的出现，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真正做到人人有饭吃，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沦为乞丐？也许这是个别现象？
……等我学成之后，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到四化建设中去，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
（笔者今注：如今街边还有乞丐，只是很多都是假乞丐）
1981年3月14日（星期六）
深夜11点了，我躺在床上，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狂风呼啸，大树发出可怕的吼声，前面一栋新建的六层楼，因为门和窗没关好，被台风一刮，响起劈劈啦啦的关门声，吵得人不得安宁。
现在的天气真怪，白天热得要命，我都穿上了夏装，可夜间台风却降临了，北风呼呼。吹得蚊帐飘飘忽忽，躺在被窝里也有些凉意。我就在风雨交加时进入梦乡。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第二天早晨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花园看看我心爱的含笑花。昨夜的一场狂风暴雨，它落下了多少呢？只见种含笑花的土地上，洒落了许多白白的花瓣。我心疼极了。这些芳香扑鼻的含笑花，被昨夜的风雨折磨，已失去了她特有的香味。无可奈何回到房里，心里还时时为那些花儿可惜。
1981年3月17日（星期二）
今天轮到我和金露做值日。
金露是个比我大两岁的回族姑娘，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鼻子微微翘起，一张口就是流利标准的普通话。
今天这黑板真够难擦，英语老师在这块长长的黑板上写满了英文，一点空隙也没留，害得我擦了足足七八分钟，手都累了。
擦完黑板后，我才拿起扫把艰难地扫地。今天这地板也够难扫，几天都没人值日，地上灰尘很大，纸屑到处都是，况且还有些懒同学不知是忘记还是故意不把凳子反扣在桌上。
我急于回家，便对金露说：“谁不起凳子我们就不扫他（她）的座位！”
“那怎么行呢？”金露说出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
听她这么说，我也只好打扫了。
我俩争着去倒垃圾。她说：“还是我去倒把，你家远，你先走吧。”
我说：“反正都这么晚了，早走晚走都一样，再说上次是你倒垃圾，这次再这样，我怎么过意的去？”
她听了我的话，拿着垃圾还是不肯放手，最后我只好松了手，又让她去倒垃圾了。但我还是不舍得一个人先走，于是拿着她的书包到楼下等她。
一次值日，看出一个人的风格，她不但人长得好，心也是美的。
1981年3月23日（星期一）
下午去图书馆借书，并续借现代汉语。本来按照借书手续，应该把要续借的书带回去才能办理手续，可是我今天忘了把现代汉语带回去，那位好心的图书管理员也给我办了手续。相反上个星期六我去续借时一位老的管理员原则性很强，一定要按制度办事，没带书回来就不能续借，还指了指墙上贴着的白纸黑字的“借书手续”给我看，我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对前一位管理员，我真诚感谢她，因为她这样做方便了同学；对于后者，我对她的精神表示赞赏，但对她这种不顾特殊情况，一律按条条框框办事表示不满。政策也应该有灵活度嘛！
中午放学时，我和白杨疾步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个干瘦的老头，上穿黑色布衣裳，下穿灰色裤子，右手提着乱七八糟的行李卷，左手拄着拐棍叫住了我们。他说：“大姐，我从XX地方来，钱和粮票都丢了，没钱买车票回去，请你们给我一点钱，我好买车票回去。”
听完他的话，我俩和气地对他说：“我们都是学生，哪有钱呀？”
我很想助这老头一臂之力，可惜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俩只好继续往家赶。但愿这可怜的老头能遇见好心人，帮他凑够回家的路费，让他阖家团圆吧！
1981年3月13日（星期五）
一个白头翁，身子蜷缩着。靠在马路边的墙上蹲着，眼睛半睁不开的，一只手放在衣袋里，另一只手端着一个瓷碗，碗里有些钱和粮票。每当行人走过时，他就用可怜巴巴的声音说：“行行好吧！”
又是一个乞丐！我惊叹了。最近这些乞丐在广州街头屡见不鲜，他们之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有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还有儿童。这些人也许都是从外省来的，或是家乡遭受自然灾害或遇到不幸，他们流落在异乡的街头，晚上睡在马路上，靠别人的私舍过日子……
看到这些惨象，我想了很多，但怎么也想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竟然会和乞丐联系在一起，这话说得过去吗？每当我看到这些人，有时我会掏出自己仅有的几分零钱，轻轻放在他（她）手里，他们总是千谢万谢，可我就像躲避我的仇人似的快步离开，心里却在祈求他们的原谅：“原谅我没有更多的钱支援你们。”有时我会悄悄从他们身边溜过，不愿意看到这惨状，不愿意让自己头脑打上这烙印，更不愿意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
这些乞丐在中国的出现，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真正做到人人有饭吃，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沦为乞丐？也许这是个别现象？
……等我学成之后，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到四化建设中去，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
（笔者今注：如今街边还有乞丐，只是很多都是假乞丐）
1981年3月14日（星期六）
深夜11点了，我躺在床上，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狂风呼啸，大树发出可怕的吼声，前面一栋新建的六层楼，因为门和窗没关好，被台风一刮，响起劈劈啦啦的关门声，吵得人不得安宁。
现在的天气真怪，白天热得要命，我都穿上了夏装，可夜间台风却降临了，北风呼呼。吹得蚊帐飘飘忽忽，躺在被窝里也有些凉意。我就在风雨交加时进入梦乡。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第二天早晨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花园看看我心爱的含笑花。昨夜的一场狂风暴雨，它落下了多少呢？只见种含笑花的土地上，洒落了许多白白的花瓣。我心疼极了。这些芳香扑鼻的含笑花，被昨夜的风雨折磨，已失去了她特有的香味。无可奈何回到房里，心里还时时为那些花儿可惜。
1981年3月17日（星期二）
今天轮到我和金露做值日。
金露是个比我大两岁的回族姑娘，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鼻子微微翘起，一张口就是流利标准的普通话。
今天这黑板真够难擦，英语老师在这块长长的黑板上写满了英文，一点空隙也没留，害得我擦了足足七八分钟，手都累了。
擦完黑板后，我才拿起扫把艰难地扫地。今天这地板也够难扫，几天都没人值日，地上灰尘很大，纸屑到处都是，况且还有些懒同学不知是忘记还是故意不把凳子反扣在桌上。
我急于回家，便对金露说：“谁不起凳子我们就不扫他（她）的座位！”
“那怎么行呢？”金露说出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
听她这么说，我也只好打扫了。
我俩争着去倒垃圾。她说：“还是我去倒把，你家远，你先走吧。”
我说：“反正都这么晚了，早走晚走都一样，再说上次是你倒垃圾，这次再这样，我怎么过意的去？”
她听了我的话，拿着垃圾还是不肯放手，最后我只好松了手，又让她去倒垃圾了。但我还是不舍得一个人先走，于是拿着她的书包到楼下等她。
一次值日，看出一个人的风格，她不但人长得好，心也是美的。
1981年3月23日（星期一）
下午去图书馆借书，并续借现代汉语。本来按照借书手续，应该把要续借的书带回去才能办理手续，可是我今天忘了把现代汉语带回去，那位好心的图书管理员也给我办了手续。相反上个星期六我去续借时一位老的管理员原则性很强，一定要按制度办事，没带书回来就不能续借，还指了指墙上贴着的白纸黑字的“借书手续”给我看，我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对前一位管理员，我真诚感谢她，因为她这样做方便了同学；对于后者，我对她的精神表示赞赏，但对她这种不顾特殊情况，一律按条条框框办事表示不满。政策也应该有灵活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