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屹立而起的一代大师
2010-07-01 07:1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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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令人瞩目的时代，它不仅有让后人为之陶醉为之疯狂的无法再现的辉煌的诗歌艺术，产生了许多在人格和精神上散发出巨大魅力的大诗人，而且唐代的文学家们在散文文体的开拓和繁荣方面也做出了足以让后人感恩的巨大贡献。而在这许多非凡的文学家中，韩愈无疑是其中极具独特魅力的个中翘楚之一。由于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卓越贡献，后人们将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并盛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语）”
散文体的发展和成熟经历了很长时间，至中唐时期，形成了散体文创作的一个高峰。众所周知，文章虽有异代之分，但其因革推移，都有渐进变迁之迹。所以中唐散体文创作高峰的形成是建立在此前散体文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是有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先秦两汉以上，文无骈散之分，语句对偶、音调谐美的文句发端于先秦，讲究骈四骊六的骈文在魏晋时期形成，至南北朝时期大行其道，隋唐初期，骈文的余风尚炽，但是其末流已经露出了衰落之象，内容空乏，徒具美丽的躯壳。先于韩愈，早在西魏的苏绰以及隋朝的李谔就提出了文体复古的主张，并希图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干预，但都没有实际影响。唐初三四十年的文风仍延续江左之风，但在一些总结历史、议论时政的文章中，已经少有浮词赘典了。其时的许多名臣的奏疏，多杂散语单句，一扫浮华，显示了文风转变的契机。后来陈子昂的出现，在唐朝前期文风的转变上起了关键作用。总之，在唐代
前期虽然经过一些诗人的提倡，初唐重形式、美辞藻的文风稍有改观，但并没有形成潮流。到了天宝中期之后，文章由骈而散已成不可阻挡势在必行，出现了“文字多尚古学”的汹涌之势，一些独立先行之士如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萧、萧颖士等的写作，都现出了足以与骈体文一争高下的实力，但这种实力仅仅表现在个体的作家身上，并没有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文风。
清人赵翼说“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两汉之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廿二史札记》卷二O），指出了那些独立先行之士对散体文开拓的有限性，在这些先行之士看来，六朝以来的文章无甚可观，否定了一切文学性作品，他们都有“泥古”、因袭的痼疾，虽然写出了若干优秀的散文作品
，但缺乏艺术上的独创性，因是对先秦两汉文体文风的模仿，语言和表现方法便显得陈旧，生气不足而因袭有余。此外，知识结构的单一，也极大的拘囿了他们的视野，使得他们不能在广阔的天地中驰骋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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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呼唤新文体文风思潮出现的历史时机，博学兼能的韩愈出现在了中唐的文坛之上，并理所当然的肩起了开创一代文风的历史重任。韩愈出现在中唐文坛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对于经历了安史之乱的中唐的士人们来讲，普遍都有思怀前唐繁华的情结，他们在心中呼唤明主的出现来带领他们走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旧梦。譬如，诗圣杜甫在《忆昔》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种对前唐的思慕，不仅是对物质繁荣的向往，更是一种对精神寄托地的神往。“安史之乱”在中唐士人的心中都普遍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士人们从迷蒙中醒过来，燃起了政治中兴的炽热愿望，而对应于思想界，他们则呼唤儒学思潮的复兴。他们认为正是儒学道德伦理思想的缺失才导致了他们战乱的噩梦。无可置疑，这种呼唤儒学复兴的思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唐文坛呼之欲出的文体文风变革的风潮。浮词赘典、内容空虚贫乏的骈文末流，成为儒学复兴“明道载道”的桎梏，而不时一出的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散体文，无疑为沉闷乏味的中唐文风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置身于复兴儒学思潮的韩愈便有了一种无法逃避的责任感，也注定了“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的他，会以复兴儒学为己任。
“文以明道”是韩愈提出的最著名的古文理论，此论近则承接上述先驱人物，而遥接一千多年前《诗·序》提出的“诗言志”。韩愈在散体文的创作上有着众多的开拓，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于勇于创新，敢于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散文美学规范。韩愈著文不拘一格，常有异于常人之作。他在文学观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了杂文学的发展途径，但在创作实践上却颇重辞采、语言和技巧，突破一切文体的界限和陈规旧制，把大部分应用文写成了艺术性很强的文学散文。一方面，韩愈很重视辞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充分的肯定了散文的语言美，并说自己是“志在古道，又好其辞”。另一方面，他既反对“绣绘雕琢”、“类乎俳优者之词”的骈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骈文的优长，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这便突破了唐代其他古文家“经术之外，略不婴心”的偏见，没有把古文引向“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或“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的死胡同。韩愈主张“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他声称自己文章“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这虽然有夸大之嫌，但也说明了韩愈注重语言的创新和个性。韩愈的散文语言准确、生动、凝练、独创、时而运用或长或短的连锁句造成一气直下的浑厚气势，时而兼收前人语言和时下词语，熔铸成精警独到、别具一格的新词。韩愈的语言成就，正在于他善于熔裁古语、吸收当代口语而自铸新词。譬如，蝇营狗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平则鸣、落井下石、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等等。正如黄庭坚所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此外，韩愈极为注重散体文创作技巧的探究，韩愈善于运用变化多端的构思方法组织文章，善于运用比喻、排比、细节描写来丰富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譬如在《杂说》中作者托物喻意，借说马以讽喻，寄意深远，不仅抒发了个人的不得志之不平，也为千古怀才不遇杰出人物鸣了不平。而在《张中丞传后叙》中，韩愈不作人物生平事迹的平铺直叙、而是抓住了历史人物一生的闪光点，只几笔便将人物的风采勾勒无遗。通过南霁云慷慨陈词、抽刀断指以及众人皆惊的细节描写，表现出了南霁云忠贞刚烈、嫉恶如仇的个性。人物闪光点的发掘，代替面面俱到的平铺直叙，这是文学表现手法的一大进步，这样的写法更能有效的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至于排比手法的运用，在韩文中更是多见。郭锡良在《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一文中指出：“无疑，排比是韩文最基本的修辞手法，几乎每一篇韩文都有排比的句子。《原道》抽去了排比的句子就不成为《原道》，《论佛骨表》抽去了排比的句子就不成为《论佛骨表》，韩文去掉了排比的句子，也就不成为韩文。”大量运用排比铺陈的手法，把一连串相关的事物和道理放在一起论说，有助于造成滔滔不绝的文势，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譬如《原道》中共出现了四个“之谓”，八个“其”字，四个“以之”，四个“以是”，六个“传之”，且都是用顶真句连贯而下。又如《后廿九日复上书》中叙周公礼遇贤才，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后，连用九个“皆已”排比铺陈周公举贤任能，政绩卓然，后一段又连用“岂尽”排比问句，以指斥当今宰相的不用贤不得政，有不可阻挡之势。
韩愈在散体文创作上的第二个主要开拓方面，即是他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韩愈将人品和文品紧密结合，提出了“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也。”韩愈的散文大多饱含政治激情，大大强化了源于现实生活的情感力度，产生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这不仅指《祭十二郎文》这样感情真挚的抒情散文类作品，而且体现在大量抒发“不平”之鸣的散文中。读韩愈的散文，总会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情感浪潮。有学者认为，韩愈的散文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关键一点，就在韩文中饱含的浓郁情感。“文以载道”是韩愈的最著名的主张，所以要想使文章做到“载道”，又能饱含真情实感，就就必须平衡“文道”与“抒情”之间的关系，而韩愈恰好完美的处理了两者的关系。在散文中他既要反映现实内容和自己的思想主张即“文道”，又有真挚的情感抒发和个性特征，从而形成了韩愈散文“气盛言宜”的特色。韩愈主张继承荀卿、杨雄、刘勰以来原道、宗经、征圣的传统观念，认为“道”是目的，“文”是手段，主张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古道载于古人之文，所以他提出学习先秦两汉古文的主张，严格规定“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的学习标准，并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实质其实是复兴儒学运动，所以在韩愈的文章中常常可以看见他阐释的“儒道”。在韩愈眼中，“父子有情、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最基本的儒道经义。所以后人在韩愈的诗文中便能常常感受到一个令人心旌摇曳的鲜活灵魂和一颗情真意挚的红心。读韩愈的散文，这种感觉便越发强烈。在《论佛骨表》中他犯颜直谏，极力主张宪宗“辟佛”，说“佛骨”是“朽秽之物”，应该“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诀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并无畏的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这些话字字真诚字字泣血，不由得让人想起屈子之“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和真诚。而在读《祭十二郎文》时，那种迎面而上的悲伤哀痛之感几乎令人不忍就读，可谓是痛彻心怀，于是后人便说此文“祭文中千年绝调”。在《张中丞传后叙》中，韩愈以饱满的热情、明确的态度、崇敬的心情肯定和赞扬了四十多年前抗击安史叛军的张巡、许远、南霁云等爱国英雄，更加以满腔的义愤痛斥了那些制造流言飞语的奸邪小人和弃城图存、见死不救的无耻之徒。我们又似乎看到了一个拍案而起怒发冲冠的韩愈形象。韩愈的的情感之所以浓郁真诚感人至深，全在于他往往不平则鸣，主张“缘事而发”，而从不作无病呻吟，不“为文造情”。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明确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抚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这不平要来自对人生、对社会现实的感触，正因为心中郁积着种种感触和思绪，涌动着不吐不快的欲望，故而发为文章，情辞激烈，如火山爆发、喷薄而出、不可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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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之所以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不仅在于上述两方面的大力开拓，还在于他的散文涵盖了散文创作的各种文体，而且每一种文体的创作都有创造性。他打破了传统文体写作的通常规则，不拘一格，大胆创新，使得他的散文风格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为后世留下了散文创作的光辉典范，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韩愈一生留下了320多篇散文，包含了古代的论、记、解、对、书、启、表、序、碑志、祭文、哀辞、行状等各种文体，涵盖了当今记叙文和议论文的各种写作样式。
韩愈的论说文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这是韩愈思想的重点，纵观韩愈一生，都是一个复兴儒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努力践行者。而他主张的“文以载道”，大抵上都是讲求“儒道”的。此类文章，比较著名的便是所谓的“三原”，即是《原道》、《原形》、《原人》等。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做不平之鸣，而且不少篇章还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譬如著名的《论佛骨表》中，即使是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他也敢于犯颜直谏，说出了许多在当时看来“不合时宜”的话来。唐宪宗是一个极为笃信佛家的皇帝，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了“迎佛骨”事件，可是韩愈却上书说“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诀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韩愈之所以敢说出这番“逆龙鳞”的话来，是因为在他看来增加的僧侣和道士阶层打破了原来的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之间原有的平衡，使得农民破产和社会动乱，况且不堵住佛老的“私言”，儒家的“公言”就不能实行。虽然韩愈的分析在后人看来是颇有一番道理的，但是韩愈还是因此遭到了皇帝的贬谪。韩愈的论说文（论、表、解、对等），说理透彻、理足气盛，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韩文感情的抒发都是从充分说理的基础上自然流出的，所以常具有让人无法辩解的力量。除了《论佛骨表》外，《原毁》、《讳辩》、《争臣论》，都是反映时代精神、抒发愤慨不平、对社会现实深刻批评的佳作，大气磅礴、笔力雄健、跌宕起伏、感情激烈是其共同特征。譬如，《讳辩》是为李贺父子鸣不平的文字。针对当时社会舆论认为李贺必须避父名之讳、不得参加进士考试一事，韩愈以极大的义愤尖锐的指出：“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可谓痛快淋漓、辛辣无比，有力的抨击和嘲笑了“避讳”的不合情理和提倡“避讳”者的可笑可恶。
韩愈的书序类（书信、赠序）文章，无论言事和说理，都能做到开门见山，抓住要害，且言简意赅、形式多样，表现出了韩愈在散体文上非凡的创造性。书信体文章中，最著名的是《三上宰相书》。韩愈通过了礼部进士科的考试，可是没有通过吏部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所以不能由朝廷授给官职，只好自己四处奔波，求得权贵的赏识和提携。韩愈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所以他便上书当朝宰相希望能够得到赏识。可是他上了三道书均未得到回复。在第一封信中，韩愈表达了自己的遭遇。未果，之后韩愈写了第二封信表达自己对宰相不能及时回复信函的不满，他在信中开门见山以蹈水火者自比，“蹈水火者求免于人”，“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乎于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如果可救而不救，韩愈便问道：“阁下且以为仁人乎哉？”在这一比喻中，韩愈以“蹈水火者”自喻，则用见死不救者喻指宰相。指斥宰相是一个不仁不义之人。而在第三封信中，韩愈更是难掩心中不平之气，他道古论今，用周公勤政爱民礼贤下士的历史事实，与当今宰相上书不复求见不得的恶劣作风做比较，指责当今宰相没有广纳贤才的胸怀和气度，表达了自己对自己遭遇的极度愤慨和对统治者极大的失望。对于自己一而再再而三上书的原因，韩愈做了说明，他说，古代诸侯并立，“与鲁不可，则去之齐；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而“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从这些话中，读者可以相见韩愈心中的那种报国无门的无奈是何等的深切。
韩愈的赠序长于说理，言简意赅，形式多样，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他总能在娓娓道来时，三言两语就直达事理，而且论述确凿，见解独到，发人深省。譬如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对高闲书法的评论，可谓鞭辟入里。《送李原归盘谷序》用“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传神的描摹出奔走权贵者的复杂心态，《送石处士序》用“若河决下流而东诸，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来形容文士之机敏善辩。《送董邵南序》历来被人激赏，起首一句“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劈空而来，一股郁勃豪侠之气迎面而来。而被誉为“千年祭文绝调”的《祭十二郎文》，则围绕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尽情抒写作者对亡侄的伤痛，缠绵悱恻，凄切无比。
除了上述文体和特点之外，韩愈在传记、碑志等文体方面做出了许多为后人敬仰的开拓性创作。韩愈的史传文写的十分大气，具有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气势，对复杂的事件能够从容的观察，潜心的研究体验。而其在行文时时疏时密，时急时缓，疏密相间，张弛有度，显示出“史诗”的气魄。其传记文《张中丞传后叙》记述了张巡、许阳、南霁云死守睢阳抗击安史叛军的旧事。其中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的一段感人至深：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馀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南霁云求援不得，只好返回被困已久的睢阳城。后来，“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时至今日，一代武侠文学宗师梁羽生有感于韩愈所著《张中丞传后叙》，难掩心中激荡豪情，遂写下了《大唐豪侠传》，将张巡、许阳、南霁云死守睢阳城的故事用传奇是手法重塑了一遍。韩愈为张巡等作传，不流俗大写人物的生平事迹，只是抓住了人物一生中的闪光点，略略几笔便将张巡忠心爱国、南霁云慷慨赴难的形象勾勒的传神，让人不由得想起司马迁笔下的豪侠形象：“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毛颖传》是韩愈散文中极为奇特的一篇，韩愈通过为毛笔作传，以戏谑滑稽的形式来讽刺了现实，可以说是“洸洋自恣，后人无从学步”。而《石鼎联句诗序》更是以传奇家的笔墨，将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候喜联诗的情景给予了戏剧化的表现。
最后要谈的是韩愈的碑志。韩愈的墓志铭等记述类文章，叙事详略得当，中心线索清楚，写作角度往往出人意表，经常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只寥寥几笔，便可将人物的神韵及事件描写出来。如果，将他的碑志文章连读，让人仿佛置身于一组组生动形象的人物画廊。碑志早在汉代已开始流行，其特点是在不太长的篇幅内历述传主的德行、事迹，且多为裕美之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空洞呆板的格套，韩愈著作碑志则往往打破常规，不拘一格，手法往往别出手眼，或正写，或反写，或赞美，或讽刺，看似无意实则有心，传主人生要害处都点化的恰到好处且丰富多彩。韩愈的碑志尤其注重细节描写，借一二琐事，即将传主的性格、心态巧妙的展现出来，使之成为一篇篇生动的人物传记，从而打破了传统碑志死气沉沉的局面。譬如《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开篇即云：“有女奴报婴儿来，致其主夫人之语曰：‘妾，张园之妻也……’”，又如《考功员外卢君墓铭》起首便写道：“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字伏一世，……”，传统的墓志铭一般写法是，先写墓主姓名、籍贯、官职，再写生平事迹。可韩愈写作墓志铭完全打破传统，出人意表之外。再譬如《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开宗明义先写李误食方士丹砂而致死，然后笔锋一转，不写墓主，反而大写特写当时许多有名位的官员，都是因为误食丹砂而致死。最后对墓主的评论则变成了作者对误食丹砂事件的议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奇的写法，一篇墓志铭俨然成了一篇讨伐愚昧者误食丹砂的檄文。全文不见对墓主的赞誉之词，充满了火药味，也可以看成是韩愈的“不平之鸣”。
对于韩愈在碑志写作上的成就，后人多有评论。比如明人吴讷说墓志铭文“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文章辨体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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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中说“散文在纯文学中的地位崇高，其功当首推韩愈。”这是为历代学者所共识的。韩愈在散体文的开拓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纵观韩愈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韩愈巨大成就的取得是其自身潜心探究前人成果和努力实践的结果。韩愈善于兼收并蓄，正如其在《答候继书》中所说，“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正是因为他的知识视野开阔，大大超越了时人和他的前辈古文家，也正是因为韩愈具有一种“食古”而不“泥古”，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引领“古文运动”的历史重担才会降落在他的身上。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韩愈努力践行自己提倡的“文以载道”“气盛言宜”的主张，“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礊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韩愈《答候继书》），博集众家之长，才能创立一种与上古文判然有别的新的散文规范和秩序。
